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燕郊養老，但他們聊天時談論最多的還是北京的生活、北京的風景、北京的小吃和北京的人。他們保持著北京人的那種熱心腸，打電話向燕郊鎮政府舉報有人焚燒垃圾，還聯合起來向養老院反應，要求提供去超市的班車，距離1.5公里。
他們依舊是北京老人。
91歲的嚴華時常想起過去的陽臺。那是位於北京二環路附近，1950年代建成的一棟蘇式部委家屬樓，陽臺不大、破舊，但種滿了米蘭、紅頂花和月季，陽光很好，她喜歡在那裡晾衣服。
此刻，滿頭銀髮的她坐在河北燕郊一家民營養老中心的歐式布藝沙發上，距離過去的那個陽臺40公里。為了不成為孩子的負擔，去年6月，嚴華和老伴搬到河北燕郊的老年公寓，房間70平米大小，每月租金6700元，比北京同等條件的便宜了30%。
遺憾的是沒有陽臺，因為有陽臺的房間早已被搶光了。
嚴華所在的這家養老中心裡，來自北京的老人約有1600多個，佔這裡總人數的98%，他們大都是國企、央企、機關單位退休職工，平均年齡80歲。
在中國，少子化趨勢和大城市養老機構床位緊張，讓老齡化壓力日益嚴重。2016年6月2日，為促進京津冀地區養老基本服務均衡化，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民政部門共同簽訂《京津冀養老工作協同發展合作協議》，提出構建環京津健康養老產業圈，河北燕郊、高碑店、天津武清是首批的三個試點。
半個多世紀前，學俄語出身的嚴華響應組織號召，離家一千多公里到北京支援外貿工作。如今，她再次響應時代的召喚，在離家40公里的燕郊，要走完人生的“最後一公里”。
吃完晚飯，養護中心的幾位老人坐在長椅上閒聊。
40公里的距離
到燕郊養老前，嚴華是個“候鳥老人”。夏天，她和老伴到北京房山石花洞居住，冬天飛去海南三亞。“但是年齡大了，怕自己倒在路途中，孩子距離自己又太遠，幫不到我們。”
在嚴華的預算中，自己還有兩年，甚至不到兩年的健康生活。去年5月，經過實地考察，她和老伴選擇燕郊作為生命的最後一站，“燕郊距離北京天安門30公里，與北京的郊區一樣，離孩子不遠，又不會打擾到孩子們。”
養護中心總建築面積60多萬平方米，相當於 84 個足球場，園內林立的高樓便是老年公寓。高樓中間，貫穿著一條東西走向的狹長帶狀水系，約五六十米寬，以這條水系為界，北側是河北燕達醫院，南側為養護中心。
在這裡，嚴華離醫院只有5分鐘的路程，“在北京是不可能的。我家附近就有復興醫院，但是附近住的都是老人，如果身體突然有點什麼，很難有人幫忙抬到下樓，孩子們到我那兒路上就需要半個小時。”
沒有陽臺，嚴華只能把新洗的衣服晾在門口的鋼製衣架上。除此之外，她已經習慣了這裡的生活：早晨，老伴去老年活動室打檯球，她就在微信上與家人聊天；下午，他們一同參加合唱團；週末，孩子們帶著水果，開車來看他們。
嚴華過去居住的家屬樓裡，有100多位與她年齡相仿的老人。她經常通過微信向老鄰居介紹，這裡不需要子女照看，有屬於自己的醫院，有老年大學可以參加書法、繪畫、合唱，每年還有一次徹底的身體檢查……但只有一位鄰居在她勸說下來此養老。
“很多鄰居認為養兒防老，養老就應該在自己的家裡，讓自己的子女照看。但是現在社會不同了，子女也有自己的生活，我們都80開外了，需要一個科學、健康的環境，不能總佔用孩子的生活空間，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嚴華說。
58歲的兒子王曉文起初並不同意母親的決定。他不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每週末都去父母家，車程半小時左右。“開始我覺得老人在子女身邊方便些，有事情的話我們能夠去照顧。”現在，他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公寓內的報警器，隨時可以召喚醫護人員，比北京方便”。他還是每週末來看望父母，只是車程變成了一小時。
嚴華夫婦一起搬到燕郊的養護中心，牆上是她過去畫的畫。
不僅河北燕郊，在江蘇嘉興、崑山等地，也出現了“環上海養老帶”。許多曾經不願離開上海的老人，如今開始出城“下鄉”。根據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最新發布的“上海老年人養老意願調查”結論顯示，31.6%的上海老年人明確表示“會短期異地養老”或“會終身異地養老”。
中國是一個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按《中國老齡產業發展報告2014》計算，到2020年，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增至2.6億。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金維剛曾對媒體透露：“到本世紀中葉，預測老齡人口將達4.87億，佔總人口35%。”
與此同時是大城市裡養老機構的床位緊張。僅以北京市為例，2020年北京戶籍老年人口將超過380萬，將建成16萬張養老床位，平均23位老人分享一張床位，遠遠不能滿足需求。
在亞洲，日本是第一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比中國早了30年。目前，日本65歲以上老人約為3000萬人，佔總人口比例達23.1％。據媒體報道，日本政府曾表示，大城市養老院床位緊缺,城市周邊地區床位充裕。日本總務省曾表示，在這種趨勢下,鼓勵老年人到鄉下去,不失為對東京等大城市人口的一種合理分流,也會為地方經濟做貢獻。
有大毛病還要去北京
2011年剛剛開始運營時，燕郊的養護中心曾到北京宣傳，結果第一年只來了60多名北京老人，到了第二年，又增加了100多人。
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姜向群做過一項實證研究，他發現，總體上願意接受異地養老的北京老年人只佔12.3%，因為異地養老需要一定成本，對子女的依賴、社會保障難以轉移也是諸多阻礙因素。在調查中，55-64歲這種沒有太大健康問題的老人更願意選擇異地養老。
2014年，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背景下，京冀兩地政府簽訂衛生框架協議，並把燕郊的燕達醫院作為兩地醫療衛生的試點。
2016年6月，北京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公開表示，鼓勵京籍老人到河北天津等地養老，河北高碑店、天津武清等地區試點機構可享受北京市養老床位運營補貼、機構綜合責任保險、醫保政策互聯互通等政策。
但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網絡熱議：這一舉措是在“趕人”嗎？“上一輩人為建設北京做了一生貢獻，到最後卻鼓勵父輩人到外地養老，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道理懂不懂呀！”隨後，北京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澄清，北京的養老服務不會被疏解，加強京津冀地區養老服務協同，是給北京老人多一種養老方式選擇。
正是在這一年，燕郊養護中心的入住人數達到了1600多名。
“現在接受異地養老的北京老人多了，首先是醫療報銷開始在北京周邊的養老機構逐步開放，很多老人能夠享受到優惠，交通也越來越發達，子女去看老人也方便了，養老收費的價格也相對便宜得多，70歲到80歲的老人異地養老的意願更強，80歲以上的老人還是願意待在北京。”姜向榮說。
在姜向榮看來，很多老人不願意異地養老的原因還是因為北京的醫療資源相對較高。但近兩年，醫療資源均衡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尤其是雄安新區的建立，能夠更好的把北京優秀的醫療資源擴散到北京周邊、河北等地”。
作為京津冀養老試點之一，燕郊的這家養護中心建立之初就採取了“醫養結合”，這也是日本養老機構採用的模式。2014年開始，它先後與北京朝陽醫院、北京天壇醫院、首都兒研所、北京中醫醫院簽訂了合作協議，共享醫院專家和醫療服務。
78歲的朱紀松也考慮過北京的老年公寓，但她最後還是留在燕郊，“這裡有醫院、有專業的護理人員”。
朱紀松剛剛在燕郊的醫院做了右腿半月板的手術。她最初的選擇是北京協和醫院。在協和醫院做完檢查後，醫生推薦她做手術，但需要等病床，兩週後還是沒有任何消息。與此同時，朝陽醫院的骨科主任到了燕郊的醫院，“我在週五開始掛號，週一便有了病床，週四做了手術，從掛號到做手術只用了一個星期。”
但朱紀松還是更信任北京的醫院，“如果有什麼大的毛病還是需要去北京。”
養護中心的老年活動室內，兩位老人正在打檯球。
依舊是北京老人
在這座位於燕郊的養老院裡，時間彷彿被按下了慢進按鈕。一位老人推著扶椅，一步一步走向麻將室，那裡還有另外三個幾乎走不動路的老姐妹，她們定時定點，風雨不誤。檯球室裡，一個老奶奶戴著白色手套，慢悠悠地走到臺邊，幾乎整個身子趴在桌子上瞄準。
他們鮮少出門，通常選擇最大屏的蘋果plus手機，把字體調成最大，與北京的家人微信聯繫。
雖然在燕郊養老，但他們聊天時談論最多的還是北京的生活、北京的風景、北京的小吃和北京的人。他們保持著北京人的那種熱心腸，打電話向燕郊鎮政府舉報有人焚燒垃圾，還聯合起來向養老院反應，要求提供去超市的班車，距離1.5公里。
他們依舊是北京老人。
週末，透過窗戶看到樓下停滿的北京牌照的車輛，79歲的張淑芬眼神裡流露出羨慕，“我的女兒一週或兩週來看我一次，這次我沒有讓他們過來看，都那麼忙！”
張淑芬居住在北京大興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裡，她做飯總是控制不好分量，老要吃剩飯。夜晚來臨，她一個人站在客廳，懼怕進入臥室。“有一段時間，女兒陪著我，但是他們還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不想他們為了照顧我放棄自己的空間和時間。”
離開北京的想法開始在內心滋生，聽朋友說起去燕郊養老時，張淑芬下決心，一定要離開北京，離開這棟房子。她瞞著孩子，在家裡收拾行李，準備好各種生活用品。當子女知道時，已經無法挽回她的決定。
張淑芬在燕郊找到了一群一起練拳的朋友，每天早晨5點，她準時起床，與20多名拳友一起打太極拳，練劍，聊養生、聊今天的飯菜和子女的生活。張淑芬臉上的笑容變多了，一日三餐也不用自己做了，吃多少便買多少。
在養護中心，獨居老人還會得到看護人員的特別照顧，在老年公寓的沙發、床頭、馬桶旁，都會有一條紅色的線連接著打火機大小的報警器。每天早晚有人通過報警器與老人聊天：昨晚睡的怎麼樣、今早幾點起床、吃的怎麼樣、身體哪裡不舒服。
張淑芬住在6樓，那一層只有她一人是獨居。她很少串門，一個人在電腦上玩簡單的QQ遊戲。北京的朋友經常來看她，這時她會興奮地拉著他們到處逛。
離開北京時，她把家裡那架舊鋼琴搬來了，現在就放在老年公寓的臥室裡。她時常一個人彈起那些屬於過去的歌曲，回想北京的生活，與老伴一起的日子。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張淑芬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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