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預防病毒傳播，武漢市某社區的志願者到居民樓噴灑消毒藥水。 圖/中新
“不吃不睡也跑不完。”王麗說，言語中難掩一絲無奈。
她是武漢市礄口區長豐街某社區的黨支部書記。2月16日，武漢市發佈緊急通知，部署五個“百分之百”舉措，全市從17日開始開展集中拉網式大排查。要求在2月19日以內，必須保證“四類人員”全部收治到位，實現“清零”。若未兌現承諾將嚴肅追責問責。
“四類人員”，是指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以及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
王麗告訴《中國慈善家》，現在她必須時刻盯著微信群，因為領導和居民隨時都會發消息，甚至凌晨的時候也可能有新信息，所以不敢大意。幾天前，長豐街道的正康社區因為網格員沒有做好居民體溫統計上報工作，未能及時安排收治一位程姓的疑似患者，後來這位社區書記因漏報信息而被處分了。
顯然，這不是一個輕鬆的任務。
平均 1位社區工作者要服務450位市民
王麗負責的社區共有2400餘戶人家，除去春節前離開的人員，還有580餘戶需要每天收集體溫，並將他們的情況列出表格來。王麗的組裡原來有6名工作人員，但其中3人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1人離漢，留在社區前線的只有2人。這些天來，王麗不斷收到社區同事發來的訴苦微信，但社區的工作基本上是24小時運轉，根本停不下來。
王麗告訴記者，每天上報居民體溫情況佔用了大量時間；有時候入戶收集信息，還會遇到住戶不開門的情況，這就更耽誤時間了。病患越來越多，社區工作人手越來越短缺。除了轉送病人、給逝者開死亡證明以外，社區幾乎沒有餘力來做出入管理、協調物資、回應居民需求等工作。
超負荷工作，是當前武漢各個社區面臨的普遍問題。
58 歲的何忠是武漢市江岸區永清街道仁義社區黨總支書記，自武漢疫情阻擊戰打響以來，他和 17 名同事，為了完成“應收盡收”“排查清零”工作，24 小時連軸轉，其中包括對社區 2524 戶居民、5080 人的體溫進行監測上報。
何忠告訴《中國慈善家》，因為密切接觸社區居民，只能睡在社區裡，因此他已經近十個晚上沒有回家睡覺了。
武漢市江岸區江大路附近，穿著白色防護服送煤氣的工作人員。 圖/中新
何忠每天除了排查病患，還要監督物業進行病毒消殺，組織物業和業委會團購物資，給行動不便和有困難的老人送飯送藥。封閉式管理時間一長，還要安撫居民情緒，穩控社區秩序。“人少事多，每天都是千頭萬緒。”何忠說。
2月22日早上，武漢市江岸區一位名叫@雨兒的女士指責社區工作不到位的語音在微信朋友圈裡刷屏，也反映了目前基層社區工作存在不到位的地方。對此，作家方方在日記裡寫到：“說實話，時間久了，百姓的吃喝問題自然會非常突出。”
社區工作者面對的是一個千萬人口規模的中心城市。據武漢市政府官網上的統計數據，2018年武漢市有13個行政區，156個街道辦事處，1377個社區，4個鄉鎮，1814個村。按照1月26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通報，目前留守武漢的人口仍有900多萬。
武漢市逸飛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總幹事陳蘭蘭告訴《中國慈善家》，武漢市一個社區一般有5名專幹，群幹5名，街道安排4名安保、2名協管，加上志願者，一個社區平均有16名工作人員。粗略估算，武漢市社區工作人員總數應在2萬名左右。
也就是說，2萬名社區工作者要為900萬市民提供防疫等各種服務，平均 1個社區工作者要服務450個市民。可以想見，武漢基層社區面臨的工作強度和壓力之大。雖然上級機關有幹部下沉到基層，並且還有志願者幫忙，但面對相對龐大的服務人口，社區工作的人手仍然捉襟見肘。
疫情當前，武漢的醫護工作者有來自全國各地醫療機構的支援，但社區工作只能依靠武漢基層服務人員自己來扛，他們亟需全國的關注和社會力量的增援。
高風險的老人成了最無助的人
當前，武漢疫情防控到了最吃緊的關鍵階段。城市正常的服務功能停擺，市民除了發病住院外不允許外出活動，社區服務工作因此顯得尤為關鍵。
武漢市民張芳華的母親今年88歲，住在江岸區惠濟社區，距華南海鮮市場的直線距離約2.5公里。這是一個老舊小區，市屬公房沒有物業，社區管理非常薄弱。年輕人搬走以後，就剩下一些老人住在這裡。
張芳告訴《中國慈善家》，雖然社區商業網點豐富，附近有幾個超市都在營業，但社區團購基本上是沒有的。小區裡面住的大多是老人，之前都是自己去超市購物，現在出不了門，他們又不會使用網絡和微信，子女家人也過不來，日常生活很快就成為一個問題。
2月9日，鍾南山院士領銜的“中國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臨床特徵”研究在網上發表，其中公佈了收治的1099例確診患者的年齡分佈，其中65歲及以上老人佔比為15.1%。發病率最高的人群是50歲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現在，這群高危、高風險的老人，也成了最無助的人。
壹基金湖北聯合救災項目總協調人周文告訴《中國慈善家》，武漢多個社區的居民都曾向他和志願者反映，封城以後，超市不對個人銷售蔬菜之類的物資，急缺配送社區團購蔬菜的工作人員。這直接導致了因疫情無法出門的居民面臨“買菜難、吃飯難”的問題。
志願者在超市為居民採購物資。圖/受訪者提供
民間力量發揮重要作用，但針對社區短板明顯
一個月以來，武漢的志願者、公益組織、校友會、企事業單位、廣大的社區居民，自發行動起來參與自救，以靈活多樣的組織形式，廣泛地參與到這場抗疫行動中，極大地彌補和緩解了救援的不足。
“從大年三十至今，我們志願者團隊從未休息過一天。” 武漢市新洲區青春飛揚志願服務中心發起人詹兵告訴《中國慈善家》，在他的志願者隊伍裡有醫生、警察、社區服務人員、環衛工人、司機和快遞業務員，這個臨時的志願者群已達到300多人，車錢、油錢和防護用品都是大家自掏腰包。
新洲區是疫情重災區，下轄74個社區、14個偏遠鄉鎮、586個村（場、大隊），常住人口100萬左右。封城後公共交通完全停止運行，詹兵與當地的公益志願者組建車隊，免費接送醫護工作者上下班，並將防護物資和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送到偏遠的社區街道、鄉鎮和衛生院。
像詹兵和他的隊友這樣奔波的“擺渡人”不在少數。粗略估計，這一群體已超過千人。他們當中，既有50多歲的中年大叔，也有剛剛步入社會的90後。在災難面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勇氣令人印象深刻。
志願者提供的服務範圍也非常廣泛，有出租車司機免費接送醫護人員和病人，有快餐店24小時為醫護人員提供訂餐服務，有酒店人士向一線醫護人員免費提供住宿，有心理諮詢師為心理障礙市民提供心理干預服務，還有小區居民自覺加入到社區工作者入戶的排查等防控工作中。
疫情發生後，全國各地的社會捐贈湧向湖北和武漢，大大小小的公益組織通過各種途徑向湖北和武漢疫區捐款捐物。截至2月20日，武漢市慈善總會接收捐贈款38.813071億元，主要用在各個定點醫院和方艙醫院。但針對社區的捐贈相對偏少，進入社區的公益人員也較少——這與傳染病疫情的特殊性有關，湖北以外的公益組織很難進入疫區。
志願者為社區配送消毒物資。圖/受訪者提供
1月26日，民政部發布公告，要求外地慈善組織、志願服務組織在疫情應對響應終止之前，不派工作人員、不發動組織志願者進入湖北省。
對此，湖北慈善總會秘書長譚光華向《中國慈善家》解釋：“醫院的防護物資一直十分緊缺，所以無法給社區志願者提供基本防護，也就不能鼓勵、支持他們去提供任何服務。”
“這或許是許多公益組織沒能進入到社區工作的一個關鍵原因。”壹基金湖北聯合救災項目總協調人周文說。
目前，周文和他的團隊有意把居民物資納入服務的範圍。2月5日，團隊從四川綿陽、綿竹兩地想要捐菜的菜農處調派了120頓物資，發放給有需求的社區。截止到2月20日，已向湖北調配了504.5噸蔬菜，用於解決居民買菜難的問題。熟識的社區書記會向周文私下求助，希望能把社區工作的“遺漏點”彌補上。
武漢疫情發生後，心理諮詢的需求急劇增長。武漢市心理醫院心理諮詢師張家秀告訴《中國慈善家》，他們每週7天、24小時輪流排班，日均接聽近200通電話，是疫前熱線接聽量的數倍。醫院根本滿足不了這麼大的諮詢量，僅僅依靠醫院的心理專家是遠遠不夠的。
2月4日起，武漢市心理醫院緊急面向全國招募專業人員，短短三天就接收到來自全國各地五六百名志願者的郵件，留下有危機干預的經驗或心理諮詢方面的經驗的170名志願者。現在，打進醫院熱線的求助電話大部分被呼轉到了全國志願者的手機上。
但是，社區公益援助還是顯得不夠，特別是在提供專業的志願服務方面，比如，醫護、法律、財務、軟件等專門的技術服務，社會組織參與的力量仍然顯得非常薄弱。
動員社會力量保證抗疫可持續
在中國2013年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中，“依靠群眾”明確作為一項重要原則，但問題是怎麼落實這一原則。在疫情期間，沒有經過專業的社會組織來培訓，普通群眾很難參與社區的工作中來，只能提供一些簡單的志願服務。
中國慈善聯合會副秘書長劉佑平告訴《中國慈善家》，民政部很重視社區救助，很早就發文要加強疫區的社區救助。但對於公益慈善組織而言，這一塊還比較欠缺。在全國層面，行業裡一些比較先進的組織和專業人員，開始有意識地關注和重視社區救助，引導一部分資金、物資、人員到社區裡去，但這只是少數，整體來說行業對這一塊還重視不夠。
社會力量是一個社會自組織的能力，在危機情況下如何發揮作用，是危機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副院長高華俊告訴《中國慈善家》， “大疫初期打亂仗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指揮系統經過調整更有力量了，需要考慮新的打法，綜合考慮，放開手腳，調動更多積極因素。”
高華俊認為，隨著武漢穩住陣腳，為了應對＂四類人員＂數量持續高位的局面，現在應該按步驟地推動組織社會力量，逐步形成後援，保證抗疫可持續。“這應該是適當其時，也可以說為時並不晚。”
土生土長的湖北人、從巴東縣委書記任上辭職投身公益事業的深圳恆暉兒童公益基金會創始人陳行甲，春節前就回到宜昌，疫情暴發後他一直在為武漢等地的醫用籌集防疫物資，對在這次抗疫援助中，公益界面臨的壓力和暴露的問題有著切身的感受。在他看來，這其中既有某些政府主管部門政策失當、效率低下帶來的混亂，也有公益組織自身專業能力不足、項目執行不到位、信息公開不足等短板。
“歸根結底，這是一次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都是倉促上陣。我們國家多災多難，不知道下一次的大難出現在什麼時候。希望下一次，我們公益界是有備而來。”陳行甲說。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王麗、張芳華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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