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先社工”的活動室。該機構主要從事艾滋病防治、性少數群體的服務等工作。圖/受訪者提供
年後至今，黃豪傑的工作量翻了幾倍。因為疫情，湖北封鎖了多地交通，也堵住了艾滋病患者取藥的路。很多人給他打來求助電話，幾天時間裡超千條諮詢超過了原先全年的量。
據黃豪傑估算，湖北的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少有兩萬名。他們每天雷打不動定時服藥，每三個月需要去定點醫院領取藥物。
無奈之下，這些感染者選擇向專業機構求助，但機構本身同樣困難重重。
山窮水盡
29歲的黃豪傑是武漢市武昌區“為先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發起人，機構的日常業務涵蓋湖北境內的艾滋病防治、性與性別教育和性少數群體（LGBT）的服務等工作。
大年初一，武漢封城第3天，黃豪傑和同伴的手機響了100多次。電話是熟悉他們機構的HIV感染者打來的，無法取藥怎麼辦、斷藥怎麼辦……一天下來，源源不斷的諮詢讓工作人員招架不住了。
黃豪傑和同事意識到，封城期間HIV感染者普遍面臨斷藥恐懼。“藥物可以有效抑制病毒繁衍，一旦斷藥就會有耐藥的風險。”黃豪傑說。
團隊緊急成立了10人應急小組，並招募志願者協助解決感染者的需求。兩天時間，100人的志願者團隊招募到位。他們兵分兩路，一組人馬接送感染者去醫院取藥，第二組負責協調病友之間相互借藥。黃豪傑記得，在志願者發佈互助消息後，超過50人願意把藥物借給他人。
兩個渠道並行，也讓更多人抱有期待。“他們覺得正月十五武漢就會解封”，黃豪傑回憶。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之間，諮詢量陸續遞減，日均諮詢數量穩定在30個左右。
但是，兩個方法很快不再奏效。2月14日，武漢市實行小區封閉管理，除就醫及防疫情、保運行等崗位人員外，其他居民一律不得外出。這意味著，HIV感染者將徹底失去取藥渠道。
在武漢，能提供HIV治療藥物的定點醫院約為16家，疫情發生後這些醫院都被徵用為新冠肺炎救治點，醫護力量也投入到肺炎疫情的應對中，其餘患者很難正常就診。
HIV感染者施行的是定點醫院制，即患者只能在其定點醫院內取得治療藥物。黃豪傑說，對於HIV感染者來說，隱私和續藥同等重要。“曾有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信息被洩露並遭到勒索威脅，此後出於對隱私權的保護，國家疾控部門調整了對艾滋病人的信息管理權限，異地無法查詢。”
求藥若渴
意想不到的困境讓“為先社工”的求助量持續攀升。一份用藥需求統計表發出後，黃豪傑意識到這或許是個錯誤。
此前，“為先社工”的工作多是解決HIV感染者的心理困惑、身份接納等問題，但此刻解決斷藥危機才是燃眉之急。
“藥物我們之前沒有涉及過。”2月17日，黃豪傑對接了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這是武漢市最大的HIV感染者定點醫院，3000多位患者在這裡領藥，他們願意免費為HIV感染者提供藥物。黃豪傑團隊緊急製作了一份藥物寄送信息收集單。
志願者在核對藥品。圖/受訪者提供
表單最先發給了幾位此前打過求助電話的感染者。隨後，這個表單在病友迅速擴散，到2月18日下午，填表人數已超過100位。
“我們的電話被打爆了。”黃豪傑告訴《中國慈善家》，艾滋治療藥物是處方藥，由國家免費提供，發放前必須確認病人身份和處方，一次提供三個月的藥物。
醫院向他反饋，兩位醫生一天核對、領藥，最多發30人的藥。團隊緊急招募志願者去到醫院幫忙，但志願者難以走出社區。黃豪傑說：“工作量完全超過了我們可以承擔的範圍。”
春節至今，他們至少對接過一千次以上的求助。按照往常，全年的求助量也僅有幾百次。
表單叫停後，更多的救助電話打進來，微信上也有幾十位感染者發來添加請求。對藥物的強烈渴求成為HIV感染者內心焦慮的最直接表現。一位有兩個月藥物存量的感染者發來求助，希望能再給他寄三個月的藥。“大家其實面臨的不單是藥物問題，他們把很多心理上的問題聚集到了藥物上。”
入不敷出
疫情持續發酵，一些公益機構不得不暫停相關項目。多位業內人士都曾表示，疫情或許會對賬面結餘較少的中小型機構帶來財務危機。
危機也在“為先社工”機構裡出現。黃豪傑告訴記者，機構輪轉的方式就是承接項目，週期一年，如此循環。但疫情之下項目很難執行，人員工資、房租的成本也成了壓力。
黃豪傑算了一筆賬， 9名工作人員的薪水壓縮到最低也要3萬餘元，再加上武漢的房租5000元、宜昌的辦公點租金1500元，每月開支接近4萬。
在機構的支出預算裡，疫情支出原本不在其列，快遞藥品的費用、交通等方面的支出已經花去一些結餘。有基金會開展了針對一線公益機構的小額資助項目，“為先社工”申請到了27000元，黃豪傑說這隻能暫時緩解眼下的部分資金壓力。
但隨著疫情的發展，往後的日子該怎麼辦，他也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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