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北宋時著名的楊家將系列故事，圍繞楊業父子、佘太君婆媳、穆桂英夫妻三大組合，以"血戰金沙灘"、"十二寡婦徵西"、"穆桂英掛帥"等主要情節，塑造了中國北方農牧混合地帶人群忠勇節義的英雄形象，成為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三大家將小說之一，至今仍給人們留下無限想象的空間。相比呼家將、薛家將這兩部家將小說，楊家將故事獲得更多擁躉的原因，或許在於其中的女性主義成分。雖然小說中的佘太君和穆桂英故事出現較晚，卻比楊氏父子演繹出更多版本。正是這種與千篇一律的男性敘事截然相反的女性徵戰主題，為楊家將系列故事打上了獨特的文化烙印。
這樣能征慣戰的女將形象並非憑空臆造，小說中楊氏、佘太君、穆桂英活動和征戰的陝北及晉北地區，的確生活著與他們從姓氏到事蹟都頗為相似的人群。前人指出，穆桂英的姓氏源自生活在慶陽盆地環州的党項慕容家族，佘太君則源自活動於陝西北部府州的党項折氏家族。而女性參與征戰的習俗，恰好就是党項群體的傳統之一。
穆桂英掛帥劇照
一、探索人物的歷史原型
今人對楊家將原型——麟州楊業家族——是否為党項之裔，尚存爭議。但佘太君原型——樂安郡君折氏——的丈夫，豐州刺史王承美確為党項諸族之一。而且，從唐中後期至兩宋間生活於麟州、府州、豐州周邊，諸多為宋朝保塞戍邊的群體皆為党項後裔，這是不爭的事實。
雖然早期數立邊功的環州党項慕容家族倒向西夏一邊，可活動於府州的折氏家族，頗當得起楊家將中滿門忠烈的形象。府州折氏自唐代中期以後，經五代至北宋一直生活於陝北、晉北相交之地，屢受冊封。折氏歷北宋一代，多次擊敗契丹遼國的攻擊，在西夏立國擴張的過程中始終堅持附宋，屢敗西夏，時人有"折家兵"之贊——而他們與西夏的核心群體都源自党項。府州折氏夾在遼國與西夏之間，歷數百年而不衰（最後沒於金國），固然離不開北宋年年以歲賜的方式購買和平，但也少不了折氏自身北抵西抗，男兵、女兵都曾浴血。
佘太君劇照
誠然，從史實來看，沒有證據表明楊家曾與折（佘）家聯姻，楊家也沒有一位上得了戰場、出得了廳堂的媳婦。但這並不令我們失望，因為楊家將系列故事，確實濃縮了這些兩宋之際生活于山、陝北部高原党項諸族的事蹟。留給我們無限暢想的是，他們與建立西夏王朝的李繼遷、李元昊家族有著共同的淵源，又是怎樣的互動過程使他們選擇加入了不同的文化陣營，並深深融合了這種文化？
二、北買党項馬，西擒吐蕃鸚
麟州、府州和豐州組成的"河外三州"，並不是楊家將的故鄉。在1038年元昊稱帝西夏之前，這些地區和當地人群對於北宋王朝的意義尚不明顯。不過，在北宋漸漸失去渭河谷地以北廣大地區後，楊家將的地位開始節節攀升（該地還肩負著北宋另一項極為重要的戰略資源的生產，使其在與遼國的軍事對峙中尚不至落於下風）。要解開這一群體在短短數百年之間經歷的文化變遷歷程，少不了要將楊家將和元昊們還原到更大的時空進程當中。
穆桂英劇照
党項在隋代（581—619）尚在川北、甘南之交岷山以北活動，唐朝封其首領拓跋赤辭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隨著吐蕃強盛，党項受到威脅，"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今甘肅慶陽和寧夏南部一帶），置靜邊等州以處之"。依據我們之前的"通道"觀點來看，沿著吐蕃從南方而來的方向延伸，註定了党項群體繼續向北、向東移動的趨勢，當党項沿著六盤山向北移動時，就進入距離唐朝核心區不遠的隴東盆地。
党項族形象
隨著吐蕃在唐中期進一步東進隴右與唐朝接壤，党項最終遷居到"地理漏斗"北面的毛烏素沙地。在這裡，他們將原本適應河谷林地的"犛牛、羊、豬"畜牧組合，調整為"馬、羊和牛"這一更適應荒漠草原的類型。這一轉變，在改變党項經濟方式的同時，也對其社會結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三、吐蕃推動党項東遷
這一北方草原新來的放牧者，很快被"國馬盡沒"的唐朝注意到。由於吐蕃東進，唐朝在河西走廊的傳統馬匹產區陷落，而在南方新設的馬場又因為海拔、溫度等環境問題效果不佳，使唐朝陷入坐騎匱乏的困境。雖然，遠在漠北的回紇在代宗朝（762—779年）曾一度"歲送馬十萬匹"，導致"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但由於產地遠離市場，最終無以為繼。而党項則因為佔據了距離唐代核心區域最近的牧區，具有臨近消費市場的優勢，便成為唐朝固定的馬匹供應者。
吐蕃族形象
"北買党項馬，西擒吐蕃鸚"，是中唐詩人元稹對唐朝與黨項、吐蕃關係的浪漫描述。馬匹貿易給党項帶來"部落繁富，時遠近商賈，齎繒貨入貿羊、馬"的盛況。藉助党項的馬匹，唐朝成功阻止了吐蕃東進的威脅。党項馬這項重要的軍事物資，也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由於邊將大肆索賄，党項"怨苦既多，叛亡遂起"。元稹本人也曾提到，官員巧取豪奪，導致困而無依的党項牧民"起為盜賊"。
四、貿易的來往對文化融入的影響
公元818年，夏州節度使田縉掠奪党項畜牧產品，導致党項逃亡，並引吐蕃報復。此次事件蔓延十年，才因部落的降附、安置，告一段落。到了大和年間（827—835），活動在沙地南緣的宥州党項逐漸強盛，並以羊、馬換取唐朝的鎧甲弓矢。儘管邊鎮官員上表要求禁止商人向党項出售兵甲，但無法阻止兵械的流出。在貿易增長—外力褫奪—武力抗爭的螺旋進程中，隨著文化互動頻度的增長，党項的社會變遷過程染上了軍事化色彩。
吐蕃疆域
馬匹貿易給党項社會帶來了財富，促進了部落的繁榮，但也帶來了更多的危機和社會轉型的契機。唐朝對馬匹的需求，在回紇汗國最終分裂、"回紇馬"這一重要來源消失後，全部投諸党項的牧群。党項社會藉此壯大，並在外力作用下，加速了他們"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的動態趨勢。
五、平夏南山雲有異，源流風俗本不殊
在党項的叛亂和降附之間，除了我們已經看到的衝突規模、程度的攀升，党項群體內部也在發生微妙但足以捕捉到的文化變遷。9世紀中期，党項部落在過去數十年的屢次叛附之後，分化出了農業文化視角下所謂"生、熟"之別。在擊破回鶻牙帳的戰役中，党項拓跋部就和沙陀李國昌部、鐵勒契苾部一道響應徵發。這是唐朝首次招募党項參與對外作戰，拓跋向為党項大族，而沙陀與契苾都長期追隨唐朝的軍事行動。由此可見，党項已經從最初為唐朝政府提供人力、物力，進一步轉為出動武裝人員，呈現出由"生"向"熟"的變遷。
回鶻可汗形象圖
因此，當党項是後再次有變時，唐朝也針對這一生、熟之別，採取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對策。公元851年，唐宣宗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党項問題。由宰相白敏中向党項主要聚居的兩個地區出兵，分別是：靖邊縣沙漠草原遊牧的平夏党項，橫山縣河谷農牧兼營的南山党項。
戰事在三個月內結束，唐軍取得勝利，党項俯首。事後頒佈的《洗雪南山平夏德音》詔書中，唐朝特別對兩部作了區分："平夏、南山，雖雲有異，源流風俗，本實不殊"。兩部歷來都有外出剽劫的行徑，然而在此次平叛中，平夏部表現良好，"發使撫安，尤見忠順，一如指揮，便不猖狂"。相比之下，南山部卻"為惡多年，化諭不悛，頗為邊患"，在此次平叛中因頑抗而誅擒不少。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復對更難約束的南山党項加以警告：如果"再犯疆界，卻入山林，或不從指揮，即召募平夏党項精銳者討逐，議不容舍"。
在這裡，唐朝選擇了率先輸誠，並表現突出的平夏党項——這些群體早先很可能因為更依賴交換經濟，而與農業社會保持更密切的交往。同時，由唐軍將領指揮歸順的平夏党項，以此有生力量，彌補唐朝久陷藩鎮之亂造成的兵員下降。至此，
"源流風俗，本實不殊"的平夏和南山部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由於唐軍日後常以"平夏党項精銳者討逐"為惡不悛的南山部落，在兩者之間造成了深深的鴻溝。
党項族形象圖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政府為嗣後出降的南山部落劃定了居住區域，"乃自南山並河按屯保，迴繞千里"。這條狹長的定居地帶恰從南山（今陝西橫山縣）起至黃河；更重要的是，這條與陝北長城正好吻合的土堡防線，不但覆蓋了無定河/洛河進入渭河谷地的通道，而且與麟州、府州、豐州治所一脈相連。這與府州折氏家族
"自唐末世有麟、府之地"的自述，恰好相印證。公元851年之後，党項的大規模活動確實平息，無論是選充精銳的平夏部，還是安置定居的南山部，都不再見諸史載。我們也無從知悉他們的衝突和部族分化。但公元873年時，平夏部的大首領拓跋思恭已在政治上崛起。他在黃巢起義中參與靖難，平亂後封爵賜姓。他的後代們經歷了五代和北宋初期，堅持守在陝北高原的土地，最終放棄了唐、宋兩朝的賜姓，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而與此相對的，則是"河外三州"的折、楊、王家等"土豪"，他們在北宋時選擇了自己的政治歸屬和族群認同——北拒契丹、西抗夏，始終站在宋朝一邊戍守邊疆，留下忠勇節義的傳說。這同源異流的原因，或許應該追溯到百年之前，平夏和南山的分裂，以及圍繞"党項馬"展開的社會變遷。
党項族人形象
六、物質生產與文化變遷
為了給下面正文部分提供一個可供參照的對象，需要從平夏部、南山部到元昊、"楊家將"的變遷中，概括出一個具有解釋性的模型。本文開始涉入的人群之間的互動方式，不如地理構造"通道"那麼一望可見。党項人群在8世紀中期分別經過了幾個階段的遷移過程。他們從甘青川交界處移動到陰山以南的黃河"幾"字形轉彎，定居在毛烏素沙地邊緣。在遷移的過程中，党項群體經歷了幾種不同的環境——從高原河谷到沙地草原。他們逐漸放棄了原先建立在"犛牛、羊、豬"畜牧組合基礎上的生計方式，調整為"馬、羊和牛（以及駱駝）"這一更適應荒漠草原的畜牧類型。
吐蕃族進貢圖
馬、牛、羊等畜牧產品是党項遊牧生活的物質基礎，但在農業人群眼中，或許只是會移動的財富。生產專門化（以放棄農業生產為代價，大量蓄養馬匹、牛羊來交換糧食），既是党項交換經濟勃興的原因，也是隨之而來的文化變遷之源。交換經濟的確使得党項"種落愈繁"，但也導致唐朝邊境官員強買強賣。早期的索取或許不會對遊牧群體的生產造成毀滅性打擊，但無節制的掠奪（"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不但破壞了遊牧者生活的物質基礎，也造就了緊張的族群關係。建立在畜牧產品—農產品基礎上的交換機制，最終將農業帝國邊緣的遊牧群體捲入了農耕社會的政治—經濟機制。
社會生產遭受破壞的党項群體選擇暴力方式加以回應，並逐次增強，而農業帝國報以剿、撫並行。生活方式、活動區域有所差異的党項群體基於不同的立場，選擇不同的策略，總有一些群體比其他那些群體更早"歸義"。率先效誠者收穫的報酬和付出的代價同樣重大，他們能分享帝國的軍事技術、以軍功進入升遷通道，同時在文化上接受農業社會的諸多文化特徵。不過，他們可能不得不和其他党項群體走上對立的陣線。最好的例子，莫過於眼前的平夏部和南山部。
回鶻女子形象圖
結語
影響文化變遷的關鍵契機，在與農業社會的文化互動中到來。當農業帝國隨著自身經濟收入、支出失衡，最終走向破產時，原先束縛農牧過渡地帶"混合文化"的壓力就此消失。無論是拓跋思恭的後裔，還是府州折氏，都找到了自己的發展"通道"。很難說誰的選擇更成功，畢竟，平夏部的後裔建立了西夏帝國，南山部後裔的"河外三州"除了進貢"善馬"之外，還貢獻了北宋諸多名將，以及楊家將的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相似的機制始終影響著"通道"入口的人們，讓他們因時因地，選擇了不同的文化策略，而且後有來者，前有古人。
古代各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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