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寫祖父，大多是回憶，而我則是在記述自己的發現。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父親生前也很少跟我說起過他，所以長期以來，我一直覺得祖父就像是另一個世界上的人，既遙遠，又抽象。
事情的轉機始於兩年前，我偶然看到曾祖父李祖膺的墓誌銘，瞭解了他的一些事，後來還就此寫了一篇短文。寫完之後才想到，我還有一個祖父呢，他離我更近，而我對他的瞭解竟遠不如曾祖。我也想了解他。
這時，我忽然想起，父親好像跟我說過，祖父在辛亥革命時曾在山西參與過什麼活動，後來又做過省裡的什麼議員，還在省銀行工作過。想起這件事之後，我馬上就去查資料。雖然前後花了很多時間，費了很多事，但最後總算查到了一點兒。這使我有了一種很特別的感覺：祖父也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走過。
於是，我就寫了這篇文章，來追記尋找回來的祖父。
從太谷到廣東
祖父李步青，字雲階，山西太谷人。至於其出生年份，我到現在也沒查到。根據曾祖的生卒年（1865~1910）推算，似應在1890年或更早一些時候。
關於祖父早年的經歷，曾祖墓誌銘提到這樣一句：“丁未年使步青到粵候補，步青到粵後頗順遂。”這裡說的丁未年，即是1907年。如果我對祖父出生時間的推算大致不錯的話，這時的他應該是十七八歲或稍大一些。
【太谷古城中巷李步青（李雲階）故居】
曾祖李祖膺年輕時考過貢生，後任山西夏縣教諭。在任十二年，年年都要家裡給他寄錢，我看了很是不解。後來看到一則資料，也是說夏縣教諭的，才知道這是一個“歲俸不足以生活、身後不餘一錢的學官”。可見以前做官的，不盡是為錢，也有為做事的。
不過到了祖父這一輩，科舉的路子就斷了。1905年，光緒皇帝廢除了科舉制度。而據1931年版《太谷縣志》的記載，早在1900年，太谷就因“義和拳”之亂先行停止了科考。
作為對新環境的適應，當時山西已有一些人出國留學，以期學習新的知識，謀求不一樣的發展。不過，由於機遇或視野的不同，祖父沒有走上這條留洋路，而是去了數千裡外的廣東。據《太谷縣志》記載，祖父先是在順德縣做“都寧司巡檢”，後又被調到定安縣（今屬海南省，在海口之南）任“平安司巡檢”。據查，清代在一些邊遠地區設有“巡檢司”，歸縣令管轄，主要負責鄉村的治安巡查，同時也兼管一些民政事務。在清代的官職中，巡檢位列九品，是最低一級的官員。
祖父在廣東擔任巡檢時的具體情況已不可考，但可以看到的是，他在年輕時南下廣東的經歷，對他以後在社會上的發展還是有一些裨益的。祖父去廣東時，已是清朝末年，當地發生過多次反清起義，祖父對此自然會有所耳聞，也會對形勢有一個大概的認識。正因為如此，在辛亥革命發生後，曾作為前朝九品小官的祖父沒有成為滿清的“遺少”，而是順應了時代的變化，加入了進步的潮流。這就是後話了。
從廣東回太谷
1910年，曾祖病逝，祖父得到消息，即從定安趕回，“卜定於”第二年陰曆七月初二日為曾祖下葬。在此期間，祖父請曾祖的同鄉友人趙昌晉（字雲山）為曾祖撰寫了墓誌銘，並請其胞弟趙昌燮（字鐵山）撰書。墓誌銘最後以“君其有子”一語“告慰於九原”。
祖父為曾祖辦完喪事後不久，中國就爆發了辛亥革命，由此推翻了帝制，建立起民國。辛亥革命發生後，各地紛紛響應，山西也不例外。據太谷銘賢學校的英文史料，辛亥革命發生時，太谷作為山西主要的經濟中心，為革命軍提供了大量軍需物資，因此太谷縣城的安全與秩序就對山西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義。此時，雖然孔祥熙還在為父親守孝，但他還是立即建立了一支包括軍人、警察、學生和市民在內的數千人的軍事組織，在這動盪的一年中，維護了太谷地區的和平。
另據“鳳山春曉”的博客，辛亥革命爆發後，太谷因臨近省城，不時有潰敗的清兵跑到這裡進行搶劫。在此情況下，太谷商會組織了商團，並請銘賢學校校長孔祥熙和“在廣東擔任過武官的李步青”組建“營務處”，招募銘賢學生和當地的年輕人在城內巡邏並把守城牆，阻止了清朝散兵遊勇對太谷縣城的破壞。這就與上面提到的英文資料形成了互補，只是這裡多提了一個“商團”，也多提了一個“李步青”。不過，以我的理解，說祖父在廣東擔任過武官，或與事實有些出入，因為祖父任職的巡檢司，至多相當於現在的派出所。不過，在清朝末年起義不斷的廣東，巡檢一職或被賦予某種防務之責，也未可知。如果是這樣，祖父在軍事上也就比太谷鄉人多了一些見識。
至於銘賢的資料裡，雖然沒有提李步青的名字，卻有兩張拍攝於1911年的照片（現藏於美國歐柏林大學），一張是營務處職員的合影，其中站在前排中間的三人均配有軍刀（見下圖）。
另一張是孔祥熙與“炮隊”的合影，其中三人身著新式軍裝，同樣配有軍刀（見下圖）。
據長輩說，我的四叔長得酷似祖父，於是我比對了父親和四叔年輕時的照片，然後又局部放大了銘賢史料上的這兩張圖，覺得這兩張照片中都有一人，即站在孔祥熙（穿黑衣者）右手邊的那個年輕人，可能就是我的祖父李步青，（見下圖）。
【李步青先生（左）和孔祥熙先生（右）】
【李步青先生（中）孔祥熙先生（右）】
後來，我把疑有祖父的這兩張照片分別發給太谷的表兄和太原的表弟，請他們辨認，因為他們都見過我祖父的照片。他們看後，也都覺得我說的那個人很像我祖父，還說他的眼睛與我四叔很像，而口鼻則與我父親和四叔都很像。再結合“鳳山春曉”的博客資料中將孔祥熙與我祖父並提，就可以肯定，圖片上站在孔祥熙旁邊的那個年輕人就是我祖父了。
說到這裡，我要特別感謝《老家太谷》的編者李碧凱“後生”，這位致力於收集整理太谷圖文資料的“90後”年輕人。事實上，父親在跟我提到祖父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時，就有些語焉不詳（可能他也不是非常清楚），而我在查資料時又一直沒有找到相關的佐證，所以起初並沒有把這件事寫入文章。是這位年輕人給我發來關於李步青與營務處的資料，才使我瞭解到事情的原委。此外，歐柏林大學所藏的1911年照片，也是他給我發來，讓我辨認的。以前我雖然也看過該校收藏的銘賢老照片，但由於我父母都是1930年代中期才上的銘賢，所以就完全忽略了早期銘賢的圖片資料，沒想到裡面還有祖父。可以說，是《老家太谷》的年輕編者使我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祖父。
從太谷到省城
辛亥革命後，祖父即從太谷去了省城太原。最近，《老家太谷》的編者還給我發來一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山西省職官列表》，其中也列有“李步青”之名，說他曾在1917年擔任過山西省教育廳長。不過，我從未聽長輩說起過這事，所以覺得還不能形成“證據鏈”。
我自己則從《太谷縣志》上查到，祖父李步青曾擔任第三屆省議會的議員，這就印證了父親以前的說法。但是太谷縣志上面沒有提及具體的任期時間。後來我就繼續查，終於在一則資料中看到，山西省第三屆省議會是從民國十一年（即1922年）到十四年。
再來說祖父在山西省銀行做事的經歷。據網上資料說，省銀行是1919年由山西官錢局改制而成的，但不知道祖父是哪年進入的，只是有資料說，李雲階做過該行的“總司庫”。在當時的省銀行中，既有留日海歸徐一清（他應該算祖父的前輩了），也有像祖父這種沒有學歷的人。
祖父在省銀行期間，太原發生了反房稅的學生運動。事情的起因是，閻錫山為了增加山西的財政收入，決定在城鄉普遍加徵房稅，此舉引發民眾普遍的不滿。1925年，太原學生走上街頭，舉行各種抗議活動，還查封、搗毀了省議會，併到閻錫山的督軍府門前請願，最終迫使閻錫山取消了成命。此後，學生們又搗毀了一些官員（包括省銀行總經理徐一清）的公館。
祖父雖不是加徵房稅的決策人，也不是閻錫山的鄉黨，但這場發生在他身邊的學生運動，也應該對他的心理產生了一定的衝擊。尤其是他作為省銀行的官員，還出面給學生解釋過閻錫山的房稅政策，學生對他的反感可想而知。
祖父之出面應對學生，無疑是上面的安排，但加徵房稅有違民意，這是祖父應該知道的。以我今天的覺悟，他本應找個藉口，不為閻錫山的這個政策背鍋。如果實在無法推脫，就不如拂袖而去。可是，祖父當時考慮的，可能只是對所謂“知己者”的擔當。
此事過後，太原又發生了抵制英貨、日貨的學生運動，這回就輪到祖父被首當其衝了。當時，祖父正擔任山西總商會的會長，所以學生首先找到他，要他配合行動。一開始他還想跟學生打打太極，企圖矇混過去，但學生馬上識破了他的意圖，他也就索性拒絕了學生的要求。這種態度自然引起學生的極大不滿，並付諸行動。他們封閉了總商會，取下祖父的大照片，在上面寫了“賣國賊李雲階”的字樣，抬著遊行示眾，最後把照片釘在文瀛湖畔的牆上。
今天看來，我的祖父僅僅因為沒有配合抵制日貨、英貨，就被說成是“賣國賊”，確實是值得商榷的。且不說外貿與賣國並無關聯，僅就當年太原商戶所賣的那點進口貨來說，其實也都是從國內層層批發來的，早就成了國內流通的商品。這一買一賣，增加的都是國內生產總值。
再回太谷
後來，祖父就回到老家太谷，在鼓樓下面開了一家中藥店，取名“蔚成德”。
我從小就知道“蔚成德”這個名字，也一直跟著長輩把其中的“蔚”讀作“鬱”，但卻一直不知道，而且也沒想過它是什麼意思。直到寫這篇短文時，我才查了字典，得知讀“鬱”的這個“蔚”，就是“鬱”的通假字，有“鬱結”、“鬱悶”之意。我忽然悟到：祖父把自己開的藥店取名為“蔚成德”，莫非就是想擺脫鬱悶，成就德行？
由此想到，在中國的歷史上，多少文人在遇到風雨、坎坷之後，都會放下心中的委屈和鬱結，轉而為他所在的地方，為他所處的人群，做一些有益的事。這就是古人所謂“無己”的精神。這也使我想起曾祖墓誌銘上的一段話：“富人藏書不讀，寒士讀書不藏，幾為吾邑之同患。君（此處指曾祖）家自上世即能藏能讀，至君則大肆力焉，其獲讀書之效於無己宜也。”最後一句話的大意是，讀書的一個功效，就在於使人達到“無己”的境界。有如此家學的祖父，可能就是學著這些古人來做的。
從操作層面來說，據說蔚成德是盤下協成乾票號的一家店鋪後開辦的。至於收購協成乾，開辦蔚成德所需的資本及其來源，現已無從查考，就我自己的感覺來說，或有一些還是來自祖上的積累。
據曾祖墓誌銘載，李家“世居太谷縣城內”，“累世以商賈業稱素封”。雖然在曾祖年輕的時候，生意曾一度陷入危機，但其本人以“力自振拔”的精神，使之恢復了生機。墓誌銘作者對他的評價是“不忝（意為‘不辱’）於前，無累於後，家聲賴以不墜”。
【蔚成德商鋪一進院內】
但這就出來一個問題：既然曾祖過世時家業未敗，怎麼到了祖父時期就無聲無息了呢？我覺得可能是祖父把它變賣了。進入民國以後，做錢莊生意的晉商就開始走下坡路，到了1930年代，更是無一例外地倒閉了。而從祖父開辦蔚成德來看，他可能是在原有家業還剩下一點價值的時候，及時將其賣掉了。這一轉型不僅保留下祖上的一些積累，而且也更為貼近民生。
祖父之所以能夠轉型成功，無疑與他個人的經歷有關。他在省銀行這種現代金融機構工作過，應該能夠預見到傳統票號的衰落趨勢。此外，也還有一些客觀的原因。李家世居太谷城內，由於居住格局的限制，也由於人丁的不旺，沒有形成大的家族，這就使得李家的商業在規模上無法與那些有名的晉商大家相比。但另一方面，正因為規模小，產權明晰，所以想要轉型也相對容易。這就是“船小好調頭”的道理。
【蔚成德開在西斜街上走車馬的後門】
斗轉星移，現在，蔚成德還在經營，也還在鼓樓下的舊址。2019年3月，央視在“記住鄉愁”系列片中，播出了一集關於太谷的節目，題目是《晉中太谷老街——打個顛倒求公道》。片中用兩分鐘的時長談到蔚成德，說這裡的坐堂門診很受歡迎，但即使一大早就去掛號，即使排第一，也只能掛到第5號，因為前4個號是給急診患者、老人、孕婦和嬰兒預留的，以使他們可以隨時來看病。據說這種“推己及人，醫者仁心”的做法，乃是“傳承於祖上的鐵規矩”。蔚成德的這個人性化安排，我以前還真不知道，但蔚成德的“祖上”我知道，這就是我的祖父。
祖父是在我父親上初中時去世的。母親和父親是太谷銘賢學校的同學，她曾告我，有一天他們正上課，忽然有人來教室找父親，說他父親病危，讓趕緊回家。1937年日軍侵入太谷前夕，銘賢南遷，父親就隨學校走了。照此推算，祖父應該是在1937年之前的一兩年、兩三年去世的。他和我的曾祖父一樣，都只活了40多歲。
最近，我看到網友“三零一”先生，根據老人的回憶，在我寫的關於曾祖的短文後面，留了一個關於我祖父的帖子。他說，李雲階出殯那天，來了很多人，送葬隊伍的前頭都已走出太谷縣城的南門，隊尾還在李家門口呢。這是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的。
注：本文作者老家太谷人士 李彬 先生。
閱讀更多 老家太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