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從“西歐的十字路口”比利時到“非洲西北部王國”摩洛哥，從“佛教聖地”印度再到“金字塔之國”埃及，比利時籍攝影師哈利-格魯亞特(Harry Gruyaert)用手裡的相機記錄著東西方微妙的光感變化，進而向人們展現東西方強烈的光影對比。他的攝影作品多次參加世界各地的攝影展，深受好評。例如，2011年比利時紀實攝影展、2010年莫斯科1989-2009年攝影作品展、2009年巴黎馬格南現實主義照片展等等。
“沒有故事可言，攝影只是關於形狀和光線的問題。”比利時攝影師Harry Gruyaert說。身為一個瑪格南攝影師，他從事攝影的時間之長令人驚歎。他還是亨利-卡蒂爾-佈列松的朋友，但兩人卻分享著兩種不同的攝影哲學。這讓他在瑪格南的歐洲攝影師中，成為了一個異類。
眾所周知，瑪格南的紀實傳統是建立在影像敘事上的，攝影就如同用鏡頭作畫、寫字。
“在歐洲尤其是法國，從佈列松的時代以來就延續著一個重要的人文傳統——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環境，不是其他的。”“我欣賞這一點，但這和我沒有關係。我更為那些碎片化的事物感到傾心——事物的擺放、光線……所有的細節都和人一樣重要。”
作為歐洲最早嘗試和開發彩色膠片可能性的攝影師，Gruyaert很少追隨被攝影廣泛接受的所謂智慧。當William Eggleston和Stephen Shore等美國攝影師開始嘗試彩色膠片時，歐洲的彩色膠片技術仍然只在廣告、印刷業中被廣泛接受。在歐洲人文攝影傳統下，彩色膠片是個技術上的弄潮兒，卻在美學價值上不受重視。
在他看來，瑪格南的傳統模式，即講故事的傳統，會封閉個人視角，這一點必須改變。
他從不尋找故事，不有意地拍攝某個項目或專題，因為他認為做事是沒有先行概念的。“我人進入了一個位置，便開始自然而然地反映，我想知道事情會怎麼發展。”
在Gruyaert那裡，這種直覺式的、非敘事的天賦與生俱來。Gruyaert的父親的工廠就是生產膠片和紙張的，他父親並不認為攝影是一種嚴肅的事業。這讓他從小成長於其中的，是一個碎片化的、“祛魅”後的物質世界，在這裡，攝影成為了一種自覺的手藝。
他的第一個選擇就是彩色膠片。在美國看過William Eggleston和Stephen Shore的展覽，這些彩色攝影先鋒的照片讓他覺得，自己的天性和他們更貼近。
早期，他拍攝了TV Shots系列（1972年），他發現了電視驚人的洗腦力量，於是開始拍攝倫敦電視上的畫面，這些照片再後來成為了60-70年代的一系列英國肖像。
之後，在旅行中，他很快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成熟影調。對他而言，攝影是發現事物的狀態的過程——“這一切關乎於自由。如果你一直呆在同一個地方太久，你會認為你身邊的一切都是理所應當的，它們是那麼的普通，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平常的。我們要對身邊的一切保持警惕；對我來說，用新鮮的視角去捕捉生活中的事物的是最重要的。”
於是，我們在他的照片中看見的是那些平和卻色彩斑斕的世界——幽默、不確定性、偶然、未知，混合著或濃烈、或怪異的光線和色彩，如他所想，他要呈現的是這個有點矛盾又強烈，難以捕捉的世界，拋開所有經驗，如一個新人一般去尋找各處出現的偶然中的驚喜，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
有一個瞬間他甚至快要改變了佈列松“30年前，我在摩洛哥期間，他來看我，對著我的照片自言自語‘這張不錯，這張就有什麼不對……’然後他問我我能不能給他的照片手動上色讓他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三十年後，數碼打印和數碼照片成為了主流，Gruyaert也開始用數碼技術進行沖印。
對Gruyaert而言，攝影不是別的，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讓他清醒地回望過去，看到事物的本質，然後繼續向前走。生活不是一個漫長的故事，而只是一場又一場的舞會，每場舞會都不太一樣，每種可能性都有待發現……而他天生是個舞者，好奇，細心，脖子上還總是掛著臺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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