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了一系列環保造假行為：山東昌盛礦業有限公司部分礦山刷綠漆；福建漳浦縣非法開採企業將大量盆栽苗木簡單蓋土，甚至直接擺放在砂場，搞“盆栽式復綠”；河南三門峽市錦濱礦業公司在礦區環境恢復治理中，擅自將三門峽開曼礦區“山體噴綠”……最具代表性的產品是“防航拍”偽裝網。記者在某電商平臺搜索到大量售賣該產品的店鋪，收貨人在200人以上的多達14家，銷量最大的一家有2296人收貨。這類店鋪售賣的還有“綠化工程鋪裝”、“廠房偽裝”等產品。
這篇報道還披露了更有“技術含量”的“撒藥治汙”。貴州貴陽市及開陽縣對洋水河流域總磷汙染治理敷衍應付，為使監測斷面水質達標，在上游安裝撒藥裝置，通過添加絮凝劑降低總磷濃度，汙染物其實仍留在河道中。山東濰坊濱海開發區對圍灘河整治中，本應控制汙染源、清理河道，卻通過“一段一段地撒藥”來應對驗收，不僅耗費巨資，驗收後水質很快就回落到劣Ⅴ類標準。
此外，有一些地方竟敢偽造或假造以前的文件，編造無中生有的會議紀要，來應對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組。
很難想象，“綠漆刷山”這類自欺欺人的造假，已被曝光多年，仍會在當下大行其道，甚至出現了各種升級版。你說刷漆太假，我就製造出可以“以假亂真”的偽裝網，以至於催生了一個“造假產業鏈”。
造假行為終有敗露的一天，參與造假的人不是不明白，但為何還敢以身試法？
一是可能不得不造假。我們知道，無論是礦山復綠，還是河流治汙，均非一日之功可以解決，需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成本。如果上級定的指標過於嚴苛，時間過於緊迫，或者就根本沒有財力完成任務時，下級官員迫於保住飯碗的壓力，不得不默許造假或鼓勵造假。
二是當地監管部門不作為。很顯然，這種大張旗鼓的造假，當地監管部門不可能不知道或有所耳聞。之所以聽之任之，是因過去地方政府為保GDP，對許多汙染行為多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沒認真整治。如今中央督察組來了，只能關停企業或默許企業造假。有過去的不作為，才會有今日的亂作為；有昨天的養虎遺患，才會有如今的覆水難收。
三是民眾和媒體對環保問題的監督力不足。如果當地民眾、民間組織或媒體，對本地的環保問題有一定的監督力，企業和地方政府絕不敢這樣公然造假。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地方政府對環保問題要有真作為真行動。如今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組動真格的了，但有一些地方政府仍抱著得過且過的應對思維。如最近山西洪洞縣，就出現為環保對老百姓“封爐堵灶”的行為，明知是一時之舉且破壞民生，卻仍一意孤行，無非是為了應付上級檢查。地方政府講信用、不造假，對當地企業和民眾極為重要，它是當地社會信用的基石。造假一旦成為社會風氣，就像傳染性極強的病毒，會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這種造假文化，會動搖社會基本誠信，讓越來越多的人沒有自尊感，只要不被發現就敢造假，甚至把法律明令禁止的一切不當禁區，整個社會的底線自然越降越低。這種病態心理不僅讓人最終喪失基本道德感，把一切假象都視作社會常態，還會給法律的執行帶來巨大困境，讓民眾漸漸失去對社會的信任，甚至不再信任自己。
其次，監管者或上級政府在確定這類環保目標時，要把工作關口前移，一定要到現場去腳踏實地調研，看看治理單位能否完成任務，資金如何落實到位，有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難，將很多企業汙染或造假行為制止在初始狀態。如果只是簡單確定一個環保目標，制定一些脫離實際的考核辦法，根本不考慮基層單位有無能力完成，不注意節奏的輕重緩急，只知道層層施壓，那麼催生造假行為就成了必然。造假也是有成本的，與其用這些資金來造假，不如投入到真實的環保行為中。
其三，要認知到環保治理是長期的行為，需通過各種差異化政策來推進，不能鬍子眉毛一把抓。環境治理的核心還是能源結構，中國環境汙染問題的主要問題，是因為大部分能源依靠的仍是煤炭石化。歐美國家之所以解決了環保和GDP的矛盾，根本原因是解決了能源結構的問題。除了關停那些無法整改的“散亂汙”企業，調整各地方的能源結構才能真正減少汙染排放。對不同的企業要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行業要有不同的環保監管制度，只有多措並舉、靈活應對，才能倒逼不同的企業淘汰落後產能，實現行業轉型升級。這樣既保護了當地環境，也不會影響中小企業發展，更不會逼著暫時無力改變現狀的企業去造假。地方政府不能說只要重視環保了，就什麼都“一票否決”；一說到加強管理，就凡事“禁”字當頭。這樣管理是簡單省事了，但對企業和民生確實會帶來極大困擾。
政策與法律的嚴肅，在於目標的精準和執行的公平。如果環保治理導致造假現象蔓延，那一定是我們的治理方式出現了問題，或是目標超出了社會承受力，或是方式方法過於生硬。比起環境汙染來，造假行為的蔓延更讓人感到恐怖，因為它會導致全社會的信任危機。如果造假、懷疑、不信任，成為大多數民眾看待社會的思維定式，那是所有人都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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