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從科技部網站獲悉，由科技部會同財政部研究制定的《關於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2月17日印發，明確要求不把論文作為主要的評價依據和考核指標。此政策在此時發佈，或許與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期間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兒密切相關，是非功過，不過多評述。這讓我想起3年前的一件令中國醫學行業和學術界丟盡了臉面的事兒：世界知名學術出版機構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旗下出版的期刊《腫瘤生物學》撤回107篇出自中國作者的論文。524名醫生中部分所屬的機構單位是高校附屬醫院，包括浙江大學附屬醫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醫院等。這場令我們廣大知識分子震撼的“科研事故”雖然已經過去三年，但很遺憾，身在其中的我並沒有感受到任何改觀，所以對此次科技部發布的“若干措施”到底能夠起到多大的效果，真不好說。時光流逝，老毛病不說變本加厲，但至少沒有起色，讓我們一起跟隨
《錄音筆》對上海交通大學江曉原院長的採訪，一起反思我們科研學術圈的一些本質問題。
事發後有媒體調查稱，國內存在“論文代寫代發市場”潛規則。有醫生則透露：做一千臺手術還不如發一篇論文。
此次撤稿風波也並非第一次。2015年，英國現代生物出版集團、愛思唯爾同樣因虛假同行評議撤銷旗下雜誌的多篇醫學論文，有近50多篇來自中國。
“虛假的同行評審”算不算論文造假，為何類似情況在醫學領域頻發？
在與《錄音筆》的對話中，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反思，“是不是我們政策出現了一些問題”。
江曉原在多國學術刊物上發表過140多篇論文。他分析，捲入此次風波中的《腫瘤生物學》的同行評審制度不嚴格，致使第三方利用虛假評審才得逞。而且，這樣的大規模撤稿，並不會影響到這家盈利性雜誌的運作。
不過，對那些“中槍”的中國作者，江曉原卻抱有同情。他認為，醫生被管理部們要求發論文，這本身就不合理。可“醫生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給病人看病嗎？”
不能都推給“第三方”，作者要承擔責任
《錄音筆》：近日《腫瘤生物學》刊物撤回中國107篇刊物，引起軒然大波。這份雜誌，為什麼會出現虛假同行評審？
江曉原：這事情遠比你想象得複雜。
同行評議，目前除此之外找不到一個更有效的辦法。嚴格的做法是雙盲評審。一篇文章送出去評審，作者不知道送誰來評，評的人也不知道他在評誰的文章。
但這種雙盲評議有一點是外界往往忽視的。這種評議進行的話，那麼這篇文章到底發不發表的權限，基本上默認在那個評議人身上。
這種做法跟另外一種不實行雙盲評議的刊物，在本質上有差別。這類刊物，主要是由編輯部來判斷文章發表與否。如果這篇文章他自己沒有十分把握，也會找外面一個專家同行來看，但那個專家的意見不能決定文章發表與否，因為權限在編輯部。
《Nature》就是這樣的刊物。今天最新一輪全球影響因子的前20名排名當中，屬於《Nature》雜誌集團的就有9家，另外8家是它的子刊。他們都是實行這樣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文章發表與否，決定權都在編輯部。
這次出現在事件風波中的《腫瘤生物學》，理論上屬於從外面請專家評審的。評審專家對這些文章發表與否，是決定性的。正是因為這樣，利用虛假評審才得逞。
理想的雙盲評審，嚴格恪守學術規範。但《腫瘤生物學》卻非常可疑。他上了虛假評審的套，這就說明他的評議是不嚴肅的。其次，這家刊物發表的版面費每篇要1500美元。而且一期雜誌竟能發表150篇論文。這些都符合國際學術界已經揭露過的“掠奪性期刊”的特徵，收取高額版面費，大量發文章，評審不規範、外包等做法。
《腫瘤生物學》讓作者提供若干個同行評審人，然後在裡面挑一個。人家提供的評審人確有其人，但提供的信箱卻是假的。然後刊物把文章發到那個信箱裡去，實際上跑到作者自己的手裡，他自己在發表評議。於是虛假評議就形成了。
這種做法，說明刊物本身就有問題。首先它有義務甄別和義務核實，其次它不能只依賴作者提供的幾個審稿人中的某個人，它自己還應該有自己的專家庫，從裡面挑一個人。
《錄音筆》： 那能說是這些作者是直接與雜誌取得聯繫，提供這些同行評審的虛假信息嗎？
江曉原：這些作者很可能不是直接與《腫瘤生物學》雜誌打交道。這事件有另外的第三方在操作。這些第三方是賣論文的公司，國內外都有。通常他們打著翻譯、潤色論文的旗號，炮製論文甚至還替你發出來。
很可能是這些公司向這些作者收取更高的費用，然後向《腫瘤生物學》操作，包括提供虛假的郵箱等等。
這樣的事情最近發生不止一次。只是這次107篇數量比較大。前不久發生了43篇文章被撤銷，也都是國內的學者，性質一樣的。
《錄音筆》：那是否意味著這些作者不要承擔責任呢？
江曉原：不，推給第三方也不能推乾淨的，首先你從第三方買論文，學術上就是有問題的。其實在這件事情上，責任有四方，都需要承擔。
一是《腫瘤生物學》追求盈利，在審稿方面不嚴肅不嚴格。其次是第三方公司，如提供虛假郵箱是他乾的，他也逃不了。第三是論文作者，向第三方公司購買論文，在學術上是有問題的。
第四個責任我們不能忽視，就是我們的管理部門。他們要求醫生髮論文，把這種要求搞過了頭，本身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這也是我同情這些作者的地方。
《錄音筆》：為什麼同情他們？
江曉原：他們畢竟是醫生，醫生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給病人看病嗎？如果我們是一個病人，我們要求一個醫生給我們寫論文，還是給我們治病呀？當然治病更重要。
在這種情況下，管理部門把對醫生的要求，跟對待其他學者要求一樣一刀切，這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
為什麼最近出現了好幾次撤銷的論文都是醫生的論文，我覺得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為什麼總是出現在這個群體上呢？是不是我們的政策出現了一些問題？
《錄音筆》：目前中國的醫生評價體系，主要依據是它的論文發表情況，還是他的醫術？
江曉原：這應該問醫院的管理部門。但我們作為一個公眾，進入醫院後，我們關心的是醫生是不是一個醫術精湛的，有愛心的人，我們不會關心他發不發論文。
《錄音筆》：那這四個方面，你是按照各方承擔責任的大小來排序的嗎？
江曉原：排名不分先後。這種事情很難排序，確實也不太好排序。比較誰的責任大，誰的責任小，確實也是一個困難的事。
《錄音筆》：有人說這些論文作者只是讓第三方來代投稿。那是否也存在這樣的可能性，論文作者是知情的，知道第三方公司會這麼幹的。
江曉原：其實向第三方買論文，你知不知道，都有責任。作者是不是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每一個作者的情況也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不知道也不能減輕他們的責任，知道也不能加重他們的責任。因為你向第三方買的論文就已經不對了。
如是他寫的論文，自己提供虛假的郵箱，當然會加重他的問題，這是明顯的欺詐。
虛假同行評審不等同於論文內容造假
《錄音筆》：有人認為，同行評審造假就是等同於論文內容造假？
江曉原：當然不能這樣等同。內容造假，肯定指的是內容。而同行評議，造假的東西是同行評議的意見，而不是內容。當然不是說內容肯定沒問題。
《錄音筆》：也有人稱，出版集團需要對論文審核把關不嚴負責。你怎麼看？
江曉原：這種說法是非常外行的。這些意見都是個人推測之辭，他顯然對這些出版行業很不瞭解。施普林格集團是國際上三大科技出版集團之一，下面有大量的刊物，這些刊物都是獨立運營的。施普林格集團怎麼可能替每個刊物去審核呢？這不可能。
另外這些國外的期刊，我們也不能完全按照國內的學術刊物來類比。他們很多是公司，有盈利的性質。
《錄音筆》：如果發表論文的權限是在編輯部手裡，是否會出現虛假同行評議類似的學術不端呢。
江曉原：學術不端的情形都會出現。國外期刊雜誌撤銷論文也不奇怪，Nature、Science，在他們的歷史上撤銷論文也是家常便飯。他們一次也可以撤好多篇，比如德國物理學家舍恩作假，Nature和Science一家撤了他7篇，一家撤了他9篇，還有日本的科學家小保方晴子，Nature也撤了她2篇。
國外撤銷是經常有的，沒關係的。這跟我們國內不一樣。在國內撤銷某個人的文章，基本沒發生過。如果發生了，會覺得這雜誌特別丟臉，說不定主編可能要辭職。中國學術界當然也有學術不端行為，但中國人辦雜誌，說實話比西方人老實多了。
對《腫瘤生物學》來說，放在西方背景裡，撤銷107篇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遠比我們要小。儘管它在中國可能聲譽壞了，但不會影響到它在美國的運營，也不會影響它在圈子混。
國內有些人還覺得《腫瘤生物學》雜誌這次撤稿說明它有學術聲譽，這就有點糊塗認識了。這樣一個明顯以盈利為目的的“掠奪性期刊”，收取高額版面費，卻不嚴肅審稿，等發了稿收完版面費，為讓自己的賺錢遊戲“可持續”下去，再來搞一出撤稿，簡直極為卑鄙惡劣。
建議：不要再一刀切過分要求醫生髮表論文
《錄音筆》：一次性這麼多論文被撤回，放在國際上是不是很罕見？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醫學領域的學術水平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江曉原：我必須明確地說，一次撤銷100多篇放在國際雜誌的歷史上，它到底是不是罕見，我不好說。但事情沒你想象的那麼大。剛才告訴你，撤銷文章在國外經常看見，差別不過有時數量多點，有時少點。
現在有很多人把板子打到作者的學術誠信、職業道德上，這當然也沒錯。但是對他們進行道德拷問意義不大。對於改善這種現象，意義也不大，還不如考慮政策調整更合理。
《錄音筆》：對這次學術撤稿事件，你有什麼改善建議？
江曉原：這種掠奪性期刊在國外有的是，我們也管不了。要是在國內，出版總署可以懲罰，甚至吊銷它的刊號。我們能做的事情，我建議兩點：一是不要再一刀切過分要求醫生髮表論文了。二是有關部門（比如教育部）應該考慮公佈一個國外“掠奪性期刊”的黑名單。《腫瘤生物學》就應該在名單上。對於黑名單上的期刊，在上面發文章不算學術成果，版面費不得在科研經費中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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