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记者身份出现在电影圈的保罗·格林格拉斯，他能在道格·里曼手中接过炙手可热的《谍影重重》系列电影，无疑和他那部享誉纪录片世界的《血腥星期天》有着莫大的关系。
作为记者的格林格拉斯有着写实主义的敏感鼻子，能嗅到片场中真实世界的气味分子，这种天赋异禀为他在2004的《谍影重重2》中带来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当然，这种成功也同样延续到了系列作品的第三部。
抖动摄影：不安感的视觉呈现
其实，《谍影重重》系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快速剪辑和手持摄影。尽管这种影像风格的贡献，我们需要在奥利弗·伍德——这位《谍影重重》前三部的摄影师身上找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第一部《谍影重重》中，手持摄影所带来的抖动效果并没有完全呈现，更别说具有后两部电影中快速剪辑的视觉体验了，这种技术性的语言变革，无疑还是得在主创人员表中找寻原因——第二部的导演和剪辑师完全换了。
从道格·里曼和萨尔·克莱因到保罗·格林格拉斯和克里斯托弗·劳瑟的变化，注定让《谍影重重》从一部出色的间谍电影走向了经典的视觉范式。然而，格林格拉斯的手持抖动和碎片式的视觉语言，并不是炫技，而是很好的将人物性格和行为的阐述放置在影像中。
虽然，里曼在第一部已经让杰森·伯恩有了身手敏捷、感知能力非同一般、冷静且善于利用周围环境等人物特点，不过，我们貌似只能去“感知”这种性格，而不能在银幕中“看到”这种特色。格林格拉斯则将潜藏在戏剧冲突中的性格提纯到了观众的虹膜上，这种由脑子所想转换到眼睛所看，才是后者最大的贡献。
不过，我们貌似还没有解答，这种镜头语言的特点和人物性格特色之间的等效关系。其实，这种相得益彰的影像，是由原著作者罗伯特·鲁德鲁姆和改编编剧托尼·吉尔罗伊定下的基调。从第一部《谍影重重》开始，主角杰森·伯恩便是一位不断寻找自己真实身份，并同时躲避中情局暗杀的特工。
这种失忆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和未知身份所携带的焦虑，不可能在斯皮尔伯格近似古典叙事的镜头中呈现，也不可能在昆汀那种戏谑打趣的影像中创建。貌似只能落户在格林格拉斯用新闻即时镜头打造的逼仄空间里。晃动的追逐动作、不完整的场景构图，加上利用数个地点的平行剪辑，三部曲的《谍影重重》就像一张不能透气的天幕覆盖在每一处杰森·伯恩驻留的地域。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把这种封闭的故事构架和人物的游离描述的更加精准，貌似只能在手持抖动摄影和碎片化剪辑中找寻了。所以，并不是格林格拉斯找寻这种方式，而是《谍影重重》需要这种影像。
特工电影的变体：后现代主义的个人分离
除了“杰森·伯恩”这个影史上可以和007并列而称的特工形象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片中一个巨大的对立面机构——美国中情局。其实美国有三大情报机构，分别为FBI（联邦调查局）、NSA（国家安全局）和CIA（中央情报局）。
而其中只有CIA属于独立的情报部门，FBI隶属于司法部，NSA则隶属于国防部，CIA的独立性可见一斑了。作为美国唯一一个独立的情报部门，这个军事机关的权力和触角不仅遍布美国国内的每一处地方，即使是国外，也不例外，从三部《谍影重重》中，我们知道了CIA的能力和权限。
而不管是小说原著还是电影，选用这样一个部门作为电影实际的反派，寓意颇深CIA代表的已经不只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集体权力的象征，杰森·伯恩这个人物在电影一开始便是以一个失忆者的身份进行着他的“后CIA特工”的逃亡生涯。
这种极端情况的对照，把个体觉醒后身份重新认知的过程打磨的更加可信。特工电影从《007》开始便成为了一种大众娱乐认知中风流和神秘的象征，他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敏捷身手，也能在每次冒险行动中化险为夷，成为一种大众所向往的精神投射。
但是杰森·伯恩则一改詹姆斯·邦德的银幕固化形象，他成为了被组织遗弃的“废弃产品”，个人的价值在威权面前不值一提，这种利用商业片的形式影射的后现代式批判，无疑能让更多观众苏醒自己的个体意识。其实，这种对于中心权力地位的质疑，在新世纪初的《谍影重重》中出现，并不稀奇。
文化思潮的流行可能起初直指最直接的权力机关——政府，但是慢慢地，也会在其他的上层建筑中逐渐形成相应的怀疑之声，比如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获得者——《聚焦》——一部从深度层面上质疑神职人员道德问题的影片。而《谍影重重》更是将这种质疑和解构进行的更加彻底，杰森·伯恩从失忆前的“杀人工具”转变为失忆后的“个人救赎”。
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拆穿中心权力的虚伪和冠冕堂皇，更是回归到个人道德中的真实和平凡——一种对于自身价值的承认，而不是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国家权力上才能得到实现。毫无疑问，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变迁是《谍影重重》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作为一部能够留名影史的动作片佳作。
除了将格林格拉斯的手持抖动摄影延续下去，更是让影迷们知道，特工片并不只是香车美女、炸弹飞车，有时候非凡人物走下神坛所带来的精神刺激，往往比流连神坛所产生的乏味要让人印象深刻的多。
閱讀更多 電影侃不停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