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七月李鴻章奉旨替曾國藩去處理天津教案，天津教案調解成功，八月調任直隸總督，後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至此，李鴻章獲得了參與全國性外交活動的權力。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知乎，決心“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日本試圖與大清建立官方合作關係。
1870年9月底，日本政府代表、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輾轉來到天津，與成林、李鴻章會面，提出日本與大清朝簽訂友好通商條約的意願，並通過當時還在擔任三口通商大臣的成林把日本外務卿的書信轉交給北京的總理衙門，李鴻章也寫信給總理衙門，彙報了會面情況和自己的看法，李鴻章的信中寫道：
“柳原前光禮貌詞氣均極恭謹”，提出“英法美諸國強逼該國通商，伊國君民受其欺負，心懷不服，而力難獨抗。雖於可允者應之，其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該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民心協力”
很顯然柳原前光這種大清和日本聯合抵抗西方列強的說辭打動了李鴻章，加上李鴻章對日本學習西方本來就有好感，在信中還稱讚日本：
“鴻章前聞日本與英法通商立約，簡嚴特甚。海關不再用西人，傳教不許開禁，即此二節，已杜許多後患。又購求泰西機器兵船，仿製精利槍炮，不惜工本，勿謂小國無人。”
李鴻章對大清和日本聯合的想法非常讚賞，說與日本來來使暢談有非常大的收穫，日本與大清朝的江蘇、浙江僅僅三天的路程，而且日本熟悉大清朝的文字語言，部隊的戰鬥力與朝鮮等都強，可以作為大清朝的外援使用。
“與之深談西事，似有大不獲己之苦衷。日本距蘇浙僅三日程，精通華文，其兵甲較東島各國差強，正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
很顯然，日本的使臣的幾句好話，使李鴻章認為大清朝應該確立聯合日本抵抗歐美的外交方針，雙方簽訂平等條約。
在李鴻章的影響之下，總理衙門決定與日本商談簽訂條約之事，但是朝廷內部仍有反對的聲音，安徽巡撫英翰就上折堅決反對，於是朝廷把英翰的奏摺發往全國徵求意見。
李鴻章在1871年1月18日專門就此事給總理衙門寫信，說從明朝的時候就有倭寇屢次侵犯，但是卻很少來侵犯大清，說明清政府制馭得宜，畏懷已久”，在清朝收到西方列強威脅的時候，日本也沒有乘機揩油，可見雙方可以共同發展，因此可以與日本立約，以求“推誠相待。縱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聯結”。
1871年1月21日，李鴻章正式上了《遵議日本通商事宜片》。其觀點與寫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提到的觀點基本一致，還說到已經注意到日本今後可能 會成為大清的威脅，聽說日本自從與西方簽訂條約之後，大力購買機器戰船，仿造槍炮，修鐵路，還派人到西方國家學習各種技術，如果能將其籠絡為大清所用則更好，實在不行，及時發現其動靜，聯絡牽制。
“日本安心向化”，但在此折後面注意到了日本今後可能對中國的威脅：“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聞該國自與西人定約，廣購機器兵船，仿製槍炮鐵路，又派人往西國學習各色技業，其志固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
李鴻章的看法，得到朝廷的贊同，朝廷下旨讓李鴻章做好與日本談判立約的準備，讓江蘇臬司應寶時、天津海關道陳欽詳細研究日本情況。
1871年7月，日本派伊達宗城、柳原前光人前來天津同清政府談判，清朝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應寶時、陳欽隨同幫辦，與日方談判。
狡猾的李鴻章，先讓應寶時先與柳原前光反覆辯爭，然後自己再出面與伊達談判的策略。在與伊達的會談中，李鴻章對伊達盛氣凌人、蠻橫無理的態度極為反感，作了針鋒相對的反駁。對日本提出要求與西方列強一樣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要求，李鴻章斷然拒絕，再三表示清朝與日本之間不能以大清與西方列強簽訂的條約為例，雙方只能簽訂平等條約。
經過長達兩個月的談判，1871年9月13日雙方簽訂了《修好條約》和《通商條約》。這是大清朝與日間締結的第一個、也是平等的條約和通商章程。主要內容包括兩國互派使節；在彼此指定口岸內兩國的商民可以自由來往貿易，此國商民不得到彼國除開放口岸之外進行貿易活動；雙方均享有領事裁判權。總之，日本希望的片面最惠國待遇、在內地貿易權等都未能實現。
日本的主要目的雖然未能實現，但是日本卻取得了與日本平等的地位，從而取得了對大清“屬邦”朝鮮打壓、威逼的條件。老練的李鴻章顯然不會錯過這一點於是在《修好條約》第一條規定：條約簽訂之後不能進犯大清朝，也不能侵犯大清朝的藩屬國。
“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
“所屬邦土”，即指中國藩屬國，實指朝鮮。李鴻章在1871年8月30日談判尚未結束時給總理衙門的信中就樂觀地寫道：“總之束約鐵案已定，縱慾倚西人為聲援，斷不能轉白為黑。”
但客觀事實幾乎立刻無情的扇了李鴻章幾個嘴巴，雙方所簽訂的條約的墨跡都還沒幹，日本就“轉白為黑”、要求修改條約，開始了一系列侵華、侵朝活動。
雖然第一個與日本簽訂的條約是個平等條約，但是李鴻章聯合日本抗擊西方的外交方針很顯然是個錯誤的方針，顯然對日本發展速度之快，野心之大的認識不夠，對外面的世界認識超過同時代絕大多數官員的李鴻章尚做出如此錯誤的決斷，更不用說其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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