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5 文帝器重景帝殺,周亞夫之死的根源在於中央集權的政治趨勢與需要


文帝器重景帝殺,周亞夫之死的根源在於中央集權的政治趨勢與需要

一代名將,絕食而死

歷史上,如周亞夫這樣的國家棟梁、社稷擎柱最後卻不得善終、慘遭殺害的事例實在是數不勝數,這也讓喜歡歷史的人們唏噓不已、感慨良多。但這其中通常會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大多數人都會基於這些忠臣良將橫死斃命的結果去反推他們的性格缺陷,卻很少有人去指責那些殺人兇手的刻薄寡恩和兇狠毒辣。這就引申出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了,這些忠臣良將的事究竟是個人命運的偶然因素所導致的,還是社會政治的必然需要而形成的呢?

古往今來,史家和學者包括現在很多歷史愛好者對於周亞夫這樣的忠臣良將之死就一直爭議不斷、莫衷一是。首先,“英雄命不長、禍害遺千年”的現象本身足以令人扼腕而嘆,浮想聯翩同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正身明悟史學態度呼籲我們反思和探討歷史。

“周亞夫之死”一事,他的家庭背景、政治環境、性格特徵、利益需求都應該是探討其背後原因的座標。本文之中,筆者將就自己的史學感知來闡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膚淺之見,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力求共鳴,同時也請識者指正、共同進步。

周亞夫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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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亞夫這個人其實也並不簡單

周亞夫就是我們當下所說的“官二代”,其父是漢初名將周勃,曾為漢朝立下赫赫戰功,對劉氏江山可謂有再造之恩,得以封侯。周亞夫憑藉出眾的才幹在而立之年就做到了河內太守的官職,並且關於他的軍事才能早已名聲在外。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但是關於周亞夫這個人,太史公卻給出瞭如上的評價:以周亞夫的功勞,是不輸給光復齊國的司馬穰苴的,可惜他自滿自足而不虛心學習,能謹守節操但不知恭順,最後以窮途困窘而告終,真令人悲傷啊!

我們先不管太史公這個評價是否客觀全面,我們可以先通過幾件事情來從細節方面瞭解周亞夫這個人,

也以便為我們後文的分析提供邏輯基礎和事實依據。

1、細柳閱兵,一舉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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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柳營閱兵讓漢文帝覺得周亞夫可堪大用

漢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規模侵入漢朝邊境,漢文帝任命周亞夫等三位將領分駐細柳、霸上、棘門

,保衛長安。一天漢文帝沒打招呼就下基層慰問軍隊,在霸上和棘門兩處軍營,車駕都可以直接進入,將士夾道歡迎熱情相送。但在周亞夫的細柳營卻吃了閉門羹,說什麼也不讓進,即便被告知是皇帝要來慰問,軍門的守衛都尉也聲稱:“將軍有令,軍中只聽將軍命令,不聽皇帝詔令”

一直等到漢文帝派人拿著天子的符節通報,周亞夫才命令打開軍營的大門。即使這樣,細柳營將官還說:“將軍有規定,軍營之內不能縱馬驅馳”。漢文帝只能牽馬入營,見到周亞夫後,周亞夫又以甲冑在身為由,只行軍禮,不施跪拜。

漢文帝勞軍完畢,大為感慨,“此真將軍矣!”。自此之後,漢文帝對周亞夫另眼相待,並在臨終前囑託漢景帝:“以後關鍵時刻可以用周亞夫,他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將軍。”

漢文帝去世後,漢景帝便任命周亞夫擔任車騎將軍

2、鐵血平亂、恩怨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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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之亂是一個轉折點

漢景帝三年,歷史上著名的“七國之亂”爆發了。漢景帝任命周亞夫為太尉,迎戰以吳楚聯軍為首的叛軍主力。

出發前周亞夫就對漢景帝彙報過自己的戰略思想:

以叛軍的必經之地“梁國”為餌,耗其士氣和糧草,然後出軍斷其後勤,則大事可成。漢景帝也同意了他的作戰計劃。

但是戰爭開始後,正面對抗叛軍的梁王壓力十分巨大,險象叢生,多次向朝廷求援,漢景帝終歸有點放心不下自己的親弟弟,於是多次下令周亞夫予以支援。但周亞夫為了戰爭全局,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理由,堅持不支援梁國。

戰事還是都在周亞夫的預料之中,叛軍由於糧食供應不上,梁國又久攻不下,軍心早已渙散。狗急跳牆之下急著與周亞夫的大軍進行決戰,周亞夫以有備戰無備,輕易取勝,並乘勝追擊,將叛黨一舉擊潰。

此次平叛,費時僅三個月,充分證明周亞夫的軍事才能,也樹立了其極高的聲望。但梁孝王對周亞夫“見死不救”的事一直耿耿於懷,在心裡埋下了怨恨的種子,並多次在竇太后面前毀謗周亞夫。

3、執掌相權、盛極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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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掌相權便是置身於風口浪尖

平定七國之亂後,周亞夫被封為丞相。周亞夫終於走上了人生的巔峰,但這同時也是他悲劇的開始。在執掌相權的日子裡,他和漢景帝再也不是君臣和睦、相得益彰的局面了,隨著各種分歧和矛盾的凸顯,最後等待周亞夫的是類似於後世岳飛那樣

"莫須有"的謀逆罪——“地上不反,地下亦會反”,從而死於非命。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為什麼漢景帝最後決定對周亞夫痛下殺手呢?這其中有幾件典型的事件就不得不提了:

事件一:公元前150年,漢景帝想廢掉太子劉榮,另立劉徹為太子,周亞夫堅決反對,多次與景帝爭執,景帝心裡對周亞夫十分不滿,於是開始逐漸疏遠他。

事件二:竇太后希望給皇后哥哥王信封侯,漢景帝與周亞夫商量,周亞夫卻搬出劉邦政治遺言:“非劉姓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嚴詞拒絕。王信封侯不成,竇太后、王皇后在內的外戚們對周亞夫很是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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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周亞夫的死歸因於一雙筷子顯然有點譁眾取寵了

事件三: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漢景帝希望將其封侯來立標杆,周亞夫又提出反對意見。漢景帝見周亞夫一再跟自己唱反調,反感日甚一日,最終免去了周亞夫的相位。

事件四:漢景帝為周亞夫設宴,賜給他一塊肉,卻故意不給他筷子,想看他會有什麼反應。不想周亞夫竟然直接對著皇上發了脾氣,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周亞夫連忙謝罪,但在景帝請起之後,憤然離席。以至於景帝發出“此鞅鞅之人,非少主臣也”的感慨。

於是,幾天之後漢景帝就以謀逆之罪將周亞夫抓了起來,周亞夫也是個剛烈性子,被人冤枉,選擇絕食反抗,不久就身亡了。

關於思考周亞夫之死的幾種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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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周亞夫的人生看起來有點簡單粗暴,甚至有點頑固不化。其在性格上表現出來的是直來直去,在軍事上表現出來的是強硬果斷,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是寧折不彎,這也從表面上構成了他的死亡邏輯。但他終究是國家的功臣,是歷史的名將,他真正的死因必然會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和思考,只可惜“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限於不同的角度、立場和深度,至今未有定論。總體上,關於周亞夫之死的原因邏輯思考大致有以下幾種:

  • 邏輯一:性格決定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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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周亞夫死的人其實很多

這或許是思考周亞夫之死的一種最普遍的邏輯。就連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把周亞夫的死亡歸因於其“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

。抱著這種邏輯的人認為,像周亞夫這種習慣於號令百萬之軍、殺伐決斷的大將人物,往往剛有餘而柔不足,能伸而不能屈,一遇搓磨凌辱則羞憤交加心氣難平,所以面對景帝賜食不置箸立即鞅鞅不平,面對獄吏侵辱閉口不言絕食自殺。

所謂高調做事低調做人,在封建皇權制度下,像周亞夫這種“橫衝直撞”的性格,確實需要反省。以細柳營閱兵的事情為例,嚴正軍紀固然可嘉,但在漢文帝已經徒步入營,卻拒不行禮,則有點得寸進尺了。當我們把封建時代的政治權謀想得一如既往的黑暗和冷酷時,周亞夫最後的結局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 邏輯二:功高震主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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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定"七國之亂',周亞夫也可能會死

這種邏輯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因為歷史上有大量的歷史事實作為支撐。功臣自古以來就是皇權最大的威脅,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對西漢王朝恩同再造,以軍人之身入宰相之堂,當時已經處於了位極人臣、封無可封的地步了。

況且,周亞夫本就在軍中威望極高,如果他再在丞相之位上幹出顯著的成績出來,那麼,漢景帝就會害怕自己陷入“封不得、殺不得”的尷尬局面,進而威脅皇權的安全。

  • 邏輯三:自古帝王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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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景帝其實是個不錯的皇帝

這一邏輯觀念把原因的重點放在了漢景帝本人和皇權本身上面,漢景帝就是一個卸磨殺驢、忘恩負義、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的小人。

不能說漢景帝在對待周亞夫的方式上沒有問題,雖然說其殺害周亞夫有很多政治因素在裡面,但這種屠殺功臣的行為終究是不符合一個仁君的道德框架的。而且漢景帝決定收拾周亞夫也是有很多私人情緒原因的,比如梁王在竇太后那裡告黑狀,比如感覺周亞夫不夠尊重自己,比如怒而決定痛下殺手。

  • 邏輯四:政治權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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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的死亡還是逃不過政治原因

其實這一邏輯也是筆者比較傾向的一種邏輯。儘管我不想用“權爭犧牲論”的邏輯去解釋封建帝制下每一個歷史大人物的非正常死亡,但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的的確確在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每個人都是身處在一個難以掙脫的牢籠裡面,每一次鬥爭都是困獸之鬥。對周亞夫之死影響比較大的幾件事,都是與政治甚至就是與皇權集中密切相關。比如說拒絕給王信封侯、反對廢立太子、不支持漢景帝對匈奴的政策、甚至讓漢景帝為繼承人擔憂,這些都是源於政治角度的考量,而周亞夫的言行舉止不過是一個引子而已。

綜上所述,關於周亞夫之死這一歷史事件,上面的四種思考邏輯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核心邏輯應該還是集中在第四種上面。單純從性格上,漢文帝能夠接受周亞夫的性格,理論上漢景帝也可以。而功高震主這一點也只是一個猜想

,事實上週亞夫還遠沒有達到必死的地步。漢景帝雖然冷血無情,也不是在平定“七國之亂”之後就立馬殺害了周亞夫。相反,還企圖重用周亞夫所以,周亞夫之死與前面三種邏輯下的思考結論皆有關係,但還不足以從本質上來解釋周亞夫的死亡結局。

全面分析周亞夫之死的政治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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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景帝渴望一步一步走向高度集中的皇權

現象的問題要從本質上去看,表面的問題要從內因上去看,二維的問題要從三維角度去看。所以我們解讀“周亞夫之死”的時候,就不能僅僅侷限於周亞夫本身的性格缺陷,或者周亞夫和漢景帝的個人恩怨,必須把這些元素都放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政治需求中,這樣我們的出來的結論才能更加全面和客觀。

一、首先我們可以先來參考一下當時的整體時代背景和以漢景帝為代表的皇權背後的政治需求。

眾所周知,漢朝立國的時候,劉邦為了平衡勢力、拱衛皇權,從而形成了皇權、藩王、相權(功臣)、外戚等多方勢力相互制約和平衡的政治局面。這種平衡的局面隨著劉邦去世、呂后專政,率先被外戚集團打破。

但是呂后去世之後,軍功集團聯合劉氏宗室挫敗呂氏政變、誅殺諸呂之後,漢功臣集團內部對於立文帝就有分歧,以曹參之後曹窋為代表等人是主張繼續擁立後少帝的,而陳平、周勃等人則主張立文帝

最後自然是漢文帝登上了皇位,但漢文帝的成功歸根到底還是功臣集團的成功。在原有的平衡基礎上,外戚已經暫時被清除,剩下的只有:皇權、藩王和功臣集團了。而初登皇位的漢文帝所代表的皇權在其中實力最為薄弱,為了皇權的安全和鞏固,所以,不難理解為何漢文帝終其一生都在針對削藩和打壓功臣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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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早就定好了基調

陳平死後,文帝二年就在天才政治家賈誼的建議下令列侯之國“之國令”一方面將大量功臣遣回到地方,瓦解了功臣在關中的勢力。另一方面,文帝的繼位屬於藩王入繼大統,文帝繼位之後又馬上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這一點上必然引起其他王國的不滿和不服,因此這一次之國令,也有針對王國的地方。

之後文帝下令徵辟人才,立其他皇子為王,又採取了措施免稅、廢法,收撫天下百姓,逐步地加強了皇權自身的力量。到了三年,首先免除周勃丞相之位,強令之國。之後又在"濟北王劉興居造反"一事中解除軍功集團的代表人物之一灌嬰的兵權。之後四年冬,灌嬰已經去世,周勃下獄。

可以說,文帝在打壓藩王和功臣集團的政治鬥爭中是大獲全勝,但是由於皇權本身的實力基礎還是比較薄弱,漢文帝時期的皇權集中政策也不敢過於激烈。漢文帝不敢採用賈誼《治安策》的根本原因也在這裡。

所以,到了漢景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藩和壓制功臣集團的兩大政治使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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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景帝繼承了西漢王朝的政治使命

二、清楚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政治使命,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梳理其中的矛盾根源了

“七國之亂”很直觀地反映了當時皇權和藩王之間的矛盾。那麼在周亞夫平定了“七國之亂”後,其實當時的主要政治矛盾已經集中到了皇權和相權之間了。

而周亞夫以功臣的身份執掌相權,可以說並不是漢景帝內心真正所希望的。但在當時情況下,這也是他不得不妥協的一種結果。由此我們便可以解釋在前文中那些事情的很多問題。

1、周亞夫為什麼會對漢文帝不敬?因為雙方的政治立場不一樣,且有宿怨。漢文帝本是他父親扶持起來的,最後卻整倒了他的父親。直性子的周亞夫不善於掩飾自己的情緒而已。

2、竇太后為什麼急著提議給一個寸功未立的皇后哥哥王信封侯?周亞夫為什麼會那麼強烈地反對?因為漢景帝急著加強外戚集團的勢力和共同對抗功臣集團,而這些顯然是周亞夫不願意接受的結果。漢景帝事前堅持要與周亞夫商量,也是一種政治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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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景帝在步步為營、步步試探

3、改立太子和冊封匈奴降將的事情上,雙方的矛盾為什麼這麼激烈?顯然還是政治原因,都是在爭奪所謂的話語權和權威性,周亞夫要破壞漢景帝新的依附勢力的形成及壯大。

4、漢景帝為什麼會因為感覺周亞夫很難乖乖地輔佐他兒子劉徹,就毅然決然地將其殺害?

按照一般的邏輯,完全可以將劉徹託付給其他人呀!顯然是因為皇權集中在當時是勢在必行的,皇權和功臣集團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漢景帝和周亞夫之間的矛盾早已經超出了所謂性格原因和私人恩怨的範疇,歸根到底是兩種政治勢力已經無法和平共處了。它的誕生是歷史的傳承,也是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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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亞夫我相信是死得很清楚的

三、摸清楚了漢景帝和周亞夫之間原本模稜兩可的關係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對周亞夫的死因進行分析和總結了。

李開元先生《漢帝國的建立和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中早就指出來過,“周亞夫之死”其實是漢代皇權與軍功集團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周勃、周亞夫都是漢初時期軍功受益階層的代表,他們在漢初時曾在一段時間內和皇權共治,但是隨著皇權的擴張,這個階層勢必會受到打擊,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由皇權親自掌握的儒臣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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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亞夫因為成了攔路虎,所以變成眼中釘

漢初功臣集團是西漢最初的統治基礎。漢初政權的重心 ,長期偏向以丞相為中心的政府 ,而皇權相對較弱。漢文帝即位之後 ,開始了向專制皇權的轉變。功臣集團由於其“少文多質”的特性 ,政治勢力不斷衰落 ,終於退出了歷史舞臺。周亞夫之死 ,就是功臣集團的落幕悲歌

以周亞夫為代表的功臣集團渴望繼續發揮或者傳承其政治作用,制衡皇權的主威獨運,阻止新興的附屬於皇權之下的新利益集團形成。因此遭到了景帝的排斥,最終被排擠出朝廷,受辱而終。

當然,這些最後都成了漢武帝大一統偉業的背書。

歷史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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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不是性格原因,周亞夫其實別無選擇

不管願不願意、應不應該,周亞夫終究是“不食五日,嘔血而死”了。而漢景帝不管是否冷血無情、殘暴殘忍,伴隨他在歷史中流傳的依然是“文景之治”

當然,筆者並不是鼓吹“成王敗寇”的歷史觀,而是我們在閱讀和學習歷史的時候,以一種先入為主的思想去替代客觀求證的態度,用主觀情緒去掩蓋客觀規律,終究是妨礙我們吸收營養的。

周亞夫之死,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漢景帝的原因,但這些都構成不了其核心原因。我們時常說“事出有因”和“因果循環”,那麼在歷史事件中找到真正的“因”,認清“因”的本質,才應該是我們在浩瀚史海中前行的方向。

文帝器重景帝殺,周亞夫之死的根源在於中央集權的政治趨勢與需要

大多數時候我們看到的歷史都是表象

歷史總曲折性地向前,這個整體的趨勢是無法改變的。所以,當我們真的嘗試去了解一段歷史的時候,認真去解讀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環境是首要的,也是必要的。簡簡單單的“就事論事”或者“斷章取義”,往往只能讓我們得到自以為是的滿足甚至不明所以的迷茫。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當我們滿足於歷史的表面,那麼歷史折射給我們的價值或許會與我們的初衷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所以,我堅決不認為“周亞夫之死”僅僅死死於其“寧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的性格而已,那一個即將開創歷史新紀元的時代政治背景和走向才應該是我們思考的真正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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