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我國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控制疫情和恢復生產之間的矛盾。
導讀：2月10日以來，企業相繼復工復產。目前，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復工率逐步提高，如浙江超90%，廣東、山東、江蘇、福建等已經超過70%，但從全國來看，中小企業復工率仍不足30%。
企業復工復產的同時，還面臨疫情防控問題。當前，如何處理好這二者之間的關係，解決當前企業面臨的困境？從短期和中長期來看，又應該如何“對症下藥”，保證經濟合理增長？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2月22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在線上舉辦季度宏觀政策報告論證會第42 期暨“雙週圓桌”第277期，多位與會嘉賓就“應對疫情衝擊，保持經濟合理增長”這一議題展開討論。
當下最主要矛盾：控制疫情VS恢復生產
“現階段我國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控制疫情和恢復生產之間的矛盾。”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在會上表示，“而這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處於前者向後者轉化但又尚未完成轉化的階段。”
餘永定認為，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和未知性，現階段很難說發生反覆的概率有多大，目前控制疫情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當前恢復生產的前提就是不要讓疫情出現難以控制的反覆。
但究竟該如何平衡恢復生產和防控疫情？
餘永定指出，人口流動既是疫情防控的關鍵，也是復工復產的關鍵。對此，國家可以制定統一的開工防疫標準，使企業有章可循，在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儘快恢復生產。
但抓防疫是為開工創造條件，決不能以抓防疫為由而不開工。為使上級政府有效調動下級政府和企業領導的積極性，可以採取必要的獎勵機制――對於確有困難無法開工的企業，不能強行勒令企業開工；對於以防疫為名而不作為者，嚴格問責。
CF40學術委員、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建言，鑑於復工復產和疫情反覆之間存在太多的未知因素和不確定性，很難制定全國統一性的政策，應當在分區分級的基礎上，把更多的具體事務決策權交給地方和更基層單位。“上級政府做好監測疫情和隨時採取補救措施的準備。在這一過程中應當允許地方政府不斷摸索、試錯。”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學術委員、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也強調了儘快恢復人口流動的重要性，他並表示，“政策重心應放在解決就業難題上，因人口流動阻斷而導致的就業問題可能更嚴重。由於人口流、貨物流的不暢，同時全球疫情的爆發，會否引發更多、更大的經濟問題，如房地產、外匯儲備等地產、金融領域的波動導致預期變化，須謹防因這輪疫情而導致的系統性風險。”
對於資金流動，餘永定認為，當前金融機構的工作重點是確保供應鏈不因資金鍊的中斷而中斷。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應確保不抽貸不壓貸，延長還款免息期，對受疫情影響的客戶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加大對生產醫藥防護企業的審批效率和貸款支持。
對於完全復工的時點，高善文判斷，因防控疫情與恢復生產之間平衡的難度，復工的進度不會很快。如果能在3月底恢復至往年3月份的水平，就是一個比較好的局面。
重點關注三大潛藏風險
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2019年第四季度宏觀政策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指出，疫情帶來的損失有些已經充分暴露，有些尚未充分暴露，接下來需要重點關注潛在風險。
《報告》指出，此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特點有二：
其一是短期性。疫情在短期可導致經濟陷入停滯，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非常大。但大概率上，隨著疫情的好轉和結束，整個經濟會逐步恢復到正常軌道。
其二是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在不同部門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從已暴露的風險來看，中小企業特別是服務類的中小企業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衝擊最大，這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中表現更為突出。
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引用了螞蟻金服的一項對2萬多小微企業的調查――超八成的小微企業及個體經營者受到疫情影響較大，存在資金短缺的問題。在這些薄弱群體中，尤其以“小店”為代表的個體經營者的抗壓力最弱，對資金的需求也最迫切。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前的一些政策可以很好地緩解頭部企業的問題，但那些分散化的小微企業，即長尾客戶，實際上很難享受到政策優惠，而復工最大的挑戰也在於這些企業。
“要防止企業倒閉、失業增加、金融業不良資產增加三者之間形成惡性循環。如果大部分中小企業面臨生存困難，這可能就是一個系統性風險。”黃益平強調。
更加不能忽視的，是疫情帶來的潛在風險。
《報告》指出，首先要關注短期內的信貸塌方風險。近年來住房抵押貸款和基建相關貸款在我國新增貸款中佔比超過60%，如果二者雙雙大幅下降，再加上企業貸款難有起色，全社會新增信貸可能面臨塌方風險，這會嚴重打擊全社會新增購買力和總需求，給宏觀經濟帶來新的壓力。
其次要警惕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缺口放大的次生傷害風險。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放大，可能會延遲一些經常性開支的正常支付，會讓一些對抗疫情的優惠政策難以真正落地，會因為資金問題延遲項目開工，會從不合理渠道籌措資金，會向企業攤派，這些都會給接下來的經濟運行帶來新的壓力。
再次需要關注新冠病毒傳播在國內大幅度緩和以後會不會長期持續，以及新冠病毒會不會在國外大面積傳播及其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
應對疫情短期衝擊，防止現金流斷裂
對於疫情引發的短期經濟衝擊，專家開出的藥方是，防止現金流斷裂。
在疫情剛開始蔓延的時候，由於需要採取嚴格管控措施防止疫情擴散，因此經濟活動基本上處在凍結狀態或者是休克狀態。這使得很多商業活動特別是服務業遭受沉重打擊。
CF40資深研究員肖鋼認為，這種打擊更多地表現為暫時性的現金流問題，是一種短期衝擊，並沒有對產業能力本身造成損害，只是損失了收入，疫情結束後就可以恢復，有的可以回補。因此，當務之急是要防止現金流斷裂風險。
黃益平指出，緩解現金流斷裂問題的出路主要有三條：一是增加業務收入，二是減少經營成本，三是獲得外部融資。如果按照迫切性排序，越往後的越重要。
從政策工具角度來看，財政與貨幣政策該如何配合才能相得益彰？
專家普遍認為，這種疫情引發的衝擊不是需求側的（雖然也影響需求），而主要是供給側的；且疫情影響並不表現為技術衝擊，也不表現在實物資本，而主要表現在對人力的衝擊。這種不同於以往的衝擊表現，要求政府在宏觀政策應對上也要有所區別。
《報告》指出，財政政策的優勢在於具有精準定向、暫時性、政策滯後時間短等特徵，適用於應對疫情的一次性短期衝擊。因此，財政政策應發揮主力軍作用，承擔最主要的責任。
《報告》呼籲，需要儘快發行特別國債彌補政府收支缺口，這是防止廣義信貸塌方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次生傷害的關鍵保障。粗略估算，大致需要1-1.5萬億特別國債規模填補各項優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資金。
CF40成員、財政部金融司司長王毅認為，在財政政策應發揮主力軍作用時，還需特別注意以下問題：一是短期應急政策不能長期化、固定化、擴大化。比如財政部和央行合作的3千億針對擴大防護用品生產供給的再貸款引發了其他行業的攀比行為，這是萬萬要不得的。時間長了，會產生套利空間。二是基於交易行為的階段性稅費減免作用有限，企業獲得感並不強，應謹慎實施；三是基於固定收入和固定支出的優惠政策是有效的，應該抓緊出臺，但也要實時適度，注意政策的有效期。
“應對一些外溢性高、易出現系統性崩塌的環節進行定點救助，而不是簡單在宏觀層面上放鬆。”CF40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補充提示，要防止過度救助，政府可對非常態衝擊下的風險建立成本分攤機制。
劉元春同時提出，在疫情發展仍處於高度不確定的狀態下，政府更應強化底線管理。其中要特別注意四點，一是要全面管控輿情，二是要防止出現大規模失業；三是要防止現金流斷裂導致社會過度波動；四是要在輿情管控中講方法，體現政府的責任感。
對於貨幣政策，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助理、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張曉慧表示，應對短期衝擊和長期衝擊的宏觀政策要有所區別。應對短期衝擊不應使用全局性的、長期的、不可逆性的政策手段，而是應該主要採取結構性的、短期性的、可逆性的政策工具，這是實施時滯較長的貨幣政策時尤須注意的一點。
與會專家強調，當前貨幣政策的最主要作用就是為實體經濟營造良好的流動性環境，使商業銀行可以更好地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此外還應防範疫情可能帶來的對廣義信貸的嚴重負面衝擊，以及力爭讓經濟增速重回潛在增速。鑑於貨幣政策存在時滯，貨幣政策的調整必須具有前瞻性。
另一方面，節後央行釋放的流動性較以往更為寬鬆，目前雖然回收了一部分，但很多存量信貸資金如何疏導仍是一個問題。有專家建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合作，對中小金融機構提供激勵政策。比如採取類似美國在2008年危機後為激活消費貸款而實行的資產證券化的做法，央行提供一定的流動性，財政給風險做些補償，這既可以激發微觀金融機構的活力，使一些中小金融機構有動力去支持長尾客戶，也可以節約銀行的資本金。
在談到信貸對小微企業的幫扶時，黃益平特別提到，可以充分發揮數字金融和數字經濟的作用――與17年前非典時期相比，當前時代的一個很大不同就是數字經濟有了巨大發展，目前網購佔社會零售總額的比例已經超過20%，數字經濟可以起到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此外，數字金融在支持中小企業復甦方面也大有可為。黃益平在會上建議，中央銀行與監管部門的支持政策應該向網絡銀行或者城商行傾斜。
政策干預的一大關鍵：
經濟活動主體如何預期未來疫情發展
需要強調的是，“新型冠狀病毒”是一個全新的病毒，在醫學上很多機理尚不清楚。病毒在傳播的過程中是否會產生變異？肺炎的致死率、傳播率是否會有變化？這些因素的變化可能會使得疫情的發展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多位與會專家強調，多項尾部風險亟需保持警惕的情況之下，必須將預期管理作為各項宏觀政策的重要抓手。
CF40成員、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伍戈表示，目前抗擊疫情與復工復產之間的一大掣肘，就是老百姓對於疫情不確定性的恐懼。此時，政府的信息輸出與宣傳引導極為關鍵，應出臺更多指導，提供更多教育信息，及時處理好社會群體的情緒疏導工作。無論疫情能否很快過去，都應根據各地不同情況，分層、分類制定對應方法進行差異化探索，以穩定公眾情緒、合理復工復產。
另一方面，高善文指出，經濟活動主體如何預期未來的疫情發展，對於下一步的經濟活動以及政策干預具有決定性影響。
如果企業和居民認為疫情能夠得到及時遏制、經濟活動很快會恢復正常，那麼經濟活動將會在短暫的“凍結”狀態之後出現報復性反彈。“現在房地產企業賣不出去的房子、航空公司賣不出去的機票等許多被抑制的需求、被延後的需求都會在經濟活動恢復正常後集中爆發，大部分需求都會得到補償。即使一些需求無法恢復，但如果預算已經留好，也可能通過其他形式的需求增加體現出來”高善文表示。
在這種預期下，政策干預的著力點在於防止商業活動的現金流斷裂。而防止流動性斷裂的最重要的辦法，就是政府、銀行、企業、員工、供貨商等相關經濟主體共度難關――可將員工工資水平暫時降低，由政府為員工提供一定數量的收入補貼；銀行方面可給予一定利息免徵；財政方面可提供貼息；五險一金可暫時免除等。
如果認為疫情來回搖擺的不確定性難以排除，那麼就需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高善文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像當年的“西班牙流感”一般反覆發作，發展成為人類與流行病的長期鬥爭，那麼無疑多個經濟部門將會受到長遠影響，一些經濟活動在較長時間內難以展開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在這樣的預期之下，許多商業活動需要面對的已經不只是流動性問題，而是清償力問題，是商業模式的生存問題。哪些商業活動能夠繼續？哪些需要調整或關閉？銀行壞賬如何處理？這些都會帶來問題。
高善文提出，“在高度市場化的背景下，這當然要通過分散決策來降低風險，由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可以儘量穩定總需求，降低恐慌，並設法為銀行和企業員工提供必要的支持。當然，從現在的情況看，中國較快控制住疫情的可能性，顯然是比較大的。”
王毅對此問題補充表示，如果疫情反覆、長期存在，則可能對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產生衝擊。“如果一些外資企業在較長時間內都沒有辦法在中國進行生產，會不會考慮調整全球佈局？我們不能忽視這一問題的經濟影響，必須做好政策應對。”他說。
肖鋼則從產業形態角度提出看法。他提出，如果人們的消費需求與行為模式發生漸變，部分實體店面、傳統經營模式會受到挑戰，有些可能會被逐漸淘汰，那麼我國服務業結構、服務形態也可能發生變化。此時，政府應在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基礎上，出臺相應政策對相關產業進行支持和引導。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認為，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一些小微企業會面臨自然的市場出清。在此情況下，不應再大量動用信貸資源去支援這類企業的臨時性存活問題。
反思深層次矛盾，補足社會公共管理短板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不僅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同時也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多個層面引起反思。與會專家表示，面對此次危機，如何汲取教訓、補足短板以化危為機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①改善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
張斌表示，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重點內容之一是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此次新冠病毒從擴散到爆發進一步暴露出了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存在的短板，需要深刻反思，推進相關領域的改革，這對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尤為重要。
首先，經濟增長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改善作用會逐漸讓位於改善公共管理和服務，政府的目標和職能需要及時調整，從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過渡。
進入人均收入1萬美元社會以後，大部分國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人均GDP提高對居民生活滿意度改善在遞減。衛生、醫療、教育、公共安全、交通等方面改善成為進一步改善廣大居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支撐，也是廣大居民評價政府職能更重要的標杆。從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過渡是民心所向，勢在必行。
具體而言，王毅提出，可抓住當前機會，在全國城鄉基礎設施方面統籌謀劃一批補短板投入和制度性改革，如政府投資城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這方面，我國在歷史上有過很好的經驗，如當年的“村村通”工程。
王毅還在會上提出三項研究建議：第一，全面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高中階段實行免費教育；第二，漸進地推遲退休年齡，彌補社保缺口；第三，住房公積金制度確有弊病，改革勢在必行。
其次，改善公共管理和服務依託於合理的問責機制。
張斌表示，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務離不開合理的問責機制，正如建設市場經濟離不開價格機制。問責機制發揮了指揮棒作用，告訴公共管理和服務提供者，哪些是社會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公共管理和服務，正如價格機制告訴企業資源向哪裡流動。問責機制獎勵或者懲罰公共管理和服務的提供者，正如價格機制獎勵高效率企業、淘汰低效率企業。
再次，問責機制需要寬鬆的輿論環境，多一點小噪音可以避免大混亂。
對公共管理和服務提供者的問責有真知灼見，也必然有偏見和謬見。“我們應該對民眾有信心，寬鬆的輿論環境下聽起來雜亂，然而不同的聲音會讓各種壓力釋放，趨向理性和正義的聲音最終會佔據上風。過於嚴格的輿論環境未必能全部消除偏見和謬見，甚至可能抹殺了真知灼見。”張斌強調。
②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目前來看，央行已在貨幣信貸支持疫情防控方面開展了多項工作，目的在於保持市場流動性充裕、解決短期信用收縮的壓力。但在張曉慧看來，對於當前情形下中小企業的困境，還應首先區分其是長期存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還是短期的、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的流動性不足。
“即便可以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助力對沖當前疫情帶來的短期衝擊，我們仍然面臨著貨幣政策傳導方面的長期阻滯。從總量角度來看，銀行間市場從始至終都是不缺流動性的，無風險利率其實並不很高，問題在於如何將流動性傳導至中小企業手中。這就涉及到貨幣政策的老問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順暢。”張曉慧指出，“由此看來，尤需抓住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時機，對經濟金融活動當中長期以來形成的一些阻滯進行堅決改革。”
張曉慧表示，要想建立貨幣政策順暢傳導的有效機制，就要在央行的貨幣供應、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實體經濟這三大環節上做功課，祛除其中的阻滯。除了央行要提供充足的流動性，企業經營環境必須保持穩定、有較強的風險定價能力，同時也要為金融機構解決可以支撐和擴大信貸投放的資本約束、流動性約束和價格約束，嚴厲打擊金融套利和資金空轉行為，方可確保金融資源真正流向實體經濟。
針對市場上存在的一些希望通過降低貸款基準利率來實現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呼聲，張曉慧直言，“不希望利率市場化進程走回頭路。”她表示，雖然從當前看存款基準利率仍是整個利率體系的壓艙石，但在貸款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還是應該堅持使用下調MLF、DR007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的方式帶動LPR下調來實現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降低，這樣可能更有利於“利率的兩軌並一軌”。
“當短期衝擊遇到了長期改革的問題，還是堅決不能手軟，要堅定地沿著改革的方向走下去。”張曉慧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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