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晉商五百年輝煌和掐滅它的，都是同一種力量。

文｜魯東海

明清五百年，晉商曾是中國最為顯赫的商幫之一，他們開設的票號鼎盛之時，壟斷了全國金融。

晉商在清代的輝煌還一度製造了一種奇特地圖炮。康熙南巡時就跟人感慨，說朕經過吳越州郡，察看他們的市場、商業區，多是山西來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這應該是因為山西人勤儉節約、積蓄致富；南方人貪圖奢靡，有一分錢就花一分錢。

今天，以晉商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出過好幾部，走紅的也不止一部。有些奇怪的是，電視劇裡的晉商總是梳著辮子、穿著長袍，他們的影響力始終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紀，這幫顯赫一時的商人就消失不見了。

到底是什麼力量，讓晉商從無比輝煌迅速走向沒落？

被俄商搶走生意

1858年6月，距離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經過了一年半的光景。

第一支英法遠征軍載著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從上海一路北上，在天津白河口攻陷大沽炮臺後登陸，進逼京津。咸豐皇帝只得慌忙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於6月13日分別與俄、英、法、美簽訂《天津條約》。

沒有實際出兵的俄國，通過對清廷的外交訛詐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根據《中俄天津條約》及三年後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俄羅斯商人可以不受限制的進入大清通商，同時享受一系列關稅減免，從此開始大規模入主中俄貿易。

因俄商的大舉進入而遭受衝擊的，首當其衝便是晉商。

此前，晉商長期壟斷中俄茶葉貿易，從武夷山到恰克圖運送茶葉貿易一直是山西商人最重要的利潤來源，而他們對茶葉貿易路線的壟斷，很大程度上正是源於朝廷對外商的嚴格限制。

在被迫開放之前，清政府僅僅允許俄羅斯商隊每三年一次，每次不超過200人，進入北京貿易。因此俄羅斯人如果希望喝到中國的茶葉，只能由中國商人千里迢迢運往邊境，再轉手俄羅斯商人運往俄羅斯本土地區。

· 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路線。到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中俄貿易額已達到達到1240萬兩白銀

雪上加霜的是，為剿滅太平天國，從咸豐三年開始，清政府開始徵收厘金。

一開始，厘金還只是百分之一的商業稅，而且只是權宜之計。然而隨著清廷財政的不斷惡化，厘金不僅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撤裁，反而越收越多，從最初的1%逐步提高到10%甚至20%，還大量增設釐卡，「舉凡一切貧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課徵之列」。

山西一省，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每年厘金收入由9萬兩上升到22萬兩。對於山西商人最為重要的茶葉貿易，從湖北漢口至張家口一路要經過63個厘金分卡，販運茶葉算下來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

· 清代晚期財政收入，其中關稅和厘金已經佔據收入極大的比重

對於晉商來說，在茶葉貿易方面已經無法與俄商競爭，想要生存下來，就必須另尋他路。正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山西票號迎來了快速增長時期。

讓餘秋雨老師「抱愧」讚歎的晉商金融業，其實只是山西商人被趕出了茶葉貿易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轉型升級」。

山西票號時代

最早的山西票號一般認為是創建於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號真正的大規模擴張還需要等到太平天國時期。

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國範圍內約有15家山西票號，其餘地區尚無辦票號者。而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號開張。從此一直到1880年代，山西票號一直壟斷著全國的金融業。

晚清山西票號業務的大規模興起，和清政府匯兌官款的新政策離不開關係。

長期以來，大清中央政府向地方收稅，均採用現銀裝鞘，委派押解的方式運往京師。各地方若私自改換運銀方式便會受到嚴厲處罰。然而隨著太平天國相繼佔領南京、蘇杭等江南地區，同時捻軍在安徽、山東一帶作亂，南方諸省押解銀兩至京師的通路斷絕。

不得已，清廷只得允許地方政府以票號匯兌的方式上繳錢糧。從廣東省開始，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關，均逐步改用票號匯兌的方式解送官餉。

地方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利用票號匯兌，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地方收入困難，財政虧空，要想按期上繳錢糧，就不得不向票號借墊。以閩粵地方政府及海關為例，票號墊款佔匯餉總數的40%左右，部分年份甚至佔100%。

山西票號就這樣在和官府的緊密合作下迎來了爆發式的成長，他們實際上成為了大清財政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匯兌官款業務給山西票號帶來了可觀的盈利，因為大部分官款的匯費都比商業匯費高許多倍。一般的商業匯兌匯費大約在0.7%左右，而官銀匯兌匯費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達8.5%。與官府做生意顯然比在市場上競爭賺錢的多。

不過，更高的匯費也並不是完全進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分是留給官員的回扣。票號需要向官府繳納使費、紙筆費等各種雜費，票號實際到手的費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此，這筆匯費已經遠高於正常的商業匯費。

另一方面，票號對各級官吏上下打點，貪汙公款也提供了方便。各級官吏往往是票號存款的大戶，將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號之中。

而官吏的打點行賄，也可以通過票號更為方便容易的運作。光緒朝轟動一時的雲南善後局軍需報銷行賄案，就是雲南糧道崔尊彝，挪用捐輸平銀，由票號從雲南匯往北京，向戶、工、兵部各書吏行賄。

雖然貪汙受賄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票號的發展確實極大的降低了行賄受賄的成本，晚清諷刺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都將票號列為諷刺的對象。

· 以銀票行賄，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基本印象

依附官府勢力發財，對山西商人來說並不陌生。

早在明代洪武時期，晉商便開始與官府大力合作。由於大明西線邊關防禦軍隊後勤供給困難，明太祖設立開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邊關輸送糧食，以此換取販賣壟斷「官鹽」的權力。這種實質上的權力交易，成為了晉商發跡的第一桶金。

· 鹽引制度源於宋朝，目的在於以鹽業的壟斷經營特許權交換商人對邊關物質補給的支持

滿清入主之後，賜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表彰晉商為後金政權提供的幫助。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戰爭中的功績得到了清政府肯定，並在之後對準噶爾等一系列戰爭中，不斷為清廷效力，承擔為一線部隊補給軍糧的任務。

作為回報，他們獲得了深度參與官方壟斷的鹽鐵買賣的特許權，進行獨佔性的商業活動。

與官府共舞，在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當官府需要用錢時，商人們就需要「自覺」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

在內憂外患的咸豐一朝，清廷大開捐輸一途，山西商人紛紛用銀兩「捐納」各種官銜。在咸豐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國捐輸白銀224萬兩，其中山西商人就捐輸了160萬兩，佔了大半。而在咸豐三年又連續發出五次諭令，以「山西較各省尚稱富裕」為由，要求山西商人繼續捐輸。咸豐六年山西又捐201萬兩。

在官府委派官吏逐門逐戶的「勸諭」下，晉商們「急公好義，踴躍輸將」，以至於許多大戶家道中落，甚至「赤貧如洗」。

· 向朝廷捐納一筆銀子後，可以獲得一份戶部執照作為證明

參與大清續命事業

在晚清，政府機構之所以還能維持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借債。除了向外國銀行以及洋商借債，另一個條道路便是向國內金融機構，也就是票號們借款。

以左宗棠西征借款為例，左宗棠西征期間，除了向洋人借債，另一重要借款來源便是山西票號。左宗棠通過轉運局向各地票號共借款880萬兩以上，支付利息約50萬兩。票號借款與洋商借款一起，成功幫助左宗棠完成了收復新疆的大業。

光緒二十年（1894年），為籌集甲午戰爭經費，戶部欲效仿向西洋銀行借債的方式向國內商人借款，史稱息借商款，各地票號向戶部借因一百數十萬兩。

光緒二十四年，朝廷又打著「似乎四萬萬之眾，不難借一二萬萬之款」的主意，發行了名為「昭信股票」的公債。票號則被戶部昭信局指定為公債的承銷機構。

此後戶部不斷向票號借款，據報載，到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號超過700萬兩。

· 昭信股票擬定發行一億兩白銀，實際上僅發行1000萬兩左右

到了1900年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狩山西，隨行有北京大量高官與王公貴族。嗅覺靈敏的山西商人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能夠近距離巴結討好權力中心的機會。

例如大德通總經理高鈺，就提前從隨行大員、內閣學士桂月亭處得到慈禧的詳細行程，並得以提前安排慈禧一行的食宿招待，為西太后的西行籌集經費。對於其它倉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貴族，山西票號也盡力接濟，即使許多票號的賬本已在戰亂中遺失，他們對北京官員的提款要求也是有求必應。

· 大德通既是《喬家大院》中喬家開辦的票號，也是極少數倖存下來，一直活到1951年的票號之一

山西票號的努力沒有白費，不僅在太后西狩期間，清廷下令全國的京餉都匯往山西票號，之後的辛丑賠款本息，也規定由各省將攤派金額匯往票號，再由票號統一交付外國銀行。

因此，山西票號在庚子之亂中雖然有不少店鋪毀於戰火，但是無一家倒閉，反而到達了發展的最高峰。按照票號分號的數量計算，1880年代全國共有分號194個，到了清末最後十年，分號數量達到了475個。

然而巔峰的到來也伴隨著隱患。

1904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名大清銀行），是清末新政的產物之一。顯然，清政府已經意識到銀行業的巨大利潤，開始以國有銀行的身份進入市場。

對於票號而言，這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對手，因為大清銀行不僅在市場上挑戰票號的地位，接過了本屬於晉商的匯兌京餉的事業，還更有額外的手段確保自身的優勢。

同樣是放款後債務人破產清算，大清銀行往往能憑藉特權優先確保自身貸款的回收，而票號只能分到剩餘資產。日升昌商人哀嘆道：

真正敲響山西票號業喪鐘的，是清政府的倒臺。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清償。1911年11月，經過袁世凱內閣同意，清廷還打算向各票號借款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商討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借款700萬兩尚未歸還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政府的700萬壞賬是不可能要回來了。

隨著政治靠山的倒臺，票號的信譽也遭遇巨大危機，各地出現擠兌風潮，票號開始大規模倒閉。到1913年末，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括「天下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基本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通過中俄貿易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能躲開厄運。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貨幣變為廢紙，財產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興旺的地區，但這裡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獨立後，俄國人對當地富裕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搶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夥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業領域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隨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商業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闆」的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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