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6 三國時期"梟雄"曹操一生中,審時謀"勢"乃至"勢"不可當

《孫子兵法·勢篇》中有云:"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其意是說:善於用兵的人重在謀勢,善於從戰略全局謀劃,創造出對自己有利的形勢,戰而勝之;不會苛責部屬以不利的局面去面對劣勢;因此他會選擇出適合當時情況的人才去解決問題,並加以利用而創造破敵的有利形勢。

"勢"為一切事物力量表現出來的趨向,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必然趨勢,世人皆可得而非皆能用之。眾所周知,天下大"勢",勢之所在方可順勢而為,正所謂時勢造英雄。然三國時期最善於對"勢"的把握和謀劃唯有曹操,而曹操論謀勢之深遠,無出其右者。

三國時期

曹操,字孟德

創立之初,起討董之勢

東漢末年,宦官弄權,朝政日非。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漢靈帝駕崩,太子劉辯登基,何太后臨朝聽政。後西涼刺史董卓乘大將軍何進與張讓等十常侍鬥得兩敗俱傷之機,帶兵入洛陽,招誘已死的何進部下之兵,盡歸掌控。而後廢孝靈帝,立九歲的劉協為漢獻帝,自為相國,帶劍上朝,並鴆殺孝靈帝和何太后,縱兵於洛陽城郊姦淫擄搶,濫殺無辜,使本已岌岌可危的漢室江山進一步陷於深重危機之中。曹操這時官職只是騎都尉,但見董卓倒行逆施,也從司徒王允那裡看到眾官為社稷之危大哭,敏銳地看到討伐董卓是眾望所歸,便不願與其效命,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師洛陽。曹操逃回老家河南陳留,"散家財,合義兵",且首倡義兵號召天下英雄討伐董卓。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各路群雄齊集洛陽共伐董卓,袁術等人共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曹操任代理奮武將軍。二月,被聯軍擊敗的董卓脅迫獻帝遷都長安(今陝西西安西北),自己則焚燬宮室,挖開王陵,劫掠人民,致使洛陽方圓200裡荒蕪凋敝無復人煙。而關東聯軍懼怕董卓精銳的戰力,無人敢向關西推進,全都屯兵酸棗(今延津北)一帶。而曹操認為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應趁機與之決戰,遂獨自引軍西進。曹操行至滎陽汴水(今滎陽西南),與董卓大將徐榮交鋒,因為士兵數量懸殊,曹操大敗。回至酸棗,曹操建議諸軍各據要地,再分兵西入武關(今陝西丹鳳東南),圍困董卓,關東諸將不肯從。關東諸軍名為討董卓,實際各自心懷鬼胎,意在伺機發展自己勢力。不久,諸軍之間發生摩擦,相互火拼,聯合軍至此解散。

三國時期

發起討董是曹操一生事業的起點,雖然最終以討董失敗而告終,但曹操審時謀勢的超群才能已初露鋒芒。而觀曹操起討董之勢,意義之深遠,不明覺厲。

首先,擴大了威信和聲望,樹立了匡扶漢室、欲撥亂反正的忠臣形象,確立了"安天下"的道路。曹操素有大志,少年時便有"漢室將亡,天下將亂,安天下者,捨我其誰?"的自信。至發生黃巾之亂等事件後,在漢朝長達四百年的統治後,對於漢室的忠,已根深蒂固於世人之心,而維護統一和興復漢室乃是人心所向,只有在此時樹立自己匡扶社稷的能臣、忠臣形象方可大有作為。曹操的登高一呼和撥亂反正獨往矣的影響,使忠於漢室的群臣深信其"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的"鴻鵠之志"。

因討卓諸候作鳥獸散,曹操曾言:"豎子不足與謀!"由此看到自己沒有實力,想倚重別人的實力,終究是隻有虛名而無實效。從此曹操不再求虛名,轉而發展自己的實力。看清形勢的曹操不再過問董卓之事,也不再當奔走串聯的社會活動家。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在東郡大敗於毒、白繞、眭固、於扶羅等,袁紹表其為東郡太守。於是曹操開始招納賢士,精練軍兵,默默地積聚自己的實力。

其次,曹操的考慮到軍事割據為後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萌生了消平諸候的信念。討董的各路群雄齊集洛陽,聲勢浩大,但由於久攻不克、心生畏懼而各懷私心,最後沒有一路去追董卓,其根本原因在於群雄皆想著保住自己的實力。董卓的倒行逆施,使得天人共憤,人人慾得而誅之,但那是洩"公憤";而董卓還很強大,誰去較量,誰就要受損失,那是"私損"。以捐私損而洩公憤,這樣的賠本生意誰都不做,留得自己的實力,至少可以割據稱雄一方,最後鹿死誰手還要聽天由命。這就是漢室處在風雨飄搖狀態及社會處在大變革、大分化、大紛爭時期軍閥們共有的心態。

三國時期

由此也可見漢室既衰,天下"合久必分"已是必然趨勢。同時,曹操策劃和組織討卓這樣的大行動,在與各路諸候交往中,也清楚地瞭解了他們各自的優勢與不足。而曹操對群雄所做所為的觀測和評價,使得產生出凌駕於群雄之上的信心,實與此次運勢討董有關。

再者,從討伐對象董卓身上汲取了經驗教訓。董卓經眾諸候這一討,確已聲名狼籍、窮途末路。果不其然,遷都長安不久就被呂布所殺。但首倡討董的曹操從中汲取了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董卓被誅以後,其部將李傕、郭汜,用賈詡之計,提兵十餘萬殺奔長安,殺盡王允一族,再度把持朝政。後李、郭二人又自相殘殺。李劫天子,郭劫公卿,弄得漢獻帝和眾大臣分隨兩軍東躲西藏,往來奔命。皇帝被眾賊挾持後,連無賴之徒、家兵、巫醫、走卒都不得不按賊意敕封為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便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而且君臣住民宅,就粗食,百姓餓殍遍野,足見漢末氣運之衰。曹操吸取了董卓倒行逆施因而導致分崩離析的經驗,在後來把控朝政的行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取黃巾之勢,挾天子以令諸侯

漢末宦官弄權之日,亦是民怨沸騰之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宦官弄權嫉賢,官場腐敗成風,人民群起反抗。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黃巾軍發展壯大,連破兗州(治昌邑,今山東鉅野東南)郡縣,陣斬兗州刺史劉岱。濟北相鮑信等人迎曹操出任兗州牧。曹操和鮑信合軍進攻黃巾。鮑信戰死。曹操"設奇伏,晝夜會戰",終於將黃巾擊敗。當年冬天,獲降卒三十餘萬,人口百餘萬。曹操收其精銳,組成軍隊,號青州兵。這對蓄勢待機的曹操可謂是一個千載難逢機遇。正所謂順勢而為,曹操抓住了機遇,而接佈下三著好棋。

三國時期

首先是變剿為撫,將黃巾軍降兵改編為自己的軍隊。與操一道受詔的鮑信沿用老辦法,進兵剿賊,結果"殺入重地,為賊所害。"而"有權謀善機變"的曹操這次不再象過去助朱僬剿黃巾那樣大開殺戒,而是採用了招安的辦法。"不過百日,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萬餘口。操擇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餘盡令歸農。操自此盛名日重。捷書報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為鎮東將軍。"

其次是招賢納士,選拔文武之才。曹操招募了穎川賢士荀彧、荀攸叔侄為行軍司馬和行軍教授。彧薦程昱,昱薦郭嘉,嘉薦劉曄,曄薦滿寵、呂虔,寵、虔又薦毛玠,操皆禮聘為從事。在武將方面,招聘了于禁、典韋、許褚諸人。這些文武之才在用於訓練、教化、改造收編後的黃巾部屬,起到了積極作用;另外也為日後稱雄興兵儲備了人才資源。

再者,將兗州作為興起之基,廣積錢糧、訓練精兵、深根固本。曹操招安黃巾平定兗州之後,採納荀彧建議,收斂進取徐州之心,在兗州撫民養兵,堅守不動。兗州歲荒缺糧,曹操引兵東略陳地,殲滅黃巾餘黨何儀、黃劭等,奪其金帛、糧食無數,平定汝南、穎川,以養三軍。這是一件"朝廷喜,百姓悅"的"順天之事",更是曹操的得意之筆。兗州鞏固之後,曹操從呂布手中奪濮陽,取定陶諸郡,於是山東一境盡被操得,安民修城,表奏朝廷,被加封為建德將軍、費亭候。

三國時期

綜上所述,曹操已乘黃巾亂軍而順勢取利,變為擁兵二十萬、謀臣武將數十員,轄內人口眾多、山東一境足可養軍的大勢力。此時曹操勢力羽翼已豐,曹操已欲興兵擴大實力。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曹操聽從荀彧獻策,迎漢獻帝。辛亥,漢獻帝封曹操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庚申,遷都許縣。十一月丙戌,漢獻帝封曹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曹操終於做到了像晉文公、漢高祖那樣"奉天子以從眾望"、"挾天子以令諸候"。曹操其後作法與董卓既有異曲同工之妙,又有改其不足之明。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把持朝政;在力量有限時提出遷都,以方便錢糧供給為藉口,將朝廷遷到自己勢力範圍所及的許昌,這兩點與董卓同出一轍。

不同的是曹操吸取了董卓倒行逆施,失去人心的教訓,在具體作法上更順應形勢,如董卓縱兵姦淫擄搶,曹操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推行屯田等等,使得曹操很快穩固局勢並把控了朝政,從而盡收討董之勢。

三國時期

擇善謀勢,消諸侯之勢

曹操把持朝政後,並沒有出現"天下歸心"的局面。當時割據已久的群雄諸侯們都陽奉陰違,不買他的帳。北有袁紹,南有袁術,西有馬騰,東有孫策,還有北竄南奔的呂布、劉備,這些軍閥個個覬覦朝廷,並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各方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從朝廷官吏手中奪取地方管轄權,再掠民養兵或安民養兵、廣集錢糧,準備兼併更多的土地、人口。軍閥不同於黃巾,黃巾是烏合之眾,而群雄能招賢納士、受地方豪強的資助,具有"軍事、政治、經濟"綜合運作能力,因此黃巾軍可以成建制地接受招安,而割據各方的群雄卻沒有這種先例。即使一時歸順也多是一種韜晦之計,最終還要靠強大的武力才能征服。

此時對於"亂世之奸雄"的曹操來說,已經具備謀取各諸侯的大勢。曹操有一句聳人聽聞的名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既入中樞,掌握了主動權,就要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剪除群雄,決不能因為顧忌別人評頭品足而讓時機溜走。因此他將漢帝遷至許都以後,就用了整整二十餘年時間來積累謀諸侯之勢,從而獲得了極大成功。

曹操謀諸侯勢力,其具備的特點有: 假漢相之名,謀自己兼併漢土之實,掌握了決定和主動權。曹操當時是朝廷丞相,又是一方諸候。曹操既已將達到晉文公那樣成就王霸之基的戰略目標,就不怕諸候割據而且可趁勢盡收漁翁之利。正是割據使漢室臨累卵之危,神器有更易之由;正是因割據而使漢室江山分裂為大小數十塊,而便於曹操假討逆之名一塊塊蠶食、兼併,令使諸候之間各不相顧。這就使他有藉口在蠶食漢土的同時,進而掌控漢室的實際政權。而假若曹操經過諸多艱辛與磨難,與各"叛逆"諸侯浴血奮戰進而滅之的,才是"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曹操運用漢室中央集權制,直接使用朝廷權力進行割據,果然具有比地方軍閥優越得多的"大勢"。

三國時期

首先是利用政策決定權,形成合法吞併對非法割據的名分優勢。在割據狀態下,一般情況是誰擁有割據之實,誰就遲早會得到朝廷承認而坐得合法自治之名分。儘管如此,軍閥們對於這個合法自治名分卻是很看重的,因為"名正言順"比"名不正則言不順"要好很多。曹操利用這個因素,使朝廷承認或不承認兩個殺手鐧來削弱割據勢力。孫策的父親孫堅就是長沙太守、烏程候。孫策繼承父業開拓疆土,已佔據江東六郡,求為大司馬,操不許。後操進攻袁術,力量不夠,乃封策為會稽太守,但附加條件就是要孫策去攻袁術。這次雖未完全達到滅術之目的,卻使術、策之間積怨加深,永不能再合兵一處。袁紹兼併了冀、青、幽、並四州,遣使至許都向曹操借糧說是要攻公孫瓚。操知其窺探之意,便將計就計,奏封紹為大將軍、太尉兼都督冀、青、幽、並四州。同時密書告紹立即發兵攻公孫瓚。紹得書大喜,竟一舉進兵將瓚消滅。劉備受陶謙遺托領徐州牧,曹操予以承認,同時卻令備殺呂布,備未從,操再生一計,以天子詔令備討袁術,使徐州空虛,呂布乘隙夜襲取之。劉備忍氣吞聲與呂布調換位置,讓呂為徐州牧自己去小沛駐紮。呂布得徐州後曹操又不承認,終使呂、劉兩虎鬥起來,劉備難以立足,只好屈身事操。操與備同破呂布,擒而斬之,操自得徐州,卻讓在徐州深孚人望又參加奪徐州的劉備入朝作一閒官。而曹操自己攻下袁紹割據的冀州以後,卻馬上草詔自領冀州牧,同時不經朝廷詔復即下令"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

曹操這種以虛名換實惠的割據優勢是任何一個地方軍閥都不具備的。西川劉璋受到東川張魯侵擾,派別駕張松去許都請曹操共圖張魯。張松在館驛等了三天,賄賂了操左右近侍才被引見。曹操與松見面後第一句話劈頭就問:"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弄得張松不僅借不到一個兵,而且連講話餘地都沒有,只好無功而返。從上述就可以看出曹操已掌握主動權,令各諸侯相互征伐。

三國時期

其次可利用朝廷人事任免權,挖諸候牆腳,清除異己力量。東吳遣華歆為使到許都辦理公文,操知歆素有才名,竟將歆留在許都任為大理少卿,再不還吳。董卓殘部、關中軍閥張繡和謀士賈詡皆有才智,曾使操慘敗於宛城和南陽。操遣劉曄以不計前仇之承諾說降賈詡,詡應允後又去說降張繡。此時袁紹亦遣使持書來招安張繡。詡將紹使叱退,當面扯碎袁紹書信勸繡降操。張繡向來服賈詡,便一道降操。操加封繡為揚武將軍,賈詡為執金吾使。張繡軍於是歸曹操。張遼是呂布手下一員部將,被操生擒,操以中郎將、賜爵關內候將其招降。遼又將呂布餘部臧霸招降。從此呂布這支力量消亡。袁紹手下猛將張郃、高覽被郭圖陷害,投奔曹操。操即封郃為都亭候,封覽為東萊候,從而加速了袁紹軍的分化瓦解。曹操西擊烏桓追擊袁紹殘部時,曾深入地形複雜的沙漠而不辨方向。後得紹舊將田疇當嚮導,抄近路擊潰逃敵。操以疇帶路有功封疇為柳亭候。疇堅辭不受,又被操拜為議郎。而對於各路諸候在朝廷的耳目內應,曹操採取了鐵的手腕予以清除。太尉楊彪"四世清德",又是保舉曹操入朝的功臣。僅因為他與袁術是親戚,操便使人誣告謀反,下獄欲治其死罪,後因朝臣反對免死罷官,放歸鄉野。而議郎趙彥卻因此事彈劾曹操而被其殺害。

再者曹操可以利用朝廷的官吏調動權,將割據各方諸侯調虎離山,加以消滅。如徵西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是結義兄弟。兩人盤據隴西多年,擁兵自重,頗得羌人之心。操以加封馬騰為徵南將軍為名,誘其入許都,重兵包圍,將馬騰、馬休父子擒獲並以謀反罪處斬。騰子馬超與韓遂一道興兵復仇,又中了曹操的離間計自相殘殺。韓遂降操,被操調到長安當了一個有名無實的西涼候,在長安歇馬養閒。馬超逃回隴西后,曹操令夏候淵征討。超敗,往漢中投張魯,操遂得隴西。又如劉表死後,其子領荊州牧,操見孺子可欺,以大軍壓境,劉琮不戰而降。操封琮為青州史,離荊州遠行。琮表示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荊州被人圖害。"琮與蔡夫人同赴青州,操卻令于禁領兵追殺之。於是輕易得了荊州。

三國時期

曹操謀諸侯之勢時,運籌演謀、威信已著於四海,在兼併攻略中親臨前線,得計即行,善於出奇制勝。曹操在朝廷是丞相,但他自己很少在許都行事,而多在實施戰略行動的第一線統籌。曹操對孫子的虛實奇正思想研究頗深,加上胸中有諸路軍閥之全局,眼中有戰場變化之動態,在宏觀決策和臨機運作這兩方面都很到位。這就使他在生死攸關的關鍵性戰役中具有"三思方移步,一決不回頭,從賢不計短,得計行如箭"的特點。這些特點在他與袁紹集團的大決戰中更體現得淋漓盡致。諸葛亮在《隆中對》中也指出:"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由此可見曹操之善於謀勢,其同時代人便已有很高評價。

在袁曹大戰開始時,兩軍集會於黎陽,袁軍有七十萬,曹軍只有七萬人。交戰後曹軍大敗,退至官渡,堅守不出。相拒一月後,曹軍漸乏,糧草不繼。而袁軍兵多糧足,千方百計欲攻垮曹軍防線直取許昌。若曹操棄官渡回許昌,則袁紹必追。許昌無險可守,一攻即陷。袁紹得許昌後,以其太尉、大將軍之職,可以名正言順地主持朝政,曹操苦心經營多年的割據優勢將喪失殆盡。曹操為決進退之疑,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彧以書報之。書略曰:"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榮陽,成皋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得書後即用荀彧計,堅持不退,令將士效力死守。紹軍見操糧告竭,而且曹操催糧的親筆書信在使者齎赴許都途中連人帶信被袁軍截獲。袁紹的謀士許攸得到這一重要情報,立即持操信見紹,建議立即對曹軍實施兩路出擊:一路重兵猛攻官渡,一路輕騎襲擊許昌,破曹操即在眼前。

三國時期

正如後來曹操自己所言,"若袁紹用攸計,吾事敗矣。"可惜袁紹不省時勢,"好謀無斷",錯失了這一戰機。得到曹操親筆書信後居然懷疑這是操"誘敵之計"。加上許攸這個人既貪又狂,毛病較多。攸見紹時其子侄貪汙錢糧、中飽私囊之作弊行為已東窗事發。袁紹更不相信攸。當攸再進勸時,袁紹竟斥他:"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賄,為他作奸細……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仰天長嘆,欲歸無顏,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徑投曹操。袁紹之敗便從不用攸計開始。他哪裡知道許攸雖有毛病,但其擊操之計並沒有毛病。這場大戰袁紹與曹操誰用許攸計誰便獲決戰之勝。許攸乘夜色私奔到曹營,曹操正在洗腳準備睡覺。見攸來,"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操請許攸教以破紹之計。攸建議操選精兵詐稱袁部蔣奇之運糧兵奔襲袁軍屯糧重地烏巢,燒其糧草輜重,使紹軍自亂。操聽後連連點頭,當夜即依計調遣兵將。第二天操親自帶精兵五千人去實施這一戰略行動。果然一戰成功。袁軍失了烏巢糧草後,軍心惶惶。曹軍八路齊出,猛衝紹營,袁軍大敗,被斬殺八萬餘人於官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戰。一場大規模廝殺後,袁紹引敗兵八百餘騎逃回冀州,重新集結兵力再戰曹操,又被操用程昱"十面埋伏"之計擊敗。袁紹憂病交加,不久即吐血而死。

袁紹死後,大戰進入中局階段。按照常規曹操應不給袁軍喘息機會,一鼓作氣攻下冀州。但操與郭嘉分析袁紹的兒子爭奪後嗣鬥爭尖銳,此時曹軍不宜急攻,"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不如引兵遠去,讓袁氏兄弟在內耗中相互削弱後再攻。於是不攻反退。曹軍去後,紹子袁尚、袁譚發生火併。曹操乘隙而入,連下冀州、幷州,殺袁譚於南皮。紹子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殘兵投遼東太守公孫康。

三國時期

最後明於度勢、得策輒行的曹操還有更精彩的表現。謀士郭嘉此時病死於軍中,以書信遺計於曹操:"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卻不可動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操從其計,以兵屯易州,窺而不打。公孫康果然誘殺熙、尚二人而來降曹操。操大喜,封康為襄平候、左將軍。這樣曹操成功地運用"善勝者不戰""全軍為上"的兵法。在滅袁的同時又不費一兵一卒順勢而定遼東。至此,操已擁兵百萬,長江以北廣大地區盡屬操矣,大勢已盡在手中。

含而不吐,用衰漢之勢

曹操從兗州提兵入朝時,其初衷是仿效晉文公和漢高祖,實現其"吞吐天地"的"不世之略"。但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因病去世,他的事業卻只止於統一北方。既不似晉文公那樣作群雄之首合諸候而匡王室,又沒有如漢高祖那樣提三尺劍而成天下一統,反而唱出了"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和"願為周公"這樣的調子。其原因何在?主要是曹操集結優勢兵力下江南時,在江漢平原受到孫權、劉備兩股勢力的堅決抵抗,大敗於赤壁。嗣後劉備入主西川,迅速崛起,與孫權成犄角之勢,打亂了曹操順勢而取天下的計劃。這時候曹操編導的"挾天子以令諸候",因為已沒有諸候可令,只有三足鼎立而到此結束。擺在曹操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承認現狀,偏安一隅,與孫權、劉備三分天下;要麼再向前跨出一步,消滅孫、劉,統一中國,最終使江山易姓。曹操選擇的是後者。"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是他向世人的公開表白。曹操的"千里之志"和"不已"之"壯心"不是別的,就是要一統華夏。但既是時變勢異,"挾天子以令諸候"的老思路以及相應的老經驗、老辦法便只適用於昨日而不靈驗於今天;打出"事漢"和"作周公"這樣的旗號,繼續保留名存實亡的漢室,讓漢室像一枚橄欖含在口裡,慢慢品嚼餘味而不吐出來,正是基於赤壁大戰後格局驟變的新形勢而採取的謀勝韜略。

三國時期

從對外考慮,曹操保留有名無實的漢室,可以將它作為遏制孫、劉的一張王牌,把進攻的主動權抓在自己手中。曹操不廢漢室,便以群臣之奏和獻帝之詔而名正言順地敕封自己為魏王,御賜九錫。而劉備在西川自立為漢中王,修表到許都,就只能攻曹操"包藏禍心,篡盜已顯"而不能攻他"篡漢已然";劉備稱自己號"漢中王"的理由是"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而不能象曹操那樣"群臣表奏,獻帝冊立",三詔乃許而"依真"。劉備稱王之後,曹操便以叛逆罪名興兵討伐,同時差滿寵說服孫權首尾夾擊,共取荊州。結果消滅了劉備集團的關羽軍,孫權奪得了荊襄之地。曹操雖未得地,卻挫傷了暴發戶劉備的銳氣,破壞了孫、劉同盟而使其變友為敵,造成了曹操可以攻孫、劉而孫、劉難以攻曹操的有利形勢,此則謀大勢而不計小利之高手棋也。

從對內考慮,保留有名無實的漢室,在漢室似亡非亡的模糊狀態下,更有利於謀求"天下歸心"趨向,逐漸用新平衡代替舊平衡;以期收後勢之利。曹操既是"亂世之奸雄",又是"治世之能臣"。他自比"周公",但並無輔漢興劉之意,而確有代漢自立之謀。曹操目睹漢朝自桓靈之亂,人心久已不歸,認定"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因此他能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誠意把爭取民心作為統一中國的大略來實施。曹操在政治上針對漢末朝廷"親小人遠賢臣"的腐敗政治,提拔和任用了賈詡、華歆等一大批才俊之士為朝廷重臣,對外戚干政、宦官弄權的行為實行了嚴厲制裁,使朝廷出現了以業績求功名的生氣,專事弄權而沒有實際功績的奸倿小人在朝中沒有立足之地。

三國時期

曹操之後的曹氏四代皇帝皆無失政於外戚和宦官弊端,亦可側見這方面變革之徹底。在文化領域,曹操提倡形式多樣、張揚個性的文學改革,以曹操、曹丕、曹植為龍頭的建安文學新潮對漢武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禁錮文化形成了猛烈衝擊,帶來一股"歌以詠志"生氣,開魏晉文化之先河。李白所崇尚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便包括了對"三曹"文學改革的肯定。在經濟上,曹操針對漢末土地集中於大戶、兵禍橫生、民生凋敝的弊端反對土地兼併,還田宅與庶民,抑制豪強,減輕人民賦斂,鼓勵耕墾,以苛厲軍法嚴禁軍隊奪民雞犬,踐民稼禾,侵害民生,實行了與民休息的開明政策,使官僚、仕人、庶民等不同階層都各得其所,看到了由亂到治的希望,從而造成了舊平衡瓦解、新平衡到來的社會心理需求。這實質上是一場時間較長,由量到質,由慢到快的深刻革命。

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曹操保留名存實亡的漢室起到了減少震盪和反覆,實現穩定漸變的調節作用。曹操終其一生,雖然並未達到"天下歸心"的目標,但在中國北方地區,從朝廷大臣到庶民百姓卻因為得到可聞、可睹、可思、可比的實惠而業已"歸心"。曹操死後,朝臣對他所作的"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評價顯屬過譽。但曹操的兒子曹丕,既無政績建樹,又無尺寸軍功,因而不能像父親那樣雄視天下,居然可以在曹操去世後短短八個月便廢漢自立,得群臣擁戴而成魏文帝,卻是一個足資證明的事實。由此更可見曹操審時謀取"天下歸心"之勢,已勢不可當!

三國時期

陳壽《三國志》:“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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