愷撒開啟和鞏固了以西方為終點的絲綢之路的終點、目的地，歷史以終端打通中端，貫通了整個絲綢之路。中國到羅馬的絲綢之路及其貫通，實現了歐亞大陸時代已知陸地世界的“全球化”。同樣緣自於將地球另一端作為目的地進行探險、不惜身家性命也欲以到達的歷史，再一次在古代希臘羅馬千餘年之後，又得以轟轟烈烈地上演。只不過這一次的歷史不是帝王的推動而是一介平民，目的地也不是絲綢之路終點的西方而是遙遠的東方。起點成為終點，終點成為起點，事件發生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此一歷史事件仍然發生在同一個國度——意大利。這就是偉大的馬可·波羅和他不朽的傳奇。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張星烺先生在其1931年出版的著作《馬哥孛羅》中指出，馬可·波羅是在極東的中國和極西的羅馬之間，在長期遙遠的時間和空間阻隔後，第一位實現了將兩國直接交通的人，並且從此開啟了新的世界交通史。他指出：“當今世界大通，歷史家眼光擴大，知悉古代世界上最大文明國有二：極東為中國，極西為羅馬，中間有數萬裡山河沙漠之隔，自漢武帝以後，中國極力向西擴張勢力，經漢唐兩代，兵威所布，聲望所及，不過至裡海濱而止。羅馬人亦極力向東開拓領土，最東亦未過油付萊梯斯河及梯格萊斯河。中國史書上空聞極西大秦國文物昌明，土宇廣闊，人皆長大平正，土多金銀奇寶。羅馬人白裡內（Pliny）、梅拉（Mela）等書中，盛稱中國之絲，遠販羅馬，為彼邦貴族婦女之華服。席摩喀塔（Simocata）記中國法律嚴明，持正不阿，人性溫和，技巧異常。《漢書》記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於桓帝延熹九年來獻。《唐書》記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來獻。以後歷高宗、武后、玄宗諸朝，皆有使來獻。羅馬史家佛羅魯斯（Florus）記奧古斯都皇帝時（西漢末時）中國有使臣朝賀帝之威德遠被。以上記載皆模糊影響，片斷之辭。而所謂使臣，或為商販冒充，回國以後，毫無記載。所傳口碑，大約即上方各書所留之記載也。即為真使，而古代航海學未精，船舶不堅，或為海洋中風濤所破，葬身魚腹；或旅行沙漠，中道渴死也。以此各種原因，故自古以來，迄於元初，東西皆無直接交通，真確詳細記載。其情形猶之今代天文家，以望遠鏡窺測火星中有黑影線，而揣測其中人文明程度若何之高，使人欣羨，恨不能親往一遊也。設有人能造一飛行機，其速率千萬倍於今之飛行機，遊客乘之飛達火星，歸報其中真況若何，詳言空中航路若何，可作後人航空之指南，為探險各星球之導引線，則其人必名傳全球，受全人類之頂禮膜拜，可斷然也。馬哥孛羅猶之飛機中之乘客。乘客得達火星，而享盛名，豈可忘其飛機，及造飛機之人乎？馬哥孛羅不過商人之子，非有過人之才，及超人之智，而得享盛名者，完全風雲際會使之也。”這段論述強調指出馬可·波羅的平民商人身份及其意義，強調了他東行並著述的首創性，隨後還指出他之所以成行是由於出現了蒙古大帝國創造的廣大地理，以及帝國為商人橫貫東西提供的便利。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年—1324年），生長於威尼斯一個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和叔叔都是威尼斯商人。17歲時，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和叔叔前往中國，歷時約四年，於1275年到達元朝的首都，與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誼。他在中國遊歷了17年，曾訪問當時中國的許多古城，到過西南部的雲南和東南地區。回到威尼斯之後，馬可·波羅在一次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海戰中被俘，在監獄裡口述旅行經歷，由魯斯梯謙寫出《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記述了馬可·波羅當時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所見所聞，是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詳盡描繪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遊記，後來在歐洲廣為流傳。16世紀，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學家賴麥錫說，馬可·波羅在1299年寫完《遊記》，“幾個月後，這部書已在意大利境內隨處可見”。在1324年馬可·波羅逝世前，《馬可·波羅遊記》已被翻譯成多種歐洲文字，有數十種版本廣為流傳。現存的《馬可·波羅遊記》已達143種文字版本。在把中國文化藝術傳播到歐洲這方面，《馬可·波羅遊記》具有重要意義。
大概由於馬可·波羅第一次基於自己近二十年的經歷和父親、叔叔此前親歷中國的經歷，他才能首次這樣全面、細節、豐富、傳奇地講述遙遠富有的中國。他不無誇耀地講述自己的經歷，但是講述的目的卻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盛讚給予他此次旅行、此番經歷創造條件、提供便利、給予信賴、委以重任的中國皇帝忽必烈。他明確表示：“請為君等敘述‘諸汗之大汗’之偉跡異事，是為韃靼人之大君，其名曰忽必烈，極尊極強之君主也。”正是這位帝王對馬可·波羅一行頗為信任，賜予金牌可用驛站，受沿途供應，可駛馳驛，還讓他奉使辦理公務乃至擔當地方長官數年，最後託付遠嫁公主讓他們護送隨行。在馬可·波羅眼裡，忽必烈的歷史地位是這樣的：“第一君主成吉思汗之後，首先繼承大位者，是貴由汗。第三君主是拔都汗。第四君主是阿剌忽汗。第五君主是蒙哥汗。第六君主是忽必烈汗，即現時（1298年）在位之君主也。其權較強於前此之五君，蓋合此五人之權，尚不足與之抗衡。更有進者，雖將全世界之基督教同回教帝王聯合，其力量及其事業亦不及此忽必烈汗之大。此汗為世界一切韃靼之君主，統治東方西方之韃靼。緣韃靼皆是其臣民。”二是炫耀他在商旅之中所見到的東方富庶和巨大的財富。全書有大量的篇幅講述中國的地大物博，城市的繁華，金銀珠寶香料觸目即見，商業繁榮、貿易發達、港口繁忙。三是作為一個西方人在東方的見聞，包含了東方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風俗、地理等等。其中又有三點：1.從陸路由西向東，沿途所到所見國家、城市、地方；從中國的西域、北方到中國的西南、南方、東南沿海諸地諸城；從中國南海及海路返回西方途經東南亞、南亞、波斯灣等諸島、國、港、地方、城市等等。2.在中國西部、北部，京城、小市，西南、東南，港口、大城等種種地方數十個大小城市所見到的中國樣貌。對中國重要區域和主要城市敘述得如此完整、如此具有整體性，如果不是親歷親見，僅憑道聽途說和發揮想象，是很難做得到的。3.中國所見到的奇風異俗、西方未有未見的事物、迥異於西方的風物風俗風景，是一個外來的他者對異域最直觀、最敏感、最特殊的事物。這三個目的都使他的講述必然具有傳奇性，也使講述中的中國具有整體性和豐富性。這使它成為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國講述，是一次有來有回、路線清晰、目的合理、經歷真實的傳奇遊歷，也是東西方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相遇和交流。
馬可·波羅與忽必烈汗為伍，關係密切，這對整個歐洲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圖為《馬可·波羅》舞臺劇照）
《馬可·波羅遊記》問世以後，曾經有很多人質疑其真實性。這種質疑其實主要來自於馬可·波羅敘述的中國太偉大、太傳奇、太陌生、太遙遠。但是，正如馬可·波羅在生前就坦然面對這些質疑，並且在臨逝世時有人希望他趕緊澄清並懺悔他的講述都是虛構和欺騙，而馬可·波羅最後的回答依然斬釘截鐵。他說，我還沒有說出自己所見所聞的一半。
從民俗學的角度看，有一些民俗事象作為局外人的視點被聚焦，並且呈現其準確的細節，如果沒有到達現場並親自觀察親身體驗，就不可能被描寫。風俗的被描寫程度和其中的深廣度，是親歷與否的一個重要試金石。馬可·波羅在觀察、記錄、講述風俗方面是有天才般能力的，他自己似乎也對此做過刻意的訓練。他自述在大汗麾下任職外務，回大汗帳下述職時，其他官員的講述寡淡無味，而他的講述則使大汗聽得津津有味，尤其喜歡聽他講各地奇風異俗。這也使他強化了自己對風俗的捜集和觀察能力。《馬可·波羅遊記》第一卷有兩節專門敘述了這個情況：“尼古剌君之子馬可，嗣後熟習韃靼的風俗語言，以及他們的書法，同他們的戰術，精練至不可思議。他人甚聰明，凡事皆能理會，大汗欲重用之。所以大汗見他學問精進、儀態端方之時，命他奉使至一程途距離有六個月之地。馬可慎重執行他的使命，因為他從前屢見使臣出使世界各地，歸時僅知報告其奉使之事，大汗常責他們說：‘我很喜歡知道各地的人情風俗，乃汝輩皆一無所知。’大汗既喜聞異事，所以馬可在往來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好歸向大汗言之。”在隨後講述中，馬可·波羅不無驕傲自己的此種才能：“馬可奉使歸來，謁見大汗，詳細報告其奉使之事。言其如何處理一切，複次詳述其奉使中之見聞。大汗及其左右聞之鹹驚異不已，皆說此青年人將必為博識大才之人。自是以後，人遂稱‘馬可·波羅閣下’，故嗣後在本書中常以此號名之。其後馬可·波羅仕於大汗所垂十七年，常奉使往來於各地。他人既聰明，又能揣知大汗之一切嗜好，於是他頗習知大汗樂聞之事。每次奉使歸來，報告詳明。所以大汗頗寵愛之。凡有大命，常派之前往遠地，他每次皆能盡職。所以大汗尤寵之，待遇優渥，置之左右，致有侍臣數人頗妒其寵。馬可·波羅閣下因是習知世界各地之事尤力。尤專事訪詢，以備向大汗陳述。”可見馬可·波羅在風俗方面是很用心用功的，“專事訪詢”做的就是民俗調查了。
由此之故，馬可·波羅於風俗志方面，在其遊記中對當時的中國是有深度觀察的。他大概是隨手將當年向忽必烈展示的講俗能力拿來向家鄉的意大利人略加表現而已。以下試舉若干例子：
1.關於紙幣。這是中國最早最重要的發明之一。早在宋代中國就廣泛推廣使用紙幣，元朝繼承金、宋體制，繼續使用之。馬可·波羅作為商人對此十分敏感。他在敘述多個城市時，都不會忘了根據所見，註上“使用紙幣”字樣。他記錄的使用紙幣的城市有：泰州、南京、強安、襄陽、鎮巢軍城、新州、臨州、邳州、西州、鎮江、行在、刺桐、高郵、寶應等。這說明紙幣使用的廣泛性和全國性，說明這種獨特便捷的貨幣及其貨幣制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了很大篇幅描述其中具體結構模式。他說：“凡州郡國土及君主所轄之地莫不通用。臣民位置雖高，不敢拒絕使用，蓋拒用者罪至死也。茲敢為君等言者，各人皆樂用此幣，蓋大汗國中商人所至之處，用此紙幣以給費用，以購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價，竟與純金無別。其量甚輕，致使值十金錢者，其重不逾金錢一枚。”他為此還記述了中國的造紙技術和過程：“此薄樹皮用水浸之成泥，制以為紙，與棉紙無異，惟其色純黑。君主造紙既成，裁作長方形，其式大小不等。”
早在宋代中國就廣泛推廣使用紙幣，元朝繼承金、宋體制，繼續使用之。馬可·波羅作為商人對此十分敏感。
2.關於絲綢。中國是絲綢故鄉，馬可·波羅對此也多次述及。在南京、蘇州、涿州、太原、土番州、鎮江、福州、行在等地，他都有“織羅甚多”“織造金錦絲絹及最美之羅”“產絲甚饒”等等字樣。對南京的絲綢他用“有絲甚饒，以織極美金錦及種種綢絹”表述。至今南京雲綿技藝被確定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仍然可見當年風釆。可見他的描述不虛。
元代飛鳥紋綾海青衣背面圖(中國絲綢博物館)
3.關於陶瓷。陶瓷也是中國極具東方個性的特產。馬可·波羅對此種器物印象極深，觀察也細。他的陶瓷記述成為西方文獻對中國陶瓷的首次記載。馬可·波羅到達“一座叫做‘Tinju’（泰州）的城市，這裡：人們製作瓷碗，這些碗大小不等，美輪美奐。瓷碗只在這座城市制作，別處沒有；它們從這裡出口到全世界。在這座城市，瓷碗到處都是，且價格低廉，一個威尼斯銀幣可以買到三隻精美的瓷碗，其玲瓏可愛，簡直無法想象。這裡的杯盤碗盞用易碎的泥土或者黏土製成。土塊似乎採自礦山，被堆成高高的土丘，三四十年間聽憑雨打風吹，日曬雨淋。此後，灰土變得如此細膩，用它做成的杯盤呈天藍色，表層晶瑩剔透。你們要明白，當一個人把這種土堆積成山時，他是為了自己的子孫後代；風化成熟需要漫長的等待，他本人無法從中獲取利潤，也不可能把它派上用處，但他的兒子將繼承它得到酬報。”當代英國陶瓷史家艾德蒙·德瓦爾說：“這是西方文獻第一次提到瓷器。”馬可·波羅關於陶瓷材料用土需囤積、老土化，在今天中國諸多製陶地方如景徳鎮、宜興、無錫、德化等地，依然如故。八九百年前能描寫出這樣的細節，令人歎服。
陶瓷是中國極具東方個性的特產，馬可·波羅對此種器物印象極深，觀察也細。
4.關於中國的橋。遊記對中國的橋樑印象深刻。在北方，他記述了著名的盧溝橋。稱它是普里桑乾河上的美麗石橋，橋兩旁皆有大理石欄、石柱，柱頂別有一獅。“此種石獅巨麗，雕刻甚精。每隔一步有一石柱，其狀皆同。”南方是水鄉，諸多水上人家和水上城鎮，大概堪比威尼斯，所以馬可·波羅多次述及。他說行在城（杭州）有石橋一萬二千座。大的橋橋拱甚高，大船不放桅杆也可通行。因為這個城市是完全建築在水上的。蘇州也是如此，有石橋六千，“橋甚高，其下可行船，甚至兩船可以並行。”
馬可·波羅稱盧溝橋是普里桑乾河上的美麗石橋。
5.關於若干生活習俗。在大量風俗描寫記錄中，有一些非常中國化，是觀察者細心體味過的。比如中國人的“生辰八字”和占卜。馬可·波羅說：“此地（杭州）之人有下述風習，若有胎兒產生，即志其出生之日時生肖，由是每人知其生辰。如有一人慾旅行時，則往詢星者，告以生辰，卜其是否利於出行，星者偶若答以不宜，則罷其行，待至適宜之日。”這種情狀，對舊時中國人來說是一點都不虛的日常生活。比如中國人的生死輪迴觀。“彼等信靈魂不死。以為某人死後，其魂即轉入別一體中。視死者生前之善惡，其轉生有優劣。”此外還有蒙古包的形制和建造，哈密的歌舞，沙州及多地的葬禮，驛站的運行模式，十二生肖和紀年，元朝的節日、逆水行舟的拉縴和竹纜，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巫師施法治病，以及雲南地區所見到的產翁制。在雲南大理往西騎行五日後，馬可·波羅在金齒州（此地之人皆用金飾齒，至今雲南多地有染齒、黑齒、鑿齒習俗，如壯族、布朗族等）的永昌，發現一種產翁制：“婦女產子，洗後裹以襁褓，產婦立起工作，產婦之夫則抱子臥床四十日。臥床期間，受諸親友賀。其行為如此者，據云妻任大勞，夫當代其受苦也。”產翁製作為一種奇風異俗，據人類學家報告，早在羅馬時代、羅馬地區有過遺存。拉法格在其所著《母權制：家庭探源》中描寫道：“生於紀元前兩世紀的亞波羅尼就有一個居住在黑海沿岸的民族，曾經說道：‘在女人們生孩子的時候，丈夫們也參與其事。他們躺在床上，矇頭蓋臉，呻吟哭叫，妻子們則給他們餵飯，喂水，替他們洗浴，'”法國巴斯克人也有過此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印第安人有過此俗。印度南部也有類似習俗。世界各地一直以來都有發現和報告。中國壯族、傣族、仡佬族、藏族都曾保留過這種古老習俗。宋代《太平廣記》卷四八三引錄《南楚新聞》記載，“南方有僚婦，生子便起，其夫臥床裖，飲食皆如乳婦。”這被認為是對仡佬族此一風俗的記錄。該書對壯族先民越族人的風俗記載有：“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婿。婿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為產翁。”元代李京的《雲南志略》、明代《百夷傳》、清代《順寧府記》都記述有云南西雙版納傣族流行產翁制。《雲南志略》載：“婦女盡力農事，勤苦不輟，及產，方得少暇。既產，即抱子浴於江，歸付其父，動作如故。”所以，中國學界大多都認為馬可·波羅的記述講的是雲南傣族的產翁習俗。方國瑜、林超民兩先生著述有《〈馬可波羅行紀〉雲南史地叢考》詳細論證了馬可·波羅雲南之行的具體事實，很有說服力。
產翁制是人類早期社會婚姻制度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產物。拉法格在其著作《母權制：家庭探源》中結合評價馬可·波羅的記述指出：“在歐洲，在非洲，在舊大陸和新大陸，也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這種風習幾乎到處可見。十八世紀，馬可·波羅在雲南（位於中國西南部，在西藏和緬甸以東）也見到過這種風習。……產翁習俗——這就是男人為了取締婦女的地位和財產而採用的花招之一。生育活動曾經宣告婦女在家庭中應有很高的權力。男人把這樁事體也拿來表演一番，正是為了使人承認孩子獲得生命主要應歸功於父親。我們看到，父權制家庭是一種比較新興的制度。伴隨著它的出現曾經演出了多少爭訌、犯罪和荒誕不經的鬧劇啊。”我國曆史記載和後來的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調查證明，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轉型變革的婚俗大量存在。除了產翁制多有流行外，還有痛哭母權喪失的“哭嫁”習俗在多地民族中保留。不落夫家、遊方、跳月、浪哨、放牛出欄、串故娘、行歌坐月、放寮、搶婚、走婚、從妻居等等此類過渡期婚俗更是隨處都有。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表示遇見過很多的女性習俗和特殊的兩性習俗、接待和對待外來男性的習俗，大多也都屬於這一類被後世歸為人類學範疇的民族誌現象。真正的民族誌和人類學是大航海之後才逐漸興起的。馬可·波羅是啟發啟動這個學科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很多記錄我們必須從人類學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其中意義、價值。在人類學未能展開和充分發展的馬可·波羅時代，他的被誤解和被質疑也就不可避免。這也是箇中原因之一。
由上我們可以看出，馬可·波羅講述的中國包括了大元帝國時代的蒙古統治階級層級，也講述了蒙元統治下的南方漢人社會，以及西北絲綢之路沿線和東南沿海商業通向海外的港口城市，最後還包括處於相對原始落後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風俗狀貌。這種中國描述空前絕後，不僅完全符合中國人文地理歷史史實，具有豐富的歷史層次性和文化的多元一體性，也使後世所有描寫中國樣貌的親歷者的圖書都難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許多西方的研究者喜歡拿500年後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和他們對中國的記錄與馬可·波羅相比，認為前者（真實到達中國）有許多中國奇風異俗和獨特事象物象的記錄，可是在馬可·波羅（是否到達中國存疑）所述中卻付之闕如，因此可能是他沒有到達並且虛構了中國。這些事象主要有：長城、婦女纏足、鸕鷀捕魚、筷子、中醫、茶葉等。具體辨析這一質疑，我們就不展開了。可以肯定，馬可·波羅的講述有很多方面比馬戛爾尼一個團隊按科學調查方法開展的記錄還要真實、準確、豐富，他們團隊遺漏的中國獨特文化要多得多，因為馬可·波羅曾在中國生活了17年，而且他到過的中國地方比馬戛爾尼他們多得多。即使如此，以中國歷史之久、風俗之富、思想之深、現象之雜，任何記錄者都會掛一漏萬。我們不能以事象的無一遺漏來判斷真偽，而應以其描寫的真切度、不可虛構性的內容來作判斷。
元世祖忽必烈
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蒙元帝國的鐵蹄橫跨歐亞，使整個歐洲感到震驚、恐怖。他們一方面根本不瞭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歷史鉅變，一方面也根本不知道東方和中國為什麼會帶來這種鐵血歷史。所以，馬可·波羅竟然與忽必烈汗為伍，發生親密關係，這是不可想象的。原因之二在於馬可·波羅講述的中國太富有、太有商機了，這個世界的東方還有這樣一個世界，而在此以前的歷史中幾乎聞所未聞，這太出乎想象了，西方人實在難以置信。原因之三是中國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和歷史太獨特、太悠久了，這樣特異的生活方式，會來自人類的創造，這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他們的質疑從馬可·波羅在世時就層出不窮。他們不是質疑他的道聽途說、轉述他人見聞。他們質疑的是中國強大、富庶、獨特的真實性（這正如數百年後中國人知道強大的西方，見識西方城市與繁榮時目瞪口呆是一樣的）。
實際上，西方一直是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
懷疑部分。他們把馬可·波羅的講述文本歸於傳奇文學，把它推向虛構文學，從文學歸屬上否定其寫實性紀實性。後來也有人指出，此遊記嚴重缺乏文學性，只是一種平鋪直敘。它的文學性來自內容的超常性，所謂現實比文學更具想象力，此之謂也。所以，在當時浪漫傳奇小說都瀰漫著這種東方式的浪漫精神，許多小說還直接取材於馬可·波羅的遊記，比如十四世紀的《耶路撒冷的第三王》，就是當時受其影響最深的文學作品。喬叟、但丁、彌爾頓等文學大家也都是參與這種影響的文學人物。馬可·波羅的講述的文學性（在這裡這是貶意詞，與指認他說謊騙人、非真實是同義詞），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筆錄者魯斯梯謙是當時頗有名氣的通俗小說家。後者按通俗文學的傳奇敘事格式給遊記穿靴帶帽，造成了“虛構”假象。有些版本的開場白就是當時許多浪漫傳奇小說的同一模式的翻版。美國學者史景遷說：“魯絲梯謙在記敘時，經常恪守宮廷傳奇應有的格式，而不是我們認為像馬可這種老練的旅行家所慣用的語彙。”此外，遊記中還結合所到之地和所見之人、物、事，附會編創了一些民間傳說，記錄重述了一些民間宗教神話，講述描繪了一些虛幻的民間故事。比如，他用最新的歷史史實對傳說了很長曆史的西方想象東方的著名的長老約翰故事，附會到與成吉思汗的經歷中，為這則古老傳說增添最新的解讀，也使長老約翰傳說再添新的謎團。比如，他講的“巴格達之移山靈蹟”，是一個聖蹟顯靈的神話，讓山移動的情節頗與我國古代神話愚公移山類似。這種超自然現象也是很難讓人置身真實歷史。比如，他講的波斯三王的傳奇，極富民間文學特色，應該是對波斯民間文學的轉述，但卻變成了歷史人物講述，讓虛事變實有，其中超現實的神話傳奇內容就很難讓人信服。
懷疑者把馬可·波羅的講述文本歸於傳奇文學，從文學歸屬上否定其寫實性、紀實性。
信以為真部分。從一開始許多人便因此遊記開始嚮往、憧憬、夢想到達中國，激發了許多人再去探險的雄心壯志、野心勃勃。陸路抵達已經失去蒙元帝國貫通東西的條件，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以此互為因果，終於促成歷史復活與重現。這就是哥倫布登上歷史舞臺。
有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早期的讀者中，最著名的就是哥倫布。我以為，他也具備與馬可·波羅相似的三個條件：一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帝國的崛起和稱雄世界的野心和科技、軍事能力；二是他強烈地感受到了《馬可·波羅遊記》中隱藏的巨大商機和財富誘惑；三是對中國風俗有強烈的感同身受、親歷探險的衝動。美國學者史景遷在他的著作《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考據和介紹了哥倫布大航海的此一動機：“哥倫布展開1492年的探險前，想必已熟知該書內容。他1496年返鄉後，訂購了該書，並且或在當時或日後，於書頁空白處寫下了近百個眉批。這些眉批主要以拉丁文寫成，間雜以西班牙文，顯示了最吸引哥倫布注意的段落。……雖然哥倫布對這些感官描述、奇聞捜秘深表興趣，我們卻不難發現，他真正的意圖還是在貿易經商，以及其中隱藏的危險和機會。因此只要波羅提到黃金、白銀、純絲買賣、香料、瓷器、紅藍黃寶石、琉璃、醇酒、採珠人等事，哥倫布就會做記號。同樣深受哥倫布注目的內容，包括季風期來臨時船隊航行的方向及時間、海盜或食人部落猖獗的情形以及類似食物及其他物資可能的位置。哥倫布特別對幾個看來頗有潛力的中國城市做了記號，其中包括揚州和杭州，並對它們的通商機會做了些評論，不過他只對一個城市寫下了，‘商機無限’這幾個字，這個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Iu），也就是忽必烈汗在中國的新都，波羅對北京的稱呼。為了強調他的興奮，哥倫布在眉批旁加了一個圖案，那是歇息在雲端或浪濤上的一隻手，所有手指緊握，只有頂端的食指直伸，指向撩動它的那段文字。”1492年8月，哥倫布帶著西班牙國王寫給大汗的國書開始了他的以中國為目的地的遠航。
馬可·波羅早期的讀者中，最著名的就是哥倫布。
意大利威尼斯的弗拉·毛拉修士也是對遊記堅定的“信以為真”者。他受遊記影響，於1460年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呈現給葡萄牙國王。該圖依據遊記補充了過去的欠缺，完善了世界地圖，同時根據遊記在地圖中標示了一些中國地理元素，地圖中最繁華的地方是最靠近伊甸園的中國與大都，其中還有遊記特別敘述到的盧溝橋。地圖的東部海域，遊弋著高大威猛的中國式帆船；西部世界則是體型較小、單桅雙帆的西方帆船；可見遊記對毛拉影響至深。這幅地圖表達的意圖就是：葡萄牙人應該繞過非洲，與中國人的世界相融合。30年後，迪亞士（好望角發現者）完成了這一“葡萄牙人的使命”，大航海時代拉開了序幕。
《馬可·波羅遊記》以遊記文學、傳奇體式展現中國，開啟西方的東方想象，打開西方思想的空間想象力。
無論對馬可·波羅是質疑懷疑還是信以為真，它們的客觀效果卻是相輔相成，形成合力的。以遊記文學、傳奇體式展現中國，開啟西方的東方想象，打開西方思想的空間想象力。文學的浪漫主義為資本主義時代初期的創業雄心和探險精神添加了動力和想象力，設立了一個瑰麗的遠方和誘惑的目的地。而堅定地確信東方黃金遍地從而付諸行動奮力前往，則開闢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時代到來。以東方為目的地和終點的大航海，導致新大陸的發現，進而實現環球航行。世界歷史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氣象和世界景觀。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閱讀更多 東方文化雜誌 的文章
關鍵字: 今日頭條家居時尚盛典 馬可·波羅 忽必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