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王塞北
1960年1月4日，作家阿爾貝·加繆在搭乘友人出版商米歇爾·伽利瑪（Michel Gallimard）的汽車前往巴黎，途經法國中部的維耶布樂萬（Villeblevin）時發生車禍，汽車飛出路面，撞上路邊大樹，加繆當場殞命。警方趕到，在車骸中發現未完成小說手稿一部，即《第一個人》（Le premier homme），共144頁，是加繆根據其童年起在阿爾及利亞生活經驗所寫，1995年公開出版。評論界稱，若生前能完成，當是加繆最好的作品，不料天妒英才、壯年早逝，享年46歲。在三年前，加繆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讓世界文壇和諸多讀者不勝唏噓。
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當年的六位諾獎得主中的五位在斯德哥爾摩合影：左起達特尼爾·博韋（Daniel Bou-vet ，生理或醫學獎）; 亞歷山大·託德（Alexander Todd ，化學獎);加繆(文學獎）; 楊振寧和李政道 (物理學獎）。當年楊振寧35歲，李政道31歲，都是諾獎得主中最年輕的一批人。
據法新社、衛報的報道：本月，意大利作家喬萬尼·卡泰利（Giovanni Catelli）在其新書《加繆之死》（Camus deve morire）中稱：加繆之死絕非一般的車禍那麼簡單，而是蘇聯特工組織克格勃一手炮製的。他在捷克詩人、翻譯家揚·扎布拉納（Jan Zábrana）的日記中發現的線索表明加繆的死不是一個意外，而是克格勃的陰謀。早在2011年，卡泰利就在意大利《晚郵報》上發出這一想法，現在，卡泰利把他的研究進一步充實，寫成《加繆之死》一書出版。
新書中稱加繆的言行引起蘇聯的仇視
對車禍有疑問的不止卡泰利一人。1978年，赫伯特·洛特曼（Herbert Lottman）在為加繆作的傳記中寫道：“事故似乎是由爆胎或車軸損壞引起的；專家們曾對車禍感到疑惑：當時行駛的道路有9米寬，車流量不是很大，而且，車子也沒有用很快的速度在行駛。”
卡泰利相信扎布拉納日記中的一段話暗示了真相，這位詩人在1980年夏末寫道：一個消息靈通人士告訴他，克格勃才是幕後兇手。……他們對汽車輪胎做了手腳，當汽車高速行駛時，輪胎就會被刺破。他說，該命令是由當時的蘇聯內政部長德米特里·謝皮洛夫（Dmitri Shepilov）下達的，以報復加繆在1957年3月出版的法國報紙《游擊隊報》（Franc-Tireur）上的文章。
扎布拉納的日記寫道：“（克格勃）似乎花了三年的時間才完成任務……他們最終設法做到了，直到今天，每個人都認為加繆死於一次普通的車禍。知情人拒絕告訴我他的消息來源，但他聲稱這是完全可靠的。”
1956年10月，為反對蘇聯的干預並擺脫蘇聯模式，匈牙利十月事件爆發，蘇聯兩次進行軍事幹預，加繆公開支持匈牙利人民，多次參加遊行集會，並撰文批評蘇聯的軍事幹預。他還公開稱讚被蘇聯流放的《日瓦戈醫生》的作者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
卡泰利花了多年時間研究扎布拉納日記信息的有效性。在他的書中稱，他採訪了扎布拉納的遺孀瑪麗（Marie），調查了克格勃對法國政府的滲透，幷包括有爭議的法國律師雅克·維爾熱斯（Jacques Vergès）的二手證詞（其常為恐怖分子、戰犯辯護，被稱作“魔鬼律師”、“斷頭臺先生”）。卡泰利認為，加繆的無所顧忌的言論影響到了法蘇關係，“加繆這樣的傑出人物……在法國人民中奔走呼號，以提醒人們蘇聯的殘酷霸權主義。”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正力求擺脫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謀求法國和歐洲的獨立外交，無意與蘇聯為敵。“消除這種令人不快的作家，法國和蘇聯政府都將從中獲益……因此法國警方沒有進行適當的調查。”
加繆之女反對《加繆之死》出版
然而，讓卡泰利感到沮喪的是，加繆的女兒凱瑟琳·加繆（Catherine Camus）並不認可他的推論，凱瑟琳反對這本書的發行，並禁止出版《加繆之死》的出版社引用其父親的作品。儘管如此，該書已在法國，阿根廷和意大利出版，並得到了電影導演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支持，併為此書作序：“這是一個可怕的結論，但在消化了卡特里給我們列出的證據之後，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因此，‘車禍’應當以‘政治暗殺’來解釋。因此，阿爾貝·加繆在46歲就永遠被沉默了”。卡泰利在與英國出版社討論英譯本工作時說：“我希望學者們不要再相信從前所謂僅僅一個‘意外’這種舊觀點。……我們應該以這本書來紀念加繆。”
阿爾貝·加繆車禍罹難的紀念碑。
不僅加繆的女兒，學者們也不太贊同卡泰利的觀點。劍橋大學法國文學教授艾莉森·芬奇（Alison Finch ）就沒有相信，她給出了自己的理由：“暗殺論的支持者包括一位作家和電影導演。還有那位捷克詩人和翻譯家，因為受到過當時捷克政府的迫害，他對蘇聯沒有好感是很正常的。還有那位備受爭議的律師雅克·維爾熱斯，他為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法軍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戰俘的虐待而辯護，稱其為不可抗力所致，使他臭名昭著……雖然他也是在行使法律給他的權利，但他只能算一個特立獨行的而不是可靠的證人。”
芬奇還質疑卡泰利書中法國政府對暗殺行動默許的推論：“這意味著暗殺行動得到了最高層的同意，想必得是戴高樂批准。在我看來，這是不切實際的，戴高樂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他非常尊重法國知識分子，包括那些不認同他的人。”
美國書評網站LITERARY HUB則直指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商業炒作，認為書中的結論來自二手證據和作者的想象推理，不值得相信，並對未經認真查證就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予以批評。
作者丨王塞北
校對丨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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