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名家孟森寫過一篇《丁香花》（載1913年《時事彙報》第一期），批駁當時人言籍籍、甚囂塵上的“丁香花公案”——即發生在嘉、道年間知名詩人龔自珍與清宗室多羅貝勒奕繪的側室女詞人顧太清之間的一段所謂隱秘情史——純屬牽強附會而無中生有。追溯流言的興起，則源於出生名門且有早慧之譽的冒鶴亭，他寫過一組《讀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顧太清遺事輒書六絕句》，其中一首提到“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不僅在自注中指明“太平街”為奕繪、顧太清夫婦府邸之所在，“南谷”則為兩人逝世後的合葬之地，而且用“再顧傾人國”的典故點明顧太清的姓氏，同時還暗中關合龔自珍在《己亥雜詩》自注中所說的“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在孟森看來，“四句乃掀然大波，為人間一宗公案，此餘之所以有此篇之作，冀為昔人白其含射，以留名士美人之真相者”。而在著手校訂顧太清所撰《天遊閣集》（神州國光社，1910年）時，冒鶴亭還另有一些評點，又隱隱將龔、顧二人牽扯在一起，儘管語焉不詳，卻同樣引人遐想。由於他在該書弁言中聲稱，“少時聞外祖周季貺先生星詒言太清遺事綦詳”，所以孟森在行文之際也不免感到疑惑，這些眾口喧騰的逸聞究竟是他“牽合龔集而造為此言”，抑或“為周先生所口授”。《丁香花》一文後被收入《心史叢刊》（大東書局，1936年），孟森在文末又補綴附記，提到冒鶴亭讀到此文後曾特意來訪，“至太清事蹟，冒君謂無以難我，然終信其舊聞為不誤，並非由己始倡此言”，可知其所述確實都來自外祖周星詒。雖然一時無法回應孟森提出的諸多質問，但他對這樁名士與佳人間的“風流韻事”依然堅信不疑。
孟森《丁香花》
儘管有孟森這樣的知名史家挺身而出，竭力辯誣，可是這宗公案並未就此偃旗息鼓。為了迎合普通讀者的趣味，曾樸的《孽海花》（真善美書店，1931年）雖屢經修訂，可還是在傳聞的基礎上做了更為輕佻儇薄且荒誕離奇的想象。冒鶴亭為了“訂誤瑣聞”而撰著《孽海花閒話》（連載於1944年《古今》第四十一期至五十期），就直言不諱地指責小說中描摹龔、顧二人遇合相契的情節“寫得太猥瑣”。他自然也明白創始者其實就是自己，卻沒料到小說作者居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唐突至此，我當墮拔舌地獄矣”。仔細尋繹其言，雖然仍堅稱龔自珍的某些詩篇“確為太清作”，但直言其中所述“亦不過遐想”，並非流俗所臆想的那般不堪，與此同時還指出另一些令人疑心的詩句其實“別有本事”，“與太清無涉”，和此前固執己見的態度相較，顯而易見已經大有迴旋緩和的餘地了。
冒鶴亭
冒鶴亭的《孽海花閒話》
最近讀到冒鶴亭第三子冒效魯的著譯合集《屠格涅夫論、漫話雄獅——托爾斯泰、淺談屠格涅夫、叔子詩選與知非雜記》（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其中有一篇《〈孽海花閒話〉與〈東海漁歌〉〈天遊閣詩〉》，恰好憶及乃父與此事的關聯，可供比勘參證。文中提到，“《孽海花》的先後兩個作者金松岑、曾孟樸都是他的好友，而且書中涉及龔定庵與顧太清一段戀愛事，正是他從周季貺那裡聽來轉告楊雲史（曾的表弟）才寫進小說的”，原來小說中那些繪聲繪色的場景就是根據冒鶴亭所述本事加以敷衍鋪排而成的。不過冒效魯隨後又鄭重強調，此事“是他的口過，不無自悔這是輕薄的蜚語，儘管他是聞諸龔孝拱（定庵之子）的朋友、他的外祖周季貺的”，看來冒鶴亭到了晚年終於幡然醒悟，意識到這不過是厚誣古人的流言，對自己逞臆誣枉的輕狂孟浪頗有悔意。
冒效魯
冒效魯的著譯合集《屠格涅夫論、漫話雄獅——托爾斯泰、淺談屠格涅夫、叔子詩選與知非雜記》
對“丁香花公案”的以訛傳訛和愈演愈烈，冒鶴亭固然難辭其咎，不過顧太清著作早期的刊佈流傳也不得不歸功於他。在為神州國光社鉛印本《天遊閣集》撰寫弁言時，他敘及其友人陳士可曾在廠肆訪得顧太清著作的鈔本，“凡詩五卷，缺第四卷，詞四卷，缺第二卷，中多割裂，蓋當時未經寫定之本”。其中詩作部分由他精心補訂排比，隨即交付神州國光社印行。詞作部分經他鈔校考評以後，又轉而託付給同樣關注過顧氏著述的詞學家況周頤。儘管所缺的第二卷暫時無從尋訪，況氏還是鉤稽了數篇佚作補入其中，再經過一番補苴隙漏，以《東海漁歌》之名另行付梓（西泠印社，1914年）。況周頤在《東海漁歌序》中坦言，雖久聞顧氏詞名幾近二十年，但其詞集遍尋未得，幸虧冒鶴亭“自溫州寄《東海漁歌》來，欹床炳燭，雒誦竟卷，低徊三複而涵詠玩索之”，才終於如願以償。而冒效魯在《〈孽海花閒話〉與〈東海漁歌〉〈天遊閣詩〉》中又提到另一些不為人知的隱情：“《東海漁歌》是我父假抄加註寄給況蕙風，付西泠印社木刻活字本印行。這個抄本多少年後才由龍榆生先生歸還給我，從中發現況蕙風竟然把顧太清的詞擅自竄改，刪掉我父所作考訂、評語，連書後的跋也據為己作。”他隨後還引錄其父在1950年所撰寫的一則題跋：“況夔笙藉此詞排印，刪改均出其手。又刪去眉批，間於詞後附其評語。至餘所為跋語，乃將‘鈍宧’二字改作‘周頤’，則盜名矣。此本當時未寄還，越三十八年乃復見之。”由此可知冒鶴亭當年寄送的那個批校本，非但內容遭到況周頤的刪改和攘奪，據此刊印的詞集顯然已不復其舊貌，而且原件在數十年後才通過龍榆生輾轉歸還到冒氏手中。
況周頤
西泠印社活字本《東海漁歌》
說起來，龍榆生與顧太清詞作的刊印傳播也大有關係，在他主編的《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民智書局，1933年）上，就根據某個據說遵照原稿迻錄的副本，親手整理發表過《東海漁歌》的第二卷，藉以彌補況周頤校訂本的缺憾。而龍榆生與冒鶴亭、冒效魯也頗有淵源，時相過從。就在1950年，冒氏父子還應約為他收藏的《哀江南圖》題詩留念（參見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卷五，學林出版社，2001年）。這部遞經冒鶴亭鈔校眉批和況周頤刪改評點的《東海漁歌》，最終經由龍榆生之手而得以物歸原主，冥冥之中似自有天意註定。
龍榆生
龍榆生整理的《東海漁歌》卷二
冒鶴亭鈔錄、況周頤刪改的《東海漁歌》
冒鶴亭寄龍榆生詞札
冒效魯寄呈龍榆生的詩札
關於此事的始末原委，由冒鶴亭之孫冒懷蘇編著的《冒鶴亭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1998年）雖稍有涉及而多存闕謬，如誤以為冒鶴亭寄給況周頤的是風雨樓（按即神州國光社）鉛字排印本《東海漁歌》，也未曾提到他在詞集璧還後所撰的那則跋語；迄今最稱詳備的鄭煒明、陳玉瑩所著《況周頤年譜》（齊魯書社，2015年），在敘述這部《東海漁歌》的刊行經過時也沒有言及譜主擅自所做的篡改和攘奪，興許對這些情況也不甚了了；張暉所著《龍榆生先生年譜》同樣沒有提供任何與《東海漁歌》刪改稿相關的線索，儘管這並非其題中應有之義，不必過分求全責備；張璋編校的《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在《前言》裡雖有扼要的說明，想必也是轉述冒效魯的意見，因其在該書《書後》中曾特別感謝過“冒效魯先生提供了《東海漁歌》修刪稿的原件”，而為免過於枝蔓蕪雜，在介紹時也沒有提到龍榆生，顯然比不上當事人冒效魯現身說法來得周詳細緻。
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冒鶴亭經手刊印的這兩種顧太清詩詞集，就內容而言都不完整。稍後龍榆生披露的《東海漁歌》第二卷雖有所增益，略補缺憾，卻因原稿及副本均已不知下落而難以覆按，仍讓人感到未愜於心。龍榆生在整理附記中曾經提起，“傳聞日本鈴木虎雄博士藏有《漁歌》六卷足本”，只是不知詳情如何，唯有慨嘆“合浦珠還，定在何日，聊志數語，以待後緣”。而據鈴木虎雄《顧太清の天遊閣集鈔本》（原載1921年《支那學》第一卷第十二號，又收入《支那文學研究》，弘文堂，1925年）所述，這個鈔本總題為《天遊閣集》，包括詩作七卷、《東海漁歌》六卷，確實要比冒鶴亭等人的整理本要完整齊備，不過收藏者其實是內藤炳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去世之後，這個鈔本又輾轉入藏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的杏雨書屋，就此湮沒無聞。此後經過奕繪、顧太清的五世孫金啟孮歷經數十年的追索查訪，才使這個鈔本重見天日，並考定其中絕大部分內容均為顧太清親筆所書（參見金啟孮《〈天遊閣集〉尋訪記》，載1994年日本滿族史研究會編《滿族史研究通訊》第四號），由金啟孮、金適父女合撰的《顧太清集校箋》（中華書局，2012年）即以此日藏鈔本作為底本。《校箋》的宗旨是儘可能恢復顧太清的創作原貌，故直指本源而截斷眾流，不再顧及其餘後出各本所作的刪剔改竄。這樣的處理方式當然無可厚非，可是如果能夠轉換視角，探究分析一下況周頤對原作的刪改潤飾，也能指引讀者悉心體會不同詞人在措意遣詞時的同工異曲，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價值。張璋編校的《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在詞作部分就根據冒效魯提供的原件，“將況氏修刪之處一一加以註明”（“前言”），頗便讀者參酌比較。而在這本冒效魯的著譯合集中又收錄了一份他和吳孟複合作校點的《〈東海漁歌〉存真》，將顧太清的原作與況周頤的刪改逐一比照，儘管並不完整，只是“特錄其刪去及改動較大者（僅改三五字者未盡錄）”，可是嘗鼎一臠，也足以“供研究欣賞者之比較”（見吳孟復題記）。
鈴木虎雄《顧太清的天遊閣集鈔本》
內藤湖南舊藏《東海漁歌》稿本
金啟孮、金適撰《顧太清集校箋》
《存真》與《合集》的相應部分雖然同出一源，然而稍事比勘後不難發現兩者多存異同。《存真》或許是這本著譯合集的編校者根據冒、吳兩位手稿整理成文的，故其間訛脫錯謬尤多。在開卷第一首《鳳凰臺上憶吹簫·題〈帝女花〉傳奇》中就出現了“烽火洶：朝市”這樣令人費解的句子，參照《合集》後才明白原文實為“烽火洶洶朝市”。想來冒、吳兩位在迻錄詞作時原本抄作“烽火洶=朝市”，編校者未能辨識其中的重文符號“=”，又沒有仔細覆核原作，就想當然地判定為“：”，讓人頗有些啼笑皆非。另一篇《鷓鴣天·冬夜聽夫子論道，不覺漏下三矣。盆中殘梅香發，有悟，賦此》中有一句“萬物皆吾大導師”，《存真》稱況周頤將此句改作“雪白季南覓導師”，《合集》則謂“況氏改為‘雪北香南覓導師’”，也當以後者為是。況氏所作修改實有所本，《蕙風詞話》續編卷二有一則雲：“僧問金粟如來為甚麼卻降釋迦會里？師曰：‘香山南，雪山北。’閨秀吳香（藻）詞名《香南雪北》，本此。”顧、吳兩位都是嘉、道年間的女詞人，況氏在刪訂時連類而及，自然順理成章。諸如此類的問題在《存真》中還有不少，茲不一一贅述。
當然，《存真》也並非一無是處。有一首《茶瓶兒》的小序提到“病中謝友人贈茶”，《存真》註明況周頤將“友人”改作“閨友”，《合集》則未作校語說明，想必原件上勾劃批抹，墨跡淋漓，在辨識時偶有失察。另一篇《沁園春·遊常氏廢園，用竹葉庵遊孔氏廢園韻》，上闋最末三句，《存真》標點作“堆玲瓏石，奇峰怪岫，幾朵青螺”，《合集》則作“堆玲瓏，石奇峰怪岫，幾朵青螺”。依照詞律，這三句確實當作三、五、四字讀，《合集》的處理方式似乎更準確，金啟孮等所撰《校箋》亦同《合集》。不過仔細推敲文意，恐怕應以《存真》為是，而不能因律害意，將“玲瓏石”割裂開來。可資旁證的是《存真》《合集》均已註明，況周頤將這三句刪改為“玲瓏石，昉奇峰怪岫，幾朵青螺”，無疑已經注意到顧氏原作不合詞律，而又想保留其中“玲瓏石”一語，才做了這樣的修訂。顧太清詞作儘管頗受後人推重稱賞，不過她最初並不擅長倚聲，在和奕繪夫妻酬唱時還曾出現過以詩和詞的奇特現象，此處的小疏忽也正說明她對詞律的掌握未盡嫻熟。
順便提一下，雖然冒鶴亭在《天遊閣集》的弁言中說，他早年和詞壇名宿王鵬運談論詞人，“至滿洲人有‘南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語”——相似的記載又見於冒氏此前所撰《小三吾亭詞話》（原連載於1908年《國學萃編》第一期至1909年《國學萃編》第二十七期，又收入《冒鶴亭詞曲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況周頤在《東海漁歌序》中又進而將顧太清和納蘭容若做過一番比較，“欲求妍秀韶令，自是容若擅長；若以格調論，似乎容若不逮太清”，可是冒效魯對這些評贊卻頗不以為然，在《〈孽海花閒話〉與〈東海漁歌〉〈天遊閣詩〉》中相當坦率地說，“她的詞雖經況大詞人改動，也未必楚楚動人，更不像王鵬運所說‘論詞於滿洲，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甚至把她捧到天上，連那位飲水詞人也比不上，那就不免好色重於憐才了”。雖說他參與校訂了這份《存真》，但對太清詞作其實並不欣賞。與此類似的或許還有龍榆生，他也著手整理過《東海漁歌》，而況周頤的刪改稿又一度由其保管，然而在編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時，他並沒有為顧太清留下一席之地，而是另外選錄了徐燦、呂碧城等女詞人的作品。創作水準的高下優劣雖不免有公論定評，可鑑賞批評原本是眾口難調、見仁見智的事情，要求所有人都步調齊整，標準一致，甚至屈己從人地說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話，豈不是很乏味、很無趣嗎？
《小三吾亭詞話》
冒效魯畢生耽於吟詠，不以著述為務，留存下來的各類譯著、雜文、詩作、古籍整理等彙編起來也僅是戔戔一冊，好在有不少內容可資採摭參酌。可惜此次編校出版似乎有些倉促隨意，除了魯魚豕亥之誤時有所見外，編排體例也不甚明晰。比如全書第一篇《屠格涅夫論》，實際上選譯自蘇聯科學院1956年出版的十卷本《俄國文學史》，原作者為兩位蘇聯評論家比亞雷和克列曼，上海文藝出版社在1962年還出版過單行本。可這些基本情況在合集中卻缺少必要的交待，乍讀之下難免會感到蹊蹺突兀。
冒效魯譯《屠格涅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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