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昨天破天荒地发了一个视频到朋友圈，以前他都嫌发朋友圈这件事情太矫情。点开看，是周星驰为前线医疗队加油：

“看到你们为了挽救生命

全副武装的紧箍咒，

我非常感动。

你们是我心中的盖世英雄，

你们一定要保重平安归来！加油！”

爸爸和周星驰差不多大，以前农村不时兴看电影，家里只有周星驰的影碟，从《赌圣》、《逃学威龙》、《整蛊专家》、《家有喜事》等等，不下二十张。但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去电影院看周星驰的电影，是2016年看的春节档期电影《美人鱼》。那会儿我跟他确认好多次是不是真的去看，说星爷没有在里面演哦，他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去了。

用他的话说是“想看看这个烂仔混得怎么样了”，好像去打探许久未见的兄弟的近况。

八十年代的求生存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崔健的这首《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而那个时候爸爸也正面临着“小我”的需求。

爸爸生长于农村，触目所及都是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是大部分人养活家的方法。从中学毕业之后，爷爷就给他打了一把新锄头，每天跟着去地里，保证上面两个老人的药费有着落，保证两个弟弟妹妹不被饿肚子。

可那时候他已经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北京的繁华，知道会有一场改革的发生，还知道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卧轨的海子。那时候他是痛苦的， 向上的通道好像对所有人打开，可是底层的逆袭虚幻得像一场梦。他像一只被罩在结满蜘蛛网的玻璃瓶里的小虫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光明的世界。

“前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

“也不是，天亮后会很美的。”

这是《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和柳飘飘的对话。这部电影1999年上映，带有周星驰自传的意思在里面，夺得了那年的香港年度票房冠军。不过在这之前，周星驰的人生也经历了长长的黑暗期。

在香港出生以来，周星驰一家五口挤在一间木板房里，睡的是“上下铺”的架子床，偶尔吃顿豉油捞饭，都觉得是天下美味。中学毕业后，他去干过茶楼跑堂，在一家电子厂做过工人，

TVB演艺训练班拼了3年，才考上。毕业后去跑龙套，他受尽歧视，“为了一个死尸角色，浪费一升口水争取。”

在六年的“死尸”生涯里，他最大的学习方法就是观摩别人的表演，也是这段经历让他脑子里逐渐形成“无厘头”喜剧的想法。有些高大全的偶像的形象很假，很不真实，但很有喜感。将这些假正经的东西推到极端，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星驰式喜剧。

顾城在《一代人》里那句话完美展示了八十年代年轻人的状态：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却采用他寻找光明。

突然解开的枷锁给年轻人一种轻飘飘的不真实感，贫困生活渐渐束缚不住渴望自由的人。那是努力就有希望的年代，机会就摆在眼前，就看谁能熬过去。

九十年代降临的机会

爷爷如愿地在秋收前盼到了一个新的劳动力——我爸结婚了。但是辛苦一整个季节后，拿到的钱还不够偿还结婚时负的债。

那会儿是九十年代，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

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完成入世谈判——房改、医改、下岗和下海将人们一把推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是真正变成现代社会与旧社会的转换头的年代，宏大的事件可能离普通人很远，但大家对新生活的欲望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最时髦的事情就是去工厂打工，每年新年从广东光鲜亮丽回来的人都会带走一批新的年轻人，我姑姑寄回来的信永远是XX制衣厂或XX玩具厂，带回来的也是许多农村没见过的新衣服新玩具。但是爸爸没有跟着出去，他带着妻儿分了家，打算开一个店。

他从外婆那里借来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在分到的路边宅基地盖了一个小平房。先是卖水果，但农村没那么多人舍得买，亏本了。后来卖小鸭苗，为了拿到最便宜的，每天早上五点赶最早那班车去市区，然后去市场批发一批回来。那阵子哥哥生病要妈妈照顾，所以他总带上我去进货，早晨我眯着眼半梦半醒跟着追车，到返程的车上才有时间吃早餐，记忆里全是人挤人的空间和难闻的鸭屎味。

后来市里扶持了一个大的饲料公司，爸爸从卖鸭苗的老板那里弄到一个经销商的名额，正儿八经地开始做起稳定的生意，不再自己东奔西跑了。这时候他才有空关心起自己的娱乐，开始听罗大佑、李宗盛、张健的歌。1999年的时间，他不知道从哪里借回来一个VCD，还有一大堆香港电影。那是个暑假，我窝在店里和他看了一张又一张影碟，最多的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其实我还不太明白那些台词的意思，只有动作夸张的时候才会笑，但是爸爸总是在有台词的地方才笑，尤其是《九品芝麻官》、《武状元苏乞儿》还有《喜剧之王》。

直到长大我才明白那句台词，“有小人物才能真正面对生活的艰辛”是什么意思。

“偏执”是很多业内同行给周星驰的标签，连母亲都觉得奇怪：“这么害羞的一个人，表演起来却那么癫狂。”周星驰说：“做现场节目我不行，我怕别人看我讲话，但只要给我剧本，我就能投入进去，不顾一切地做出任何事情来。”

1990年，他接演《赌圣》，尽管之前他已经累积了一点成就，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于是这次他大胆采用琢磨了八年的无厘头表演方式。这种天马行空的表演方式像一股清流一样冲刷着电影市场，电影大卖，轻松打破香港票房纪录。

他终于红了。

那时依照香港电影市场，跟风成性，水准参差的时候，亦即该电影类型走向死亡之路，比如赌片热潮及后期的古惑仔系列也没有例外。但是周星驰的风格始终没有人能模仿到精髓，一是没有哪个演员像他那么豁得出去，二是这种无逻辑的喜剧没人能拍出来。

周星驰一开始决定当导演，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已经也不再满足于迎合观众和市场的需求来搞笑，而是想突破自己，甚至突破当时整个喜剧电影市场的偏见。这个突破是从《喜剧之王》开始的，到《功夫》达到巅峰。

在这个时期，周星驰的几部作品都开始表现出对人生的思考，对人文的关怀，影片本身的深度远远超过了博君一笑的深度。

对自己的妥协和释怀

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

爸爸因为勤劳，也有一点眼光，所以生意做得还不错。但是他最怕的就是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做事束手束脚，错过很多的机会。于是在孩子上课学，家里新房盖好之后，爸爸开始琢磨起别的生意来。

农村家家户户都会养猪，但都是自家小规模地养，爸爸经销的那家饲料厂刚好有一个兽医培训的机会，拿到兽医证之后，他开始大规模养猪。刚开始确实很顺利，饲料能拿到出厂价，猪的销量也很好，于是他就乘胜追击借了很多钱扩大规模。

但是2006年，我上初中的时候，一场猪瘟来了，家里所有的猪全部烧光掩埋。我不知道那会儿损失了多少钱，但是平时睡觉打很响的呼噜的爸爸晚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嘴巴里全是溃疡，吃了好几盒穿心莲片。过了好几年，上了大学后聊起来，爸爸说那时候就是绝望，想想家里两个孩子上着学，就坚持了下来。不知道他的“想想”里辗转了多少次生与死的决定，但最后他没那么急了，佛系很多，生意还是要做，但是不会囤货，养猪变成搜罗好猪仔赚

接受采访时，周星驰说了一句：“这些年我的电影越来越少，只想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我老了。”

2008年拍完《长江七号》后，周星驰没有再在荧幕上出现了。

他的偏执伤害了许多同行，连当初的“黄金拍档”吴孟达也没再与他合作，拍戏时出尔反尔是常态，严要求“无人情味”大家也司空见惯。香港娱乐圈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出现“倒周运动”。最近的一次，向华强的老婆向太发起的。连星爷自己都说：“

之前柴静采访周星驰的视频一度风靡，结束时，柴静对周星驰的一番认同，让他连说了很多声“谢谢！”那时候我觉得他眼里是有渴望的，和很多卑微着长大的孩子一样，即使春风得意时，心底依然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认同。他把所有的不安都放在电影里，所以对人情世故少了许多的考虑。

从龙套到6度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并获得8个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目前香港电影票房冠军的保持者。他随后他参加了广东政协，有人问他你知道”政协“吗，他说之前不太清楚，我理解就是将自己的能力给电影行业。

现在的周星驰生活低调，深居浅出，很久才有一部作品面世。也许他已经开始对时间投降了，也许他已经释怀不再逼迫自己了。

“烂仔”在我们那里是一个不怎么好的词，形容没什么出息的年轻人。哪怕你有理想，你还在努力，但是赚不到钱就是个没用的人。我爸爸和周星驰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许多人眼里的“烂仔”，那个积累的过程让他们尝尽了酸甜苦辣，也受够了梦想的“折磨”。

我想，这也是周星驰的电影能得到这么多共鸣的原因吧。

看完《美人鱼》的时候，我问爸爸，如果能见到周星驰你会跟他说什么？他回答：

最近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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