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學研究人員
現代生物醫學的困境從源頭探索的話，基本可以肯定是研究範式出了問題。
首先，生物科技秉承了物理化學所傳承下來的還原論方法。大量的生物學研究往往從單點出發，試圖解析每一種蛋白質的結構和功能，或者確定每一片 DNA序列的功能，希望構建完整的字典來闡明生物的所有謎團。當年人類基因組計劃是基於此思想，曾經宣稱知道了基因序列就可造出完美嬰兒，結果自然失敗了。而現在很多生物學的論文，依舊是宣稱某某蛋白在某某過程中起到某某作用，研究方法依然是“敲除基因我們發現某某某，過表達基因我們發現某某”。但生物體是一個極其極其複雜的非線性混沌系統，一個簡單的細胞，其複雜度超過航天飛機。在生物體內，絕對不是 A 輸入，就能每次輸出 C，更不能簡單的遞推，2A 輸入，能輸出 2C，而更要命的是，甚至 1+1=2 也不成立。即使身高這個最簡單的 phenotype 就已經被證明是幾百個 genomic loci 相互作用決定的。還原論方法在物理領域的成功，並不代表在生物領域就能成功。
其次，現代生物醫學研究過度依賴於實驗，很難看到數理方法的應用。生物研究需要實驗，但從很多生物專業人士的抱怨中可以看到，實驗往往需要大量的時間和工序，超長的研究週期使得科研項目的風險大大增加，而大量的工序又需要很多人力，因此很多生物醫學博士被迫從事高強度重複性的實驗工作。一方面，一個導師必須招收足夠多的學生來保持自己有足夠的產出。但是，對於 20 個學生來說，導師的職位只有 1 個。而且，博士、博士後並非一般職員那樣可以作為永久職位，所以即使科研界，也無法吸納更多的人，於是自然面臨過剩的人才培養。另一方面，很多實驗工作真心不需要前面那麼多年的培養。不停地做實驗和發表數據，但做的成果又很難轉換到實際中，這表明生物學還處於最原始階段，處於數據整理階段。生物學界的哥白尼有了——施萊登，施旺，達爾文和孟德爾；生物學界的伽利略也有了，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沃森和克里克；但生物學界的牛頓和萊布尼茨遲遲不能出現，生物學界的瓦特更是不見蹤影。面臨窘境，生物學研發領域不願意承認這個現實，往往更傾向於用噱頭來麻醉自己。新聞報導中有很多生物技術的噱頭，比如那個“餓死癌細胞”來治療癌症的相關報導，但實際稍微懂點理工科的人都明白，從牛頓提出第三運動定律，到阿波羅11 號利用這個原理登月，中間需要克服的技術難關數不勝數。
前面說到，西醫必須轉變範式，從偉大的中醫藥學中汲取智慧。首先，必須學習中醫理論的整體論系統論思維方法，將人體看做一個普遍聯繫的複雜巨系統，注重找尋和確認身體各組織和器官的內在關聯；其次，必須超越基於解剖學的物質實體層面，進展到對於無形質的能量循環和運動的研究，從而將有形之組織器官和無形的能量相結合來理解生命現象。或許真的該矚目古老的東方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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