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生活的那個時代似乎風氣較為開放，不然為什麼魯迅那些如投槍匕首似的小文能夠發表？
魯迅的雜文犀利異常，不同流俗，也不隨大流，獨樹一幟，剖析事理筆筆鋒刃，無堅不摧。他的雜文能夠發表得力於他的身份，也得力於當時書報審查官審核不嚴的緣故，當然更得力於風氣開化，民主氣氛活躍的環境。
對於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願學生被開槍打死的事件，本屬於不能議論之國事，就是一些京城大報也不敢隨便議論，只是勸青年學生不要隨便出來遊行示威。而魯迅偏偏敢站出來，一連寫了《無花的薔薇二》、《死地》、《可慘與可笑》、《記念劉和珍君》、《空談》等文章，以此紀念被段祺瑞執政府殺害的青年學生。他在《記念劉和珍君》中寫道：“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批評段祺瑞政府、流言家不留一點情面，對於他的學生劉和珍君卻充滿了讚美和惋惜。在《空談》中寫道：“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敢於批評當時政府，敢於回敬當時流言家對犧牲學生的中傷，敢於冒著危險替四十八個犧牲的青年學生鳴不平，直面事實，直面時事，直面慘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這就是一個鐵骨錚錚的自媒體人魯迅的風格。如果當時風氣不開化，沒有延續“五四”以來民主、科學的風氣，只憑書報檢查官那一關就可以輕鬆把魯迅的文章槍斃掉，哪裡有他發表的可能？
魯迅的勇敢還在於對當時的時事進行評論，絲毫不留情面。對於酒樓飯館“莫談國事”條幅的諷刺，對於《現代評論》不當言論的批評，對於“拿盧布辦事”事件的挖苦，都恰到好處，讓人痛快之餘，不禁莞爾。
魯迅在《論天才與土壤》中寫道：“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以此來看，現如今真的缺乏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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