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歷朝歷代代表性的學術產物，想必讀者們很快可以想起宋明的理學，除此之外，西漢與東漢的經學、魏晉時期的玄學以及隋唐時期的佛學都是代表了當時朝代學術風向的學術成果。而談到清代的代表性學術成果，則非考據學莫屬。
談起考據學在清代的興起，許多學者將其原因歸結到清代的高壓統治，特別是文字獄上面。正是因為清代文字獄的興盛，才導致學者們不敢發表自己的看法，而只能埋頭在書房裡對古代各種典籍的語句進行考證。例如，章太炎就說：“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同時梁啟超也說：“於世無患，與人無爭，學者可以自藏焉”。可見，這種看法是不少學者的共識。
那麼，清代考據學的興盛是否真的就和清代的高壓控制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呢？是否又有其他因素影響了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呢？本文希望嘗試著解答一下這個問題。
《考據學論稿》封面圖
文字獄並非清代獨有
所謂文字獄，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高壓政策，現在的許多人都認為，文字獄是清代所獨有的，或者文字獄在清代是空前嚴厲的，而實際上，以文字獄為代表的文化高壓政策在我國古代的許多朝代都可以見到。例如，開放的唐朝同樣也有人因為文字而入獄或遭到貶謫，文化十分發達的宋代也有“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等文字獄的案件。而到了明代，文字獄更是愈發嚴重。
明代建立之後，朱元璋本來希望推崇文治，但這一做法引起了與他一同打天下的武將的不滿。《廿二史札記校證》記載：
“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亦美名。’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雲”。
文字獄高壓下對現有文人志士的審問場景
明初的文字獄十分嚴重，就連當時的文壇之首高啟也不能拜託文字之禍，《列朝詩集小傳》記載：
“季迪（高啟字）以史事為祭酒魏觀屬官，雅相知契。觀奉命守蘇，為季迪徙居城中夏侯裡，接見甚密。觀改修府治，季迪作上梁文，連坐腰斬。洪武七年也，年三十有九”。
明初的文字獄的確使得相當多的文人不願意從政，當時就有史料記載：“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明朝的文字獄傳統也一直延續下來，幾乎每一個皇帝統治期間都曾有官員因為文字獄而受到懲罰。清代的確繼承了明代文字獄的傳統，清代在文化上的政策也是一直保持高壓，清代甚至在文字獄的種類上得到了更加的細分。
清代的文字獄大體可以分為三種：分別是民族忌諱、政治忌諱以及學術忌諱。所謂民族忌諱，特別體現在莊廷瓏的《明史》案以及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兩者的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在其書中使用了南明的年號，而沒有使用清朝的年號。
而所謂政治忌諱，則是在文學作品中出現諷刺當朝皇帝的字眼，而學術忌諱則是提出與官方認同的觀點不同的全新學術觀點，例如，康熙十九年名醫朱方旦在其著作《中補說》中提出人的思想中樞是腦而非心，這一思想不被當時的傳統思想所認同，因此被治罪。
戴名世的《南山集》部分內容
我們觀察清代這三種文字獄形式可以發現，這些文字獄形式實際上是每個朝代都會存在的，即便是因民族忌諱而造成的文字獄，實際上也並不是在清朝而特別出現的。我國古代的封建王朝講究的是正統性，即便是漢人建立的王朝，也絕不會允許臣民中有人在新政權建立後仍然使用前朝的年號。
因此，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的文字獄雖然更加嚴酷，但根本上來說也明朝以及此前的其它朝代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文化高壓政策以及文字獄政策之所以會出現，其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要加強封建皇權，加強對於社會的控制，而並不與王朝的民族屬性有關。既然如此，將考據學在清代興盛的原因歸結於清代文字獄的盛行便是說不通的，因為明代同樣盛行文化高壓政策，但在明朝考據學卻幾乎沒有發展。那麼，影響考據學發展的其它因素是什麼呢？
清朝文字獄大批官員及其文人被無端牽連
影響考據學興盛的因素
實際上，清代雖然文字獄盛行，但是清代文化審查最嚴格的是詩文創作。乾隆帝就曾說過：“若摭拾詩句，吹毛求疵，不惟無以服其心，即凡為詩者，亦不敢措一語矣。”而在學術方面，清廷的監控並不是十分嚴格。實際上，當時不僅考據學得到迅速發展，佛學、理學也得到了不錯的發展，只是他們的光芒被考據學所掩蓋了而已。
不僅如此，乾隆和嘉慶時期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學術黃金時代，無論是當時的學者，還是後來的學者，對於這一時期學術的興盛都感到十分驕傲。《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中即提到：
“空談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意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其弊也瑣”。
《四庫全書總目》封面圖
江藩同樣對考據學包含自信和讚歎之情，其言語曰：
“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遊心六藝之囿，馳騖仁義之途。”“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霾一朝復旦”。
皮錫瑞更是高唱：“經學自兩漢後，越千餘年，至國朝而復盛。兩漢經學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經學，稽古右文故也。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
這樣的讚歎可以說是多如牛毛，由此可見，清代的社會環境不僅沒有限制考據學的發展，反而還有一些因素極大地促進了考據學的發展。
首先，到了明代末期，宋明理學的弊端已經開始凸顯，明末的考據學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為清代考據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到了清代初年，儒士對於明代的學術開始進行反思，並且開始在明代學術的基礎上進行改進。這些因素主要是學術界內部的因素。
宋明理學下的代表人物們
其次，清代作為我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可以說是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不論是政治組織、政治結構還是皇權 都發展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頂峰。同樣地，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到清代也進入到了總結時期，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到了清代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典籍。
清代學者所能夠接觸到的典籍數量是遠遠超過此前的任何一個時期的，他們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可以參考和利用許多前人可能根本就沒有見過的典籍。而典籍文獻的豐富，促進了圖書出版和收藏事業的發展，而圖書的刊刻需要校對和勘驗，這就為考據學的基礎學科校勘學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而圖書文獻的繁盛，也促進了中央政府對大型圖書的修撰。比如，康熙時代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以及乾隆時代的《四庫全書》都是清代編撰的大型書目。而編撰這些大型書目，是需要以校勘、辨偽、輯佚等方法為基礎，而這些方法也同樣是考據學的基礎。而編撰這些大型書目也需要網羅大量的人才，這也就促進了當時國內各種不同學術風格的交流和融合，這種融合也促成了考據學的規模化大發展。
康熙帝王畫像
再次，清代的皇帝一般都接受過很好的儒家教育，對於儒家經典以及相關的學術研究亦十分推崇。清代皇帝雖然在社會層面大規模實行文化高壓政策，但同樣也大興文治，網羅漢族士人。雖然這種大興文治的措施帶有鞏固統治的意圖，但確實也促進了學術的發展。當時，經學特別被皇帝所重視，且大體擬定了一個學術趨向，即以經學為根本，進行嚴格的研究，這實際上也促進了清代考據學的發展。
最後，清代科舉範圍擴大，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文人學者越來越多。乾隆在開館修書之後，也網羅了一批並未入仕的儒士，為他們授予功名和祿位，這實際上保障了這些學者的生活，讓他們能夠專注於學術之上。
文字獄拆分形象圖
結語
由此可見，清代考據學的發展，雖然受到文字獄等高壓政策的影響，
但這種影響實際上並不是主要的和絕對的。以文字獄為代表的文化高壓政策實際上在許多朝代都存在，並且其程度並不輕於清代，但考據學唯獨在清代得到了迅速發展。因此，可以判斷出文字獄並非推動考據學發展的主要因素。實際上，清代的許多因素實際上還推動了考據學等學術研究的發展。考據學的發展有學術發展本身脈絡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清代文化繁榮、統治者推動以及科舉發展等因素的影響。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推動了考據學的迅速發展。
文字獄政策推動了考據學的發展是古往今來許多學者共同的認識，但實際上，如果我們細讀史料、仔細分析便會發現這樣的結論不免有些武斷。因此，我們需要抱有質疑的精神，通過仔細地尋找和分析資料來獲得相對客觀的結論。
參考資料：《廿二史札記校證》、《列朝詩集小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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