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毅鋒族群理論認為，族群是個相對概念，“我者”和“他者”的界限是隨著外界參照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
客家的這個概念是比較年輕而新近的，通過這個新構建的符號，由客家精英們推動的客家運動正不斷地融合和整合客家族群，客家這個概念也在慢慢的擴大。有學者甚至提出，客家的概念應超出傳統閩粵贛三省，擴大到全國十幾個省市，客家的人口應該有將近一億人。
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客家的概念是什麼，它是本來就存在的概念還是近些年通過客家運動的整合構建後重新被大家接受的概念，它的界限是什麼，界限是如何創建和打破的。
福建武平縣，位於福建西部，在三省交界地帶，西接江西，南接廣東，是個純客家縣。武平古隸屬於汀州，後晉保大四年由鎮升為場，宋太宗淳化五年升武平場為縣。武平作為客家地區，其發展歷史和其他客家地區大致相同，宋朝以後，這裡已經是客家先民居住的地區了。中山鄉位於今武平縣城以西約五公里，和縣城的所在地平川鎮接壤。中山原名武所，原為武平縣署所在地，縣署後遷至今平川鎮，時間不詳，約為宋朝。2016年冬天和2017年夏天，在武平中山從事田野調查，以下資料若無特別說明，均引自我調查所得。
武平縣
中山目前有約兩萬人口，十一個行政村。兩萬人口中擁有一百多個姓氏，這在全國尤其是華南漢族中是不多見的。華南漢族中的鄉村社區，宗族的單位是人群劃分的最基本屬性，人們以家庭宗族為單位對於人群進行劃分，通過血緣繼嗣群找到自我屬性，排斥非我屬性，在客家地區，這種歸屬表現的更為強烈，在許多地域，通過長期的宗族競爭，往往變成單一姓氏的社區。但是在中山這個擁有一百多個姓氏的鄉鎮裡，人們往往是用講軍話和講白話（客家話）來劃分人群屬性，即軍家人和客家人。軍客的劃分使人們找到各自的群體屬性來進行他們的社會生活。
武平為山區，又處三省交界之地，歷來匪盜橫行，為統治者重點治理的地區，宋武平場的設立，就是朝廷為防範匪盜而設置的軍事行政機構。明朝建立後，為了安定三省交界地帶的社會秩序，明朝廷在中山設立了千戶所，洪武二十四年始築武平所城，並遷入大量的軍隊。許多駐軍長期駐紮中山，並沒有返回原籍地，其後代接任先輩的職務，一代代繁衍下來，這就是武平中山軍家人的由來，當地稱為軍籍人，又稱軍家人。據傳軍隊來武所有十八將軍，十八副將。
據民國《武平縣誌》①記載：武所軍籍有王、邱、危、艾、何、李、吳、周、胡、洪、侯、徐、夏、翁、陳、陶、連、許、張、黃、舒、傅、程、彭、鄔、賈、董、劉、鄭、歐、古、向、祝、車、龍、朱共三十六姓。《武平文史資料》總第十四輯王增能《武所軍籍姓氏源流考》②中稱武所軍籍有三十五姓，與縣誌比對增加一余姓，缺少向姓和朱姓。據中山民間的軍籍姓氏歌稱：賈陳張向餘，危洪程，祝莫樂，侯毛古董葉夏陶。與民國縣誌相比多了毛、莫、樂、葉四姓。這樣綜合各方面統計的武平軍籍姓氏有四十一姓。另據對民國縣誌《姓氏傳》③統計，武所軍籍姓氏有三十九姓，明洪武年間遷至武平有二十三姓，其他年間五姓，未註明時間有十一姓。清朝初年中山發生了軍籍抗擊清軍造成屠城的“血洗武所”事件。據退休幹部洪軍調查統計，“血洗武所”造成八姓滅絕，七姓遷離，目前在中山居住的軍籍共二十四姓。
軍家這些姓氏中的有些姓氏在武平只有軍籍獨有的，一聽姓氏就知道是軍家人，如危姓。有些姓氏是軍籍和客家都有的姓氏，例如陳姓、劉姓。在中山，他們以自己遷入武所前的籍貫地作為區分同種姓氏的軍客屬性的標誌。
在中山調查的時候，引起我最大興趣的是在和軍家人交談的時候經常聽道：“我是軍家人，他是客家人。”似乎對自己的軍家族群的歸屬特別的看重。但是他們經常在說話的時候往往會又說出：“我們客家人的……”這種思維的“混亂”經常會讓我打斷他們的講話：“等等，你剛才不是說你不是客家人是軍家人，現在你又怎麼講你是客家人了？”被問者常常回答不出所以然。有些受過文化教育的人會說：“從大的方面講，我們是客家人，但是在中山，我們是軍家人。”我又問道：“大的方面講，你們是客家人，那麼你所講的大的方面客家人和中山的客家人又有什麼不同?”這些問題他們回答不出，也引發了我的思考。
在中山，凡是軍家人都會軍家話，這是不同於客家話的一種語言，筆者是客家人，但是對他們的話幾乎不能聽懂。在軍家內部，軍家人堅持使用軍家話，無論是家庭內部或是社會公共場合，只要兩個人知道雙方是軍家的身份，就很自然的使用軍家方言。客家媳婦娶進軍籍家庭必須在短時間內學習軍家話，每個軍家人同時都會說客家話，他們說的客家話和當地客家人說的並無分別，當地的客家人大部分不會說軍家話。有學者認為軍家方言是個方言島存在於客家話的汪洋大海中，這點我是不贊成的，在我的調查中，我沒有發現有成規模的軍家聚落，軍家在中山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錯綜複雜的居住，左鄰右奮有可能是客家人也有可能是軍家人。方言島這個詞不能描述軍家話的實際屬性，軍家話和其他相對封閉形成語言的方言島的語言是不同的；軍家話是明朝時期來源於軍籍十幾個省份及地區人帶來的各地方言形成的，在明朝的時候，軍家人居住在城內，客家人是不能在城內居住生活的，這對於軍家話的形成初期提供了封閉的條件，但是在清朝這種限制已不存在了。有人認為軍家話屬於贛方言，理由是軍家話和江西很多地區的語言有類似，這是可能存在的，因為軍家籍貫中來自江西的姓氏較多，軍家話的特徵及形成歸屬，還有待於語言學家的考證。
在中山，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姓氏聯”。由於居住了一百多個姓氏，居民家的大門上都貼著對聯來說明自己的姓氏，對聯簡要概括了自己姓氏的來源及歷史上本姓氏有名的人物，使人一看對聯就知道該住戶的姓氏。例如有對聯曰：高山流水第，舞鶴飛鴻家。這戶人家是鍾姓，上聯說的是春秋時期韻律鑑賞名家鍾子期，下聯說的是漢末書法家鍾系。又如郭姓：汾陽世第，將相人家。說的是唐朝郭子儀進封汾陽郡王，為朝廷將相的事蹟。一百多個姓氏，每個姓氏的對聯內容都不相同，大都對自己的祖先歌功頌德，對聯貼在門上，使過路人對該家的姓氏一目瞭然。
像中山這樣一個鄉鎮，有兩萬人口，將近一百個姓氏，這在漢族尤其是福建漢族地區較為少見，即使在當地武平縣，由於長期的宗族競爭發展，單姓村莊甚至單姓地區都是很普及的事例。學者陳支平在研究福建武夷山崇安地區時看到，當地農村出現眾多姓氏，而不是出現家族勢力強盛，他認為“崇安農村基層社會管理及其賴以穩定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一）政權的力量；（二）民間信仰；（三）方言的整合。”④陳支平的理論如果引用對於武平中山研究的話，是有很大啟發的，我們首先對於中山的歷史進行一番考察。
中山古稱武所，民國時期改為中山。明朝建立後，為了安定三省交界地帶的社會秩序，朝廷在中山設立了千戶所，洪武二十四年始築武平所城，並遷入大量軍隊，軍隊在當時的武所享有許多特權，城內只允許軍隊居住，不允許其他居民在城內隨便活動，甚至一般百姓進城都有嚴格的限制，據老人回憶，在武所，城門只能是在太陽昇起的時候開門，太陽落山前關門，任何人不得違反，這風俗一直保留至民國年間，許多人在城外活動的時候必須在太陽下山的時候往城內趕，否則只能是露宿城外。據說以前武所城內的道路是用石頭鋪成的，只有軍家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一般的百姓只能在石板兩旁的泥路上行走，違例者要遭到掌嘴之類的處罰。軍隊是享受皇糧的，不必像一般百姓那樣耕作，且軍隊職務是世襲的，一般的軍戶可以世代生活在城內和外界不相往來，這種封閉的條件是軍家方言形成的重要條件，軍家方言應該是當時城內的一種官方語言。軍隊在武所城內種種政治經濟的優勢，對於軍家族群的形成起了決定性作用，軍家應該在明朝的時候就已經形成。和軍家相對應的是城外的客家，明朝後期，已經有客家人在城外居住，依靠為軍隊供應軍需為生。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滅，明朝時期在武所設立軍戶制度開始面臨解構。清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攻佔汀州府，九月攻佔武平，遭到武平軍民的反抗。“武平所王道一，徐文泌，皆世職之後，文泌以延安同知家居，值國變，據所成抗清。是冬，復統所眾及各鄉義民萬餘人進攻縣城，焚登龍橋營壘四寨。統兵李成棟，署縣陳元率軍追擊，攻所城，破之，屠殺甚慘。平遠謝志良，率眾攻所城，乘虛襲殺駐防遊擊羅其才。巡道張嶙調巖城都司張輪等協官兵鄉勇進攻，其眾奔潰（舊志《城池》。按舊志連前文雲復乘虛襲殺’，不詳何時，當曾據所成，《蕉待志》不載。又楊宗昌《武所分田碑記》雲‘順治三年至五年，城陷三次’，舊志亦不載，今不可考。志良攻所城，當在此二年中）。順治五年，赤崗人朱良覺不肯降清，築寨舉義。閏四月二十九日潛入城，約上杭張恩選率眾數千，屯二十里外相應，以城內舉火為號。
事未及發，城中覺之，群起憤擊，截殺二百餘人，餘黨悉走。”⑤這就是武平中山歷史上很有名的歷史事件“城陷三次”，當地百姓稱為血洗武所，根據縣誌歸納起來為攻打武平縣城遭報復，明朝舊將謝志良攻城和朱良覺的攻城，原因和事件過程相當清楚。但是我們在中山調查的時候，發現中山的軍家人對於“血洗武所”並非如此記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山陽民村的洪軍老人收集的各種傳說和他整理撰寫的《武所軍家史》6，根據他的口述和《武所軍家史》他認為：清軍從上杭攻打武平的時候，王道一和徐文泌率領武所軍隊前往十方金雞嶺阻擊，兵敗，清軍乘勝追擊，攻陷武所，並於一個晚上發動屠城行動，八個城門中將其中一個永安門作為放生門，從此門逃出者不殺，其餘格殺勿論，除少數知道屠城消息和走親戚的人外，大多數軍家人被殺害。第二次屠城是因為第一次後，武所變成了空城，許多房子成了空房，許多客家人乘機霸佔了這些財產，引起上訴，官府發現了還有許多軍家人存活，第二次發動對軍家人的屠殺，為了避免屠殺客家人，還利用軍家客家方言的不同進行了區分：當清軍進入百姓家的時候，拿起鍋蓋問百姓這是什麼，軍家方言答“桃板”，客家方言答“搭蓋”，答“桃板”者殺。第三次屠殺又因為是軍客矛盾，官府第三次屠城。此外還有其他說法，例如：中山城內的道路為紅石板路，這路只有軍家人可以在上面行走而客家人必須走旁邊的鵝卵石路，否則會遭到軍家人的懲罰，清朝軍家失勢後，客家人為了報復這項恥辱，勾結官府告密殺害軍家人，諸如此類。
從軍家人的說法我們可以看見其說法和史志資料記載不同，首先城陷的原因有所不同，史志資料記載的原因為新舊朝代的輪替引起的軍事鬥爭，而軍家人的說法認為原更多是民間矛盾所引發的鬥爭。明朝解體後，軍家人在武所的種種政治經濟優勢不復存在，軍家對於當地的客家也不再擁有統治優勢了，軍家對於朝代更替現實的不適應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社會結構的解體勢必引起民間社會的動盪與整合。從此，在武所，軍家和客家站在軍家和客家這兩個族群單位下進行社會資源的爭奪調配，而不是傳統的宗族為單位之間的競爭。姓氏已經不是一個人最重要的符號，儘管姓氏宗族在中山依舊存在，但是宗族是附屬於軍家和客家兩個大單位下的。軍家和客家之爭淡化姓氏宗族的爭鬥，小的姓氏也就能依附在軍或客的主體下生存。
“城陷三次”事件導致當地軍客勢力對比改變，是軍客鬥爭的開始，因此在軍家人的記憶中“城陷三次”的歷史被構建成是軍客的鬥爭歷史並不是朝代更替而引起的動亂。城陷三次後，軍家勢力的解體，資源的爭奪立即就出現矛盾。我們可以從《武平縣誌》的記載中一篇《武所分田記》⑦看到當時的情況。該文所作的時間為順治十一年，其作者為時任武平知縣的楊宗昌，該文所作的時間和順治五年僅差六年，作者為知縣，應比較可信。《武所分田碑記》載：“自順治三年起至五年止，內奸作孽，城陷三次。當蒙前巡道張橄召巖營原職都司溫而璋，張輪帶鄉勇六百名，協同恢復。
所民幾無子遺…….金議二駐武所，率隨徵有功鄉勇移所捍禦。即將近荒田，每夫給五畝，永為己業，批委印冊迭據。不圖事平田熟，昔之逃亡者巧捏‘難民復業”四字，駕詞構訟，數載不結。迨本縣躬勘親丈，仍就耕民墾熟田塘計二千四百一十九畝六分七釐，析為三分。以二分一千六百一十七畝六分一釐給所民還故業，以一分八百另二畝六釐給耕民補工資，造冊呈詳。”從上可以看出，清朝統治機構並沒有專門對前朝的軍家後代有任何的偏向，一切從維護社會安定出發，把三分之二的田判給了軍家。《武所分田碑記》中各級官員對於這種維護社會穩定的做法都給予高度的肯定，甚至對於牽頭的軍家訴訟的“所奸洪存仁，危士式等，暗金七十戶”的行為也不給予追究。從田地爭奪訴訟一案中，我們可以看見軍家勢力依舊龐大，人囗眾多，我們也很自然地對軍家“血洗武所”的說法提出疑問，如果大屠殺是像民間所說那樣慘烈，那麼軍家人何以能存活下來，時至今日人口還佔了很大的比例。例如洪軍認為死難者在上萬之多，可現在中山人口也才兩萬多。筆者認為，中山武所從明洪武年間築城建所，至清朝初年已有近兩百年，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的擴大，分化，早以分散至中山各地居住，軍家人所說：屠殺前軍家人只住城裡，屠殺後才分散居住不足為信。因此我們可得出大屠殺時，只是針對城內，城外的軍家人應躲過此劫。其二，武所是軍戶制度，三分駐軍，七分囤田。囤田所在地為今城南，因此囤田的軍家人也應躲過此劫。其三，王道一、徐文泌攻打縣城並非單純為軍家人，“復統所眾及各鄉義民萬餘人進攻縣城”。⑧這裡應有客家人的參與。因此清朝統治不會針對軍家是明朝軍戶的身份只殺軍家。實質上王道一、徐文泌領導鬥爭是民眾反抗清朝的鬥爭，並非軍家與清朝的對立。洪軍老人回憶軍家洪氏只剩三個半人（其中一人在母親腹中隨母改嫁），但是《武所分田碑記》中我們發現領導軍家訴訟的正是軍家洪姓洪存仁。《武平縣誌》記載了順治十四年“是歲飢，大兵之後，繼以凶年。邑民危璧宿出粟以娠。”危姓在武平只有中山軍家。能出粟以賬，說明其家道殷實，軍家其時在中山還是有相當的根基。洪軍老人所提出的“萬人緣之墳墓”碑先存於武平縣博物館，碑上方刻有“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季春吉旦重修”。⑨碑下方所刻為“澤陽會等眾位”。洪軍老人認為這是僅存的考證血洗武所的唯一實件證據，和此碑並列擺放於武平博物館的另一個石碑武平萬安鄉的石碑也是“萬人亡墳墓”碑，萬安的石碑所刻的時間和武所的碑的時間差不多，萬安碑有詳細的說明，所述為萬安山野間有許多無主白骨，風吹日曬，為牛羊踐踏，善心人士出資將其蒐集埋葬，這和武所碑中的“澤陽會”是一樣的，乾隆五十一年和順治五年隔了近百年，因此，武所“萬人碑”是否為“血洗武所”所遺值得商榷。
軍家從武所城內出來，客家人也可以開始居住在武所城內了。過去城內高大的燕子尾牌樓建築只屬於軍家人所有，時至今日軍家人也這樣認為，但是問到是否現在燕子尾牌樓也有客家人居住，答者黯然。燕子尾牌樓的變遷，是中山歷史變遷的一角，軍家人執著維護自己的群體，軍家話在群體內得以保存。軍家話是軍家最重要的標誌，軍家話是聯繫軍家內部最好的工具，也是他們團結一致的象徵。軍家和客家在清朝至民國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比較緊張的，我們可以用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的“紫陽祠”事件來分析。
紫陽祠建於明代，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守備黃鎮倡建，萬曆十五年，守備王延臣重建，繼任張守貴復建後棟。紫陽祠用來供奉當地對地方有貢獻的人士，因紫陽祠是軍家人所建，所以一直供奉軍籍人士，其地位相當於軍家這個“大宗族”的祠堂，是軍家人的象徵。
1947年，客家人在當地首領煽動下，要求把當地有名的客家人士的牌位也送入紫陽祠供奉，軍家人認為這是極大的侮辱，因此整個中山城內的軍家人和客家人矛盾十分尖銳，據軍家危姓老人回憶：當時我們軍家所有人都動員起來了，各家各戶都抽調男丁守衛紫陽祠不讓客家人進來。並且按照人丁捐谷，把穀子挑到江西去換駁殼槍。我們軍家有人在長汀縣當保安大隊長，我們去找他，他就借給我們好幾把槍，我們就把槍插在腰上在紫陽祠前面走來走去嚇唬客家人。客家人也在積極準備槍支準備報復。雙方的衝突十分緊張，後來縣長帶了保安大隊下來調解，把雙方的頭領帶到紫陽祠前面的太平橋面前發誓，在誓言上按手印，喝血酒，跪下來發誓雙方世代友好，永不爭鬥，後來客家內集資在老城內自己建了個客籍祠。
紫陽祠事件是雙方政治經濟爭鬥的一個縮影。民國期間的中山經濟條件相當不錯，被民國政府評為模範示範鄉，改武所名為中山。中山利用汀江流域放排到廣東潮汕地區，同時通過汀江連接江西和廣東的貿易，利潤十分豐厚。當地的商會會長和鄉長一直由軍家客家輪流把持，軍家人當會長和鄉長的時候較多。
紫陽祠事件實質是當地的一些鄉紳階層利用族群的意識在操控選舉，刻意的在強調族群的意識。軍家人在清朝以後，其軍家族群意識一直是存在延續沒有中斷，並在某些時候會激化加強。現存的軍客競爭社會結構是軍家族群意識一直存在的原因。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需要尋找一個主體來依附進行社會活動，軍家和客家是最容易構建起來的族群單位。我們可以看到，在紫陽祠事件中，外鄉的客家人並沒有對中山的客家人進行支援或聯繫，縣長在處理問題的時候也是公平的，可見中山的軍家客家的概念只存在於中山，並沒有超出中山的範圍，軍家客家只是中山人在中山區分“我者”“他者”的一個概念，無論是外界人還是中山人自己的意識中：中山的客家概念和外界的客家概念是不同的，中山客家只是在中山相對與軍家，在中山存在，在中山的軍家潛意識中，他們所指的客家是指中山的客家人。
解放後，族群宗族的意識逐漸被打破，人的政治社會地位取決於人的階級成分與個人能力的因素，軍家和客家的對立意識在中山逐漸被打破。隨著80年代後客家運動的又一波興起，客家意識正在整個客家地區普及強化，外出工作的流動，招商引資的熱潮，人們在對外交流中，客家人的概念超越了縣市甚至省 份，客家人成為個人身份第一特徵。在廈門，問及個人籍貫的時候，許多人第一回答是客家人，其次再說省份行政縣市。不同省份的客家人親近程度遠比本省 份的其他族群來的親近，一個大客家的概念正在形成，各種媒體的宣傳，各種以招商為目的的客家活動舉行，客家人的概念正被客家地區的人們接受，在中山情況也是如此。
我們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什麼是客家人？按照傳統的客家概念，明朝才來到中山的並和客家一直對立的軍家人算不算客家人？在中山的過去客家概念和現在客家概念有什麼異同?
通過對於中山的分析，以及聯繫其他研究客家地區的一些情況，筆者得出結論：客家的概念是近些年來客家運動提出的概念，這個概念模糊了許多客家內部的差別，正整合整個客家地區併為大家所接受。事實上在過去客家地區，客家的概念是陌生的，在他們的內部依照不同的環境劃定了不同界限，連城的方言不能和武平上杭永定相通，甚至連城內部都有許多方言，上杭古田的方言也是存在客家地區的一個獨特現象。
如今，這許多文化界限差別都打破，形成新的客家文化。軍家人在說自己是客家人的時候，並不是說是過去那個對立的客家，而是新客家。
①《武平縣誌》民國版。
② 王增能：《武所軍籍姓氏源流考》，《武平文史資料》總第十四輯，武平縣政協編。
③《姓氏傳》，《武平縣誌》民國版。
④ 陳支平：《流動的移民社會與鬆散的宗族組織——崇安農村社會的一個調查》，《文化理論與族群研究》，黃山書社2004年出版。
⑤《大事記》，《武平縣誌》康熙版。
⑥ 洪軍：《武所軍家史》，民間資料。
⑦《武所分田記》，《武平縣誌》康熙版。
⑧《大事記》，《武平縣誌》康熙版。
⑨《大事記》，《武平縣誌》康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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