這次疫情，讓很多年輕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職場下一步。
可能的裁員，泡湯的年終獎，不太明朗的求職形勢和疫情下復工的危險，是每個職場人或多或少要面臨的處境。
穩定還是高薪，健康還是金錢，工作的意義感，所處的生命階段，這些驅使我們做出職業選擇的因素，被重新擺在了檯面上博弈，每個人的選擇不盡相同。
文 | 席拉
運營 | 山山
被打亂的辭職計劃
李司棋原本打算年後向老闆提辭職。
這之前，她已經在重慶一傢俬企做了四年的工程造價師，負責計算工程的建造成本。和數字打交道的工作勞神費力，對著電腦一坐就是一天，全身神經都是痛的。撐到深夜十一二點下班，腦子一片混沌，步行十五分鐘的路，她也寧願打的，回到小區好幾次都被鎖在門外，還得叫醒熟睡的保安開門。這不是一個25歲姑娘想要的生活，她決心做到年底就走。
春節過後，疫情越發嚴峻。公司的復工時間從2月3號改成10號，10號前一天晚上又臨時通知在家辦公，李司棋的辭職計劃也被打亂了，“發微信或郵件都不夠鄭重，離職手續也要到公司才能辦理。”
更讓她沒想到的是，直屬上司在開工前幾天就打電話催她規劃今年的工作。一開始李司棋還順從地敷衍過去，直到又一通電話打來，叫她接手一個項目。
她一聽就很惱火，心裡嘟囔：明明還在放假，你給我分項目，萬一我不做了呢？索性一句“我沒空”拋過去，上司問，“那你在家都做什麼？”她答了一句：“我不做了。”上司掛斷了電話。“應該是被我氣到了，”李司棋後來回憶，“但我就是想走了，不想接項目。”
疫情當頭，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李司棋這麼灑脫。智聯招聘2月2日發佈的調研顯示，64%的求職者因為這次疫情調整了換工作的計劃，還有34%的求職者處於觀望狀態，走一步看一步。
陳言就是其中一個。今年剛滿22歲的她是廣州一家少兒美術機構的課程顧問。實體教育行業在這次疫情中大受打擊，為了維護客源，她所在的公司2月3號就在微信群裡動員，全體教師疫情期間免費給學生上輔導課，業績第一的校區或員工有獎金——據說由校長級別的領導們自掏腰包。
“你能想象隔著屏幕教幼兒園的孩子畫畫有多難嗎？”陳言說。線上復工比正常授課多了至少一倍的工作量，元宵節也不休息，平均每個老師要在幾天內輔導30個學生。
正式復工這十天，陳言沒有絲毫喘息的空間。上午十點開始一對一授課，每次一小時，一天下來能輔導五六個學生。晚上七點到八點是一對三的寒假班輔導課，八點之後還要連開兩個會議，十點左右才能結束。
“有時真的是完全不想工作，就躺在那裡，甚至想找別人做假，替我上班。”消極怠工時，總監上午發來的信息，她下午才回，還被總監提醒“幹不好就末位淘汰”。
陳言本想年後辭職，可疫情一來，未來幾個月工作都難找，家人勸她別衝動。辭職的念頭無法抑制，她只好找同事傾訴。和她同崗位的17個人裡，有5個人和她一樣打算辭職，但每次都以互相勸阻告終。
“特殊時期少說話多做事，災後不好找工作啊。”同事這麼對陳言說。
▲受疫情影響，線下教育機構兄弟連於2月6日宣佈倒閉。圖 / 網絡
工作價值再博弈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包括李司棋和陳言在內的一些年輕人的職場計劃。面對可能的裁員，泡湯的年終獎，不太明朗的求職形勢和疫情下復工的危險，那些驅使她們做出職業選擇的因素，被重新擺在了檯面上博弈：穩定還是高薪，健康還是金錢，工作的意義感，所處的生命階段……對大多數人來說，糾結是常態。
看似堅定如李司棋，在這之前，也至少搖擺了四回。“工作四年，幾乎每年提一次辭職。”李司棋又補充道，“但每次都沒走成。”
她是待了四年的老員工，老闆不肯輕易放人。2018年她剛開始帶團隊，連續兩個月凌晨四點才睡。白天要過問組員的進度，傳達老闆的吩咐，手上的項目做不完，好幾次都在辦公室哭著通宵。她先後提了兩次辭職，老闆都不應允，先停了她手頭的項目，又給她換了部門。
“其實我們公司很好，在重慶造價諮詢行業是前幾名，但我無法想象自己30歲還在做這行。”李司棋今年就要滿25歲了，想轉行做自己喜歡的繪畫和攝影，又擔憂自己學無所成，“自身工作太忙，沒時間學，一旦辭職，放棄了這幾年的積累，去學其他的不知如何下手。”
直到去年八月，她和相戀多年的高中男友結婚，兩三年內就會要小孩，她才發覺時間不等人，關於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在筆記本上寫了兩個關鍵詞：自由和視覺傳達設計，再次提出辭職。
“這次我很堅決，老闆勸了兩個小時，也沒改變主意。最後老闆沒轍了，要我懂得感恩，做到年底再走。”
李司棋坦白，自己又一次妥協，除了人情外，還有別的考慮：習慣了忙碌後，她覺得沒工作沒收入的生活很可怕。同事裡有典型的“工作狂”，每天忙得連聊閒天的功夫都沒有，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李司棋總忍不住和她對比，“別人都在往上走，你辭了職就像在走下坡路。”
這次疫情延長的居家假期，恰好打消了她最後一個顧慮。這十多天來，李司棋每天睡到自然醒，做什麼全憑喜好，有時看豆瓣、淘寶就是一天，不像工作時，總有無法拒絕的事塞滿日程，她好久沒體會過這種自由了。
“上班除了為錢，感覺不到快樂。”李司棋感慨，“不過我能在這個特殊時期提辭職，首先是有經濟保障。存款雖然不多，但能堅持一年，無房貸無車貸無小孩，自己一個人吃飽就行。”
一邊是復工後加倍的工作量和潛在的危險，一邊是未來幾個月沒有工作和收入的生活，豆瓣鵝組就出了這樣一個選擇題，4299人參與的“2月10日普遍開工，你們選擇上班還是辭職？”，投票結果裡，92%的人選擇了上班或請假往後拖。
▲疫情當前，選擇辭職的人仍然是少數。圖 / 《未生》劇照
有無足夠的金錢儲蓄，似乎成了疫情期間職場人決定去留的關鍵。在小組同題討論“本來打算年後辭職的人，現在什麼想法？”下，回答“有存款夠你活個一年半載就辭職，沒錢很窮就算了”獲得了579票的贊同。
對出生於1998年的陳言來說，這些因素卻通通不在考慮範圍內。她覺得在家辦公，感染肺炎的風險並不大，雖然嘴上抱怨，但工作量翻倍她也能承受——她所在的崗位以壓力大著稱，身兼教學銷售運營甚至家訪多職，平均一個月換一次人，而她已經做了半年。
“我接受不了的是上司只喜歡拍馬屁的人，還特別愛在背後打小報告。”陳言說，“我有幾個關係比較好的同事都被上司以各種原因弄走了，這種工作環境讓我覺得很壓抑。”
市場預測求職形勢五月份前都不會好轉，所幸她在廣州和家人同住，沒有租房和三餐的壓力，手頭的積蓄也足以支撐她半年。
“我比較在意的是家人的看法。他們是支持我辭職的，甚至都幫我想好了要做什麼，但年後不好找工作，我本來就不夠自律，他們擔心我一旦適應了無業遊民的狀態，就不想工作了。”陳言承認，在輕鬆但有風險和辛苦但穩定的生活中，她選擇了後者。
重新洗牌的職業人生
這場疫情讓職場人陷入掙扎的同時，也讓不同行業的前景重新洗牌。餐飲、酒店、旅遊和實體教育行業普遍損失慘重，有的企業已經開始裁員。和行業一同洗牌的是裡邊人的命運，原定年後入職的菲比就不幸成了炮灰。
菲比是位孩子剛滿八個月的新手媽媽，去年底，她做出了這34年來最重要的決定之一：從福利待遇好的會計崗位離職，做一名英語教師。
她自陳此前三十多年一直渾渾噩噩，從選專業到畢業工作，不是父母安排，就是跟隨形勢。畢業後在老師的介紹下順利入職一家化工企業做財務，一做就是十年。
公司的福利待遇，在菲比生活的這座山東三線城市來說，已經綽綽有餘， 但菲比心底總有一股證明自己的慾望。“我一直覺得這不是我自己選擇的生活，甚至覺得這一切來得太容易。”
她從小英語就好，想做一名英語教師，但始終沒勇氣放棄所擁有的一切。去年年底，她產後六個月，終於下定決心提了辭職。
“（身邊）所有人都不理解，都覺得我瘋了，幹嘛30多歲了還去折騰自己。”辭職前菲比問遍了親近的朋友，無一例外都勸她“別辭職”。突然少了一筆經濟來源，丈夫最初也不答應，菲比感到委屈，“憑什麼我父母住這邊給我帶孩子，我還不能做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要去掙比你多的錢還房貸？”丈夫心中有愧，沒再多說。
一心指望兒女安穩的父母也不同意，“我媽為了阻攔我還去幫我算命，說我兩年以後就會升職，讓我在那待著不要走。”中間菲比想過放棄，但還是咬著牙堅持，“人就這一輩子，我可能也就這一次折騰的機會了，再過兩年、三年，我都不會再有勇氣了。”
離職後轉行也頗費一番功夫，面試了10多家教育機構才收到了眼下這家青少年英語的offer，雖然薪資是原來工作的一半，但她每天堅持打卡各種學習英語的軟件，對新生活心懷希望。
直到HR的辭退電話打來前，她都還在家裡備考教師資格證。“對方說按疫情發展情況，估計三四個月內培訓機構是不會有生源了。”接到電話後的菲比，直接癱在了書房的床上，不知如何告訴家裡人，“現在心裡真的很喪，人也很廢，對自己充滿了質疑，甚至每天晚上做夢都是回去上班了。”
當菲比的自我證明之路因疫情而受挫時，護士於然卻找回了工作的價值感。
疫情爆發的第三天，她在個人微博上寫道“上班以來一直在想，當初是為什麼那麼堅決地想要學醫。被質疑過、被罵過、被威脅過、被推搡過，學醫的初心好像越來越模糊。想過放棄，想過轉行，直到這次疫情爆發，突然想明白了：如果可以，我願意。”
她出身於一個醫藥世家，父親在四川一座小城開私人診所，母親是當地衛生系統的職工。小學二年級寫作文“長大想做什麼？”，她就寫“我要做一名醫生”。
“沒什麼特別的原因，學醫就是我的一個執念，我又是比較固執的人，就這麼堅持了下來。”於然說。
大學填報志願時，因為她讀的是文科，不能學臨床，就報了護理。實習過後，她順利進入鄰市一家三甲醫院，開始規培輪轉。
從心胸外科轉至急診科再到兒科，“開不完的會，做不完的雜事，還有緊張的醫患關係……我好像找不到自己治病救人的初心了。”
衝擊最大的一次是在急診科值夜班，病人一個接一個地來，醫生們忙著搶救瀕死的老大爺，就顧不過來十七八歲的大男孩。一開始醫生還耐心解釋，男孩媽媽在一旁急得大吼，本就手忙腳亂的醫生也火了：“你沒看到那邊心跳都停了嗎？就不能等一等？”
“每個人的生與死好像都只關自己，一個病人沒能搶救成功，我們會很難過，但還有下一個病人，（在急診科）久了就對生死麻木了。”於然說。
她第一年就考慮過換工作，去成都做臨床實驗協調員，但薪水微薄，難以在大城市立足，母親勸她等規培結束後再做打算，一晃就是兩年。
很快，武漢肺炎爆發，“12月份武漢肺炎的新聞出來後，我們還覺得挺平常，後面說是SARS，緊張了一會，又有消息說不是SARS。”確定有人傳人的跡象後，於然所在的醫院開始徵集志願醫療隊上前線支援。
“我們科室幾乎所有人都報名了，十四個護士，還有今年夏天就要退休的醫生，除了一個年齡特別大的老師，而且她還是因為老公和女兒都去了一線。”於然感到振奮，新聞鋪天蓋地都在報道醫護人員的事蹟，點進評論裡，也都是讚美，“大部分人還是能理解我們的辛苦的”。
除夕夜看到軍醫上前線的消息時，她哭了，“醫護人員是最清楚這個病傳染性有多高的，但還是義無反顧地報名上前線，這就是一種使命感。”她看到已經離職的護士們都在懊悔該晚點辭職，不然就可以上一線抗爭，於然很慶幸自己還留在這個崗位上。
由於缺乏ICU和呼吸科的經驗，兩次報名她都沒能入選支援隊，於然有點失落，但很快就用一句話來撫慰自己，“‘你們赴前線，我們守家園’，無論是一線還是後方，做的事情都有同樣的價值，就是治病救人。”
▲截至2月20日，國家、部隊和各省市已累計派出255支共32572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圖 /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新浪
等待疫情好轉
找回初心之後，於然覺得自己對工作更盡責了，做起雜事來也有了意義感，“雜事也是為了救人服務”。
疫情之下，大家自覺居家隔離，她所在的兒科病人大幅減少。“昨天下夜是19個病人，往常這個時候人數在80-100左右。”
她發現自己對病人家屬更耐心了，會詳細給他們解釋用藥事項和健康知識，而往常她寧願把時間花在寫記錄測體溫和配藥上。
“當你學會為他們考慮後，其實家屬們也沒那麼難相處。”於然說她仍然打算考研，但更多是為了提升自己，而不是逃離這裡，“我確定護士是我想做的事情了。”
被辭退的菲比也確定英語教師仍是她的理想工作，但事情本該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我當初應該聽家人朋友的勸，拿完年終獎再走的。如果是那樣的話，現在我就不至於失業在家了。”菲比說自己年前辭職是為了預留時間給公司招新人，但沒想到，前一天還在不停挽留她的領導，第二天一早就讓她立馬走人。
“真的非常後悔，前幾天還夢到以前公司找我上班。”菲比說，有一週左右的時間，她都無法靜下心來備考教師資格證。每天在各個社交平臺刷消息：微博“肺炎超話”，知乎“疫情後如何找工作”，還有各個微信群裡的信息。“就是儘可能避免主動思考，被動接受消息。”
為了安撫內心的焦慮，接到辭退電話後她馬上聯繫了之前瞭解過的培訓機構，這次，她把要求降到了“少幼兒英語”，有三家表示不缺生源，教育局恢復授課的通知下來後，會通知她面試。
她還是不放心，又去招聘網站上瀏覽了會計崗位的信息，做二手準備。除此之外，她還打算三月底參加政府公示的事業單位考試，目標是四月初拿到一個滿意的offer。
比菲比小十幾歲的陳言沒這麼樂觀。“我覺得我可能撐不到三月。”每天周旋在學生家長和上司之間讓她抓狂，不能出門，她堅持下午外送星巴克或奶茶來緩解頭痛。原以為疫情後公司運轉正常，但前幾天主管通知，只有線上授課業績突出的人才能順利返崗，發放基本工資，這意味著其他人可能連飯碗都不保。
逃離的念頭仍時不時在腦海中浮現，但為了安撫家人，她只能委曲求全，“一直在勸自己，過了今天就好了，一天天地熬下去，熬到疫情過去再說。”
▲圖 / 《凪的新生活》截圖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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