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義務，指的就是作為百姓理所應當做的事情 ，那麼什麼事情是百姓應該義務做的呢？在今天很多小事都是舉手之勞，人民自發會去進行，但是在古代，定義人民的義務一責來自中央，皇帝的命令就是人民的義務。在古代政府習慣將人民視為國家財產的一部分，並且以天子的權力強加於民。這種義務去向的行政必然將政務引向，損害人民利益、也導致行政困難的誤區。
在明朝，馬政是國家重務，政府將牧養官馬的任務交給百姓來做，並且會給於一頂的交換條件。但是最後人民缺因為耗盡了勞動卻只有微薄的收入，還因為養馬而困，難以維持生計。
政府將這項工作交給人民，得不到足夠的馬匹，自己也陷入了行政困難，最終這項義務不得不被罷免。本文就將從明朝的馬政制度帶給百姓和政府的影響，來分析國家應該如何處理作為百姓義務的行政事務。
古代的騎兵
一．為增強國情，明代推行官馬民牧政策
馬匹因為關聯到戰事，所以馬的數量的多寡，代表了一個國家是否富強，因此養馬這件事十分受明朝皇帝的重視。既然馬政是關乎國情的重事，馬政也成為了政府行政中的一項重要職責。明朝初期，皇帝發佈詔令“皆民間孳牧，官牧改民牧，在初制即然。”，養馬就成為了百姓的重要義務，就像賦稅一樣，需要每年繳納馬匹。
不同地區養馬的政策和方式不同，分為三種：
種馬的人，每年會選好騾馬搭配，每年有繁殖的額度，剩下的全部變賣入官。表馬的人，在馬養到成年之後，送到太僕寺進行驗收。寄養馬的人，在驗收合格後調撥剩下的馬發放到民間飼養。
官馬民牧雖然是義務勞動，但是其中有非常嚴格的驗收的標準，種馬需要達到繁育額度，一年一匹（後來二年一匹）；表馬要保證體型健碩毛色漂亮；寄養馬必能用。這就是明朝的官馬民牧政策。
養馬壯國政策
二．百姓因為馬政變得困苦
民牧政策最開始是想讓百姓盡義務，用舉國之力緩解國家負擔。但是時間一長，對農民來說就成了一種遭害，其中的苦難有以下幾種。
（1）賠償之苦
民養官馬，馬戶不僅要保證能夠將馬養得見狀，而且完成繁育的額度，否則就要按照官價賠償。洪武六年，定養馬之法規定了這一規則：
“命應天、盧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馬，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一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換斃者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夏牧放遊放，秋冬而入。導官以時巡行群牧，視馬肥瘦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為殿最焉。”
一年一駒都已經是馬的生育極限，所以按照規定馬戶因為繁育的數量不夠而賠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後來改為兩年繳納一駒才得已緩解。除此之外馬戶不僅要保證馬的繁育數量，還要保證將馬養得漂亮健壯，如果馬生病或者死亡也要按照官價賠償。
古代騎兵的畫像
《明經世文編》中記載：“孳牧種馬一有倒失，隨即買補，相因無窮。孳生馬駒今年印記，明年搭配，又明年算駒，相繼不絕。算駒之中，有定駒未成者，有顯駒而未墜胎者，總為虧欠，俱在賠償。官吏畏責，未免追並。小民賣田產，鬻男女以充其數，苦不可言。”
每匹馬按照市場價只需八兩，但是官馬要賠償二十四兩，很多百姓都因為賠償馬匹而傾家蕩產。
（2）輪養之苦
有些地區，政府令多戶共養馬匹，五戶或三丁一匹，一丁專養，餘辦草料。後來專養者覺得這樣自己很虧，就實行輪養，沒有能力負擔的人只好出雙倍資金，導致家庭愈加貧困。
成化十三年奏輪養馬人戶每十年一次編審，先上戶，次中戶，單丁寡婦不許概令。弘治二年， 兵部有人提出凡派養馬匹先盡上戶，次中戶，其間鰥寡貧困者一切優免。 政府無法保證貧弱者不受輪養之苦，於是禁止輪養。
騎馬畫像
正德十六年馬匹派上戶領養，中戶量帖草糧，給予由帖，不許輪養，如果馬瘦弱生病只責怪養馬的人，其因而倒死亦與本犯名下追補。嘉靖四十五年，種馬人戶宜如寄養事例五年一編，務擇丁田相應之家編充馬頭，責令專養，其餘充貼戶，不得輪養。
由法令變化可見，先輪養有累鰥寡廢疾者之弊；次免鰥寡廢疾之義務，但輪養之弊未除，中戶亦不免受累；後派上戶，中戶為貼，如此上戶也免不了受累致貧。
（3）解馬之苦
民養官馬到馬匹成年之後，就要送到太僕寺進行驗收。這個過程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而且馬匹也經過長途跋涉也變得疲憊不堪，導致檢驗不通過。
《明經世文編》中記載：“備用馬匹近來堪表者少， 往往朋合買補。況收買之際，價值頗高，多或十六七兩，次者或十三四兩，至於路途草料之資，馬戶往來之費，計馬一匹，用銀二十兩。及到京赴寺聽驗，十退四五，往來之程，動以千計，弱民嬴馬，相向而泣。歸候來年再表，勞費如前。若其齒歲梢過，終擯不用，又轉而求他矣。民被表馬之害，有何紀極！ ”
烙馬為印
（4）點視、差役之苦
清點馬匹其實是政府的工作，但這也是官吏壓榨老百姓的藉口。
《明經世文編》中記載：“每季點視印烙，管馬之官皆有常例，而吏胥里老以紙札罰贖供應之類，科擾窮民。”
政府不僅要馬虎當差，而且還會徵用他們所養的馬匹。嘉靖二十三年 10月就曾要求“止監苑銀力二差，一切賦役各衛所邊堡不得借派 ”。嘉靖四十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羅復要求 “禁調撥。謂種馬本資繁育，借給民兵騎徵，致多損耗 ”。
對馬戶來說，承擔養馬的義務會要損失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雖然不承擔也會有懲戒的制度，但是對於馬虎來說，承擔義務損失更大，所以馬戶門紛紛逃離馬政義務，要麼消極餵養，要麼拖欠馬匹。
太僕寺遺址
三．政府因為馬政受到困擾
民養官馬不僅僅是讓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間，對於政府也有很大的困擾。
（1）加重行政任務
馬政雖然只是管理民間養馬事務的官員，但是馬政種含有多項流程需要進行。包括督養、點視、印烙、編馬戶、交兌、發表等等，而且因為涉及的百姓眾多，每一項事務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有所成就。例如督養要勤、編審也要公平，才不會遭到老百姓的抱怨。
（2）加大行政成本
馬政的事務繁複，處理起來繁瑣又麻煩，官員往往只做第一步但是不做後續的跟進工作。例如下令養馬，但是之後不對馬進行檢驗，也不編審馬戶。
《明世宗實錄》中記載：“馬頭之編繫於地畝，而地畝之數載於馬冊，所以驗人戶之消長，稽地畝之典，責也。今郡縣馬冊經久不編，地畝人丁，漫不可考。”
為了提高馬政的效率，明朝政府加強了對相關機構的監督，對於瀆職將會處以嚴重得刑罰，並且會有兵部官員親自監督，上級太僕寺官也會複查馬匹得情況。
《明世宗實錄》中就記有太僕寺官先後查驗馬匹得的記錄，“國家養馬，民間歲遣，太僕寺卿佐行所部，分理其事，頃寺丞徐憲等驗報七分膘馬一萬六千餘匹，越三四月，責令李渾複驗則止一千六百三十八匹，升降相去什百，法當究治。”
為了保證馬政的正常運轉，這些制度無疑加大了執行的成本，使得馬政失去了初衷。
太僕寺御馬苑
（3）馬政與民政存在矛盾
在馬政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由太僕寺官管理馬匹，府州縣官管理百姓，各有所職。但是馬為民牧這兩個職能部門就難以區分了。太僕寺官責在馬，地方官責在民。因為百姓的原因而導致馬政行使困難，是太僕寺官的過錯。因為養馬而導致百姓疲憊，是地方官的過錯，雙方難以調和。
《皇朝馬政記》中就有：“洪武二十八年，以府州縣理民事，牧監群專理馬戶，府州縣重民牧監重馬，各有所責，權勢不一，法令牽制互爭未定，乃遂以牧監群馬馬歸有司，專僉民間孳牧，太僕寺專督馬，而牧監群革，監正等官俱永罷。”
改為太僕寺管理馬政後，由於太僕寺有照查的權力，地方官受制其下。而且太僕寺會將地方官督民養馬的成效作為升遷的依據。但是地方官如果地位比太僕寺低，地方官員難免會出現乞求於上，逼於下的問題。勢必會造成馬政重於民政的局面，那麼百姓的困苦又如何從養馬中解脫呢？
太僕寺遺址
（4）政策推廣難以進行
在當時民為馬困，很多百姓都拒絕養馬，派養馬匹變得十分困難。嘉靖五年就出現過拒養馬匹的問題發生。
《明世宗實錄》中記載：“高淳縣原養馬二百三十一匹，其後又領養蒙城縣馬三百十九匹。今寧國府獨南陵縣養馬，宣城等縣俱無之，而高淳蕩田之利，宣城等五縣多侵之，宜以高淳縣續領馬改派宣城等五縣，以蘇民困。。。於是議以五縣田蕩盡還之高淳，馬匹亦不得復累五縣，其驛傳雜差則令五縣朋出，稍分高淳之困。兵部復如其言，因請按隆等劫脅官吏之罪。上是之。都察院具隆等獄，上詔何隆倡亂，按律重擬，為從九人充邊衛軍，知府及宦調用，應天府尹王廣奪俸一月。”
反抗者雖然沒有得到很好的下場，但是中央也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
《明世宗實錄》部分內容
結論
民養官馬，不僅給百姓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對政府的行政工作也增加了很大的壓力。之後為了能夠讓百姓接受這種義務工作，明朝政府不得不進行退讓，改變馬政的多項制度。
先是定種馬之額，意識到人民難以應付國家追求的馬數，所以要定下限額。之後又改徵折色，緩解民眾在解送馬匹時的困苦。然後又定寄養馬之額，嘉靖四十五年定準寄養馬大約總計三萬匹，此外不許多表。
最後進行了變賣種馬，既然馬政不管對百姓還是對朝廷，都是一種困境，所以在萬曆九年將存留種馬進行變賣，上等馬價無過八兩，下等馬價為五兩，賣完解部，發太僕寺專備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歲徵草料銀一兩，各個府州縣類總解。
太僕寺御馬苑現狀
馬政是歷史上一場典型的義務勞動失敗案例，在官民兩者都因為馬政變得疲勞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更張明初設定的馬政義務。朱元璋也表示，因馬疲民非善政，國以民為本，若國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
且不討論明代的馬政存在是否對明朝有所幫助，問題在於要改變國家對義務的看法，改變義務趨向的行政習慣。如果一個國家的君主，能夠懂得役民的分寸，那麼這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會主動承擔義務，一同幫助建設國家。
參考文獻：
《明經世文編》
《明世宗實錄》
《皇朝馬政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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