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古蹟的歷史價值是指文物古蹟作為歷史見證的價值，主要體現在：證實歷史文獻資料所記載內容的正確性；校正古籍文獻資料記載內容的謬誤；為無文字科考的歷史提供實物資料；通過對文物古蹟的客觀認識來研究歷史、提高認知。
武威天梯山石窟全景（蔡建宏拍攝於2018年）
一、概述
天梯山石窟，位於武威市城南約60公里處的天梯山崖壁上，窟下有寺，也稱大佛寺、廣善寺。天梯山是祁連山的一條支脈，山路崎嶇，攀登艱難，猶如攀爬天梯，故名“天梯山”。天梯山石窟亦稱涼州石窟，始建於東晉十六國的北涼沮渠蒙遜時期（公元412～439年），是較早載於我國史冊的一處石窟寺，也是我國早期石窟的優秀代表，對我國石窟寺乃至整個佛教藝術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根據涼州石窟的文獻史料內容記述，結合現當代天梯山石窟的研究成果共同揭開了“石窟鼻祖”的神秘面紗，同時也呈現出了天梯山石窟作為“石窟鼻祖”的龐大價值體系，本文即對天梯山石窟的歷史價值做簡要探析。
二、關於“涼州石窟”的文獻史料記述
1.【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506年撰）
“先是蒙遜王有涼土，專弘事佛，於涼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千變萬化，驚人炫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徑行，無時暫舍，遙見則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狀如其中泥塑形象，人鹹異之，乃羅土於地，後往看之，足跡隱隱，今見如此。”
2.【南朝梁】慧皎《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519年撰）
“偽承玄二年（429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驅，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曇無）讖又格言致諫，遜乃改正而悔焉。”
3.【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664年撰）
“涼州石窟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據有涼土二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修非雲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亙，東西不測，就而斵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土有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不，人才遠之，便即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4.【唐】道世《法苑珠林·敬佛篇·觀佛部》（668年撰）
“北涼河西王沮渠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年）遣世子興國攻枹罕大敗，興國遂死於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述山，諸僧侯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尤責，登設大會，信更精到，招集諸僧還複本業焉。”
5.【唐】道宣《釋迦方誌·通局編》（650年撰）和【唐】道世《法苑珠林·敬僧篇·感應緣》（668年撰）中的相同記述：
《釋迦方誌·通局編》記載：“涼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遜所造，碑寺現存，有塑聖僧，常自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其旁側，足跡納爾，斯徒從矣，不可具雲。”
《法苑珠林·敬僧篇·感應緣》記載：“又涼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遜所造碑寺見存。有塑聖僧。常自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旁側足跡納納示現然徒眾不可見之。”
綜合以上文獻史料內容的記載，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北涼沮渠蒙遜時期，涼州一帶佛事活動頻繁，沮渠蒙遜在“涼州南百里崖”大規模（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亙，東西不測，就而斵窟，安設尊儀）開鑿石窟，且“為母造丈六石像”。
根據文獻史料內容的記載，在得出結論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重要的疑問：
北涼王沮渠蒙遜開鑿的那座“涼州石窟”是否還存在？這座石窟到底在哪裡？
武威天梯山石窟全景（現存最早的全景照片，敦煌研究院拍攝於1959年。）
三、關於“涼州石窟”的現當代論證研究
在可查閱的文獻史料裡面，自唐代以後均未找到關於“涼州石窟”的相關記述。難道北涼王沮渠蒙遜開鑿的“涼州石窟”已經不存在了嗎？其實不然！在現當代史學界，對於“涼州石窟”的探索從來沒有停止，經過多位學者的實地考察，史學界逐漸對“涼州石窟”有了清晰明確的理性認知，並且進行了科學合理的論證研究：
1.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在1943年寫成的《西征小記》裡面有如下記述：
“在武威時曾以涼州石窟所在叩諸郝仁甫先生，郝先生亦不之知，唯雲武威東南張義堡山中有大佛寺，佛為石鐫，甚大，寺前一方石，上鐫“晏筵石”三字，體類六朝。寺左右石崖上依稀有石窟痕跡，唯以涼城地震劇烈，石崩崖摧，多不可辨云云。則成為一謎之涼州石窟，或猶在武威南一帶山中歟？安得好事者負糧裹糗一訪之也!”
這雖然是史學專家第一次以懷疑的態度對“涼州石窟”進行的文本記述，但這在關於“涼州石窟”的現當代研究中卻邁出了敢為人先的第一步。
2.著名的美術史學家史巖在1955年發表的《涼州天梯山石窟的現存狀況和保存問題》中寫道：
“大約是1952年,甘肅省人民政府鄧寶珊主席到武威,曾向唐榴亭(唐發科)副縣長問及涼州石窟遺址,唐副縣長根據自己的推測,認為武威縣南百里張義堡天梯山的大佛便是,但仍未肯定。”
3.蘭州大學中文系主任馮國瑞1952年3月曾在武威張義堡天梯山下作過一次短暫的訪問和了解，5月14日在《甘肅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記武威境北涼創始石窟及西夏文草書墨跡與各種刻本》的文章，提出“武威天梯山石窟就是歷史上的‘涼州石窟’”的觀點（此觀點仍帶有主觀質疑的性質），但是由於時間倉促，再加上通向石窟的梯道全部已毀，未能進窟考察，僅僅是在山下對當時遺存的洞窟外貌進行了察看。同年7月，馮國瑞執筆草成《武威天梯山石窟圖錄》並附有《武威黃羊渠水庫計劃與天梯山石窟的保存問題》一文，為進一步考察研究天梯山石窟奠定了基礎，也為天梯山石窟的保護提出了前瞻性的看法。
4.著名的美術史學家史巖在1954年7月對天梯山石窟進行了為期6天的詳細勘察，並於1955年發表了題為《涼州天梯山石窟的現存狀況和保存問題》的勘察報告，這是自唐代以來關於“涼州石窟”惟一最為詳盡的記錄報告，報告指出：“天梯山石窟是由蒙遜首先創鑿的，可是他所創鑿的石窟現在已不存在了。”這是在史學界裡第一次經過學理論證，認定武威天梯山石窟就是歷史上的“涼州石窟”。
5.由於要在武威天梯山石窟下面修建黃羊河水庫，1959年經文化部文物局批准，決定將天梯山石窟進行搶救性搬遷保護。同年11月，由原敦煌文物研究所與甘肅省博物館組建的武威天梯山石窟搬遷勘察工作隊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詳細勘察和清理發掘，最終清理發掘出了5個早期石窟，同時在第1窟和第4窟內剝出了一定數量的北涼壁畫。 以此為據，充分證實：武威天梯山石窟確為“涼州石窟”，並且北涼王沮渠蒙遜所創鑿的石窟及其為母所造丈六石像的石窟也都有可能依然存在。
武威天梯山石窟發現的北涼壁畫及線描圖
6.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宿白在1986年發表了《涼州石窟遺蹟和“涼州模式”》一文，宿白教授在史巖先生的勘察報告基礎上，綜合武威天梯山1、4兩窟、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北涼石塔和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這三座石窟的資料，對天梯山石窟的早期洞窟作了更加詳盡的學理論證，根據河西走廊早期佛教遺蹟的特點，第一次將新疆以東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的開窟模式確定為“涼州模式”。
1994年宿白先生考察武威天梯山石窟時合影留念
四、天梯山石窟的歷史價值綜述
通過全文敘述，根據關於“涼州石窟”的歷史文獻記述，結合關於天梯山石窟遺蹟的現當代研究成果，總結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歷史價值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武威市城南約60公里處的天梯山石窟就是歷史文獻內容中所記載的由北涼王沮渠蒙遜所創鑿的“涼州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文物遺蹟證實了關於“涼州石窟”的歷史文獻記述內容的正確性；
2、武威天梯山石窟（涼州石窟）作為我國最早見於史冊記載的第一個由一國之君直接創鑿的石窟，在我國的石窟寺發展史中奠定了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3.武威天梯山石窟北涼壁畫的發現，為天梯山石窟早期無文字科考的壁畫繪製歷史提供了客觀詳實的實物資料；
4.綜合武威天梯山石窟早期洞窟的開鑿形制和北涼壁畫的繪製特點，現當代史學家都進行了科學合理的論證研究，尤其是“涼州模式”觀點的提出與確立，為石窟考古學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源流脈絡認知，涼州石窟的發現與研究過程是通過對文物古蹟的客觀認識來研究論證歷史文獻資料的成功典範。
作者簡介：蔡建宏，甘肅涼州人，大學本科學歷，現供職於武威天梯山石窟管理處。參與武威天梯山石窟搬遷壁畫彩塑現狀調查項目；參與武威天梯山石窟搬遷壁畫彩塑修復項目，獨立完成約60餘件（文物編號）壁畫的修復工作；參與編寫的《石窟之祖——武威天梯山石窟》一書出版發行；2018年7月被“國家文物局壁畫保護修復技術培訓班”錄取，在敦煌研究院（國家古代壁畫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進行壁畫保護修復專業技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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