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印度消失，在中國發揚
按理說印度已經沒有佛教了，可為什麼我們今天能看到佛教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一個呢？佛陀圓寂二三百年以後，印度進入孔雀王朝，孔雀王朝第三任君主阿育大王，他本人是首陀羅出身，注意他是第四種姓，因此他天然對婆羅門教反感，他自然需要一個對立的思想，剛到遇到佛教，所以大感興趣。
我舉個例子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儒家學說講究“尊王攘夷、華夷之辯”所以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他一旦入主中原了，他會尊奉儒家學說嗎？肯定不會，所以他會推崇其他宗教來壓抑儒家學說和傳統宗法性國家民族宗教對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對抗，典型的比如唐朝李世民，他四分之三鮮卑人血統。你看他對佛教的推崇。
還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是鮮卑族，你現在去看山西雲岡石窟為啥那麼奇怪，感覺就像是各類宗教大融合。這就是孝文帝搞出來的。你會奇怪怎麼看到的是羅馬的廊柱呢？印度的佛像。為什麼裡面的雕塑都是高鼻樑深眼窩的呢？這是希臘雕刻家的餘留。還有波斯文化，還有巴比倫文化，都在那裡，包括很多面孔是皇帝自己的臉，雲崗石窟就成了世界文明的大聚會。
所以大家知道阿育王這樣子的人為什麼要抵抗婆羅門教了吧。他後來以鐵血方式第一次統一印度，然後他以非常強勢方式在印度普行佛教，這叫政治的宗教性，這就是我們上面說到的軍事政治力量對宗教的發展起到的作用，在這個時候佛教才短暫興盛，曾經在印度一時占主導地位，把佛教推廣到印度全境，確實卻有賴於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在印度全境的統治而並非宗教自我發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特指的就是這位阿育大王。可是後來到公元四世紀以後又衰落。而貴霜王朝則把佛教從印度帶到中亞細亞，進而影響中國，現在印度你去找佛教你找不到了，你得來中國和日本找。
佛教傳入中國與中華文化的強烈對沖
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據中國國史記載佛教是在東漢中期傳入中國。另外有傳說，漢明帝有一天晚上做夢，夢見西方有一座金人。於是第二天上朝的時候和他的大臣們談起他的這個夢，不知是何意思。有大臣回答說：西方確有真人，而且有真經。於是漢明帝眼睛一亮，立刻委託派遣大臣到西域去請佛僧，並且白馬馱經，最終到達洛陽，在這裡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這就是著名的白馬寺。
印度是不叫寺院的，那中國為什麼把佛教的佛堂叫“寺院”？因為漢代的時候外交部叫鴻臚寺，外交部部長叫鴻臚寺卿。這次的交際，相當於以此外交，是外交部官員請來最早的外國客人，寺相當於當年外交部招待館，由此以後把佛教的佛院叫寺院。
從這個故事你能發現，雖然在記載上佛教是東漢中期漢明帝時期正式引入，但漢明帝做夢然後和他的大臣對話，大臣是知道西方有真經。那看來佛教早在漢明帝討論之前就已經進入中國，否則他的大臣怎麼能給他這樣的建議呢？所以佛教進入中國應該比漢代中期還早一些。
佛教傳入中國最開始一定不是後來你看到的這個面貌，一定是產生劇烈衝突的，他一個外來文化是不可能匹配和適合中國文化的，任何一個異質文化進來要跟這個文化沒有任何區別，那也就證明這個文化沒有任何特點，說明本身就是你的文化類型的一種，就不能被稱作外來文化，我們之前講過中國這篇封閉地貌只有兩次文化入侵：第一次就是佛教的傳入，第二次就是1840年之後的西學東漸。
所以原始佛教進入中國，必然也面臨生存問題。比如佛教進入中國以後，出家者必須剃度，而中國人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孝之始也”；佛教不允許結婚，叫“不邪淫”。而中國孝道文化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佛教不允許教徒跪拜，認為如果教徒要跪拜，只能跪拜佛陀。而中國人自古跪拜長者，跪拜皇帝，我們是個講究務實的民族，我們講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佛教處處與之對立。這就是最早期佛教和中華文化的對沖。
因此佛教進入中國以後，它一定會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形、變質、扭曲來適應中華文化的需求。佛教經中有《父母恩重難報經》，你若是瞭解印度的原始佛教，你一定知道這是中國人偽託的佛經。佛教在儒家、道教和傳統國家—民族宗教（祖先信仰、天帝崇拜）的三方打壓下，佛教為了求存，不得不變質增加“五戒，十善” 來成為因果報應輪迴的根據之一，這個是極具代表性的，其實更改的還有非常多的。
你可能會問一個問題，那這還算不算是佛教呢？或者說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宗教一定是拔高到讓人不得不敬畏的程度，這是最早期，同時宗教也得不得不降低到以至於庸俗，這樣才能傳播。這是必然的，也是宗教內部為什麼會有派別對立的原因。
變質化和分派別的最主要原因還不只是為了適應咱們這裡做改變，而是太深奧，沒有人看得懂，因為這個文化不屬於自己這邊生髮的，處處是不匹配的，沒有人能找得到類似的參照去作類比理解，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很多翻譯的詞最後發現不對，意思完全不一樣，最後不得不又用梵語音譯過來。
如中國的“悟”和梵語中的“菩提”意思不一樣，他們指的是覺悟了的意思，所謂：達成正覺者即為佛 ，不過這個覺不是覺悟的意思，中國詞彙中沒有這個和這個詞的相近意思，我們這邊的覺悟是指經世致用的成功，所以和佛教是背反的，“智慧”和“般若”的意思不一樣，我們的“智慧”是一個人如何會鑽營會為人處世，而梵語的“智慧”不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這邊翻譯叫“譯音不譯意”。各領域學者各自有自己的理解，這是造成分派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之前講到傳統國家宗教的祭司階級成為國家政權的掌控者這一段的時候，我們說神廟的那些人收到的財富越來越多，最終成為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中心，於是城市建立起了。
佛教在中國瀰漫開以後，佛寺、佛院處處發生，善男信女大量進入寺院修佛，這個修佛的過程就使得很多信眾把自己的財產土地都貢獻給佛門，貢獻給寺院。於是寺院就有了大量的教產。
南北朝時候的梁武帝特別著名的一個人。菩提達摩最初到中國就見到梁武帝，梁武帝雖然好佛，卻跟達摩交談不洽。所以達摩最後從嶺南漂江來到少林寺。梁武帝想修佛可他是皇帝，這就很矛盾了，可是他比較任性，居然動不動就出家了。大臣看皇帝出家了成了問題，就有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拿國庫裡的錢把他從寺院裡贖回來。但是剛贖回來他又出家了，反覆三次。可見得多少錢？
梁武帝
舉個例子，王安石可謂中國的著名文人和政治家。他晚年信佛，臨死以前把他家的房產土地都將捐給了佛寺。大家想寺廟寺院有了大量的財產，財產大到什麼程度？
北京有個潭柘寺建立在南北朝時代，最興盛的時候，據記載，寺廟所具有的土地不僅佔據北京西部的郊區，而且伸展到河北省乃至山西省。如此之大的教產，當然也就成了宗派得以被加固的原因。
（潭柘寺）
各宗派形成，各宗派維護自己的信念和理解，同時維護自己的教產。大家想佛教傳入中國，如此轟動如此熱潮，它曾經使得中國大量青壯勞動力出家信佛了，這樣生產力就大大受到影響，並且他們都把土地捐出去了，使得中國農耕文明的大量土地進入寺院了。這就對中國正常農業經濟生活和農業經濟秩序帶來重大幹擾。再加上它在理念上跟中國文化完全融通，需要很長時間的折衝。所以從南北朝一直到晚唐，中國出現過三次滅佛事件——“三武滅佛”。
我們舉個例子，孔子當初為什麼累累如喪家之犬，因為他的那一套理論是講究厚葬的，那個時候國家和居民的財富本就不多，這個和剛才說的土地和勞動力大量進入寺廟中一樣的。《史記》中晏嬰一段話說，“孔儒之流，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
說孔子這人特別喜歡把喪葬文化做得很複雜，所謂崇喪，為了埋一個人把家都搞破產，所謂破產厚葬。那麼國君想富國強兵怎麼可以用這樣的思想？
這是後來齊景公最終沒有重用孔子的原因。這在戰國時期哪個國君敢用他？還有就是孔學當年的一個重要對立面，就是墨家。墨子曾經提出儒家學說有四項足以喪天下。
-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
- 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
- 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幾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
- 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
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塊；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闢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焉。”
意思是說，儒家學說厚葬文化，棺材都要兩層，一層棺一層槨，曾經的衣服和日常使用品都要陪葬。送死就像走到遠方、遠徙一樣的複雜。一個埋葬的過程光哭泣就要三年，後輩沒有人扶都站不起來，不給個柺杖都走不了路的程度才叫孝。送葬三年期間，守喪在墳墓旁搭個帳篷，然後“耳無聞，目無見”，什麼事都幹不成。
墨子講“此足以喪天下”。這是墨子對孔子的激烈批評。那麼佛教在當時的中國文化中的種種表現，在統治者眼中也是可怕的，至少是反感的，所以才會有滅佛運動。
以上內容就是佛教的傳入以及與中華文化的對沖過程。
釋迦牟尼（佛陀）的神格化
下面我們聊一下釋迦牟尼（佛陀）的神格化，咱們熟悉西遊記裡的“如來”，這就是佛陀的另外一個稱呼，也是就被神格化的形象，這個對佛教的傳播及其世界化是極其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國，如果不是佛陀的神格化，無法達成在百姓心中的神性形成。但是這並不是在中國完成的，而是在印度。
他圓寂時，也只是要求信徒們要遵奉和弘揚他所傳的“佛法”。最初的信徒大體上也是把他敬奉為宗教真理的發現者和偉大的導師，就如同古代文人對待孔子的態度，是一種聖人的感覺。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信眾對佛陀的觀念越來越神格化了。佛陀所謂的涅槃境界本來就是種超自然的神秘境界，在僧院的修行生活中，這種神秘性日益受到強調和誇張的描寫。佛陀作為第一個達到涅槃境界的佛，當然也就逐漸成了超自然的神聖存在。
佛陀的神格化也是佛教傳教活動的需要。由於對“佛法”的尊奉，虔誠的信徒們逐漸認為發現“法”或佛教真理的佛陀，乃是佛法顯現為人的形貌，以便對世人進行教化。於是，釋迦牟尼被稱為“婆伽梵”(Bhagavat)，“世尊”，即“主”、“法王”之意。
他不再是佛法的發現者，而是佛法的顯現者。“佛陀就是法”。既然佛法常存，那麼，佛陀的人滅便不是一般的死去，而是進人摩訶般涅槃，摩訶可以理解為“大智慧”，但是還是那句話，我們這裡的大智慧和佛教裡的大智慧不是一個意思，所以翻譯的時候只音譯不做解釋，佛陀進人涅槃的狀態。這樣一來，他變成了不死不滅的存在。
為了傳教，需要向聲聞聽眾誇大佛陀的功德和品格，於是便編造出了大量的關於佛陀本生本行之類神話故事。這些本生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佛教的業報輪迴、因果報應教義用“前世積修善行，今生得為佛陀”的概念和方法編寫出來的。歷史上的喬答摩·悉達多就這樣變成了一個神話人物，最後又變成了真正的神。這就是佛陀被神化，佛教被神化的一個變質化過程。
早在吠陀時代，印度人就有關於作為救世主的轉輪聖王的信仰。人們雖不知這位轉輪聖王何時才能降臨於世，但卻相信他一定會出世，而且出世時將伴隨有白象、白馬等七種神蹟作為象徵 ，這一點和猶太教所謂的救世主“彌賽亞”也就是基督是一樣的。
隨著佛陀的超人化、神格化，在社會大眾的心目中，他就是那個傳統信仰中的轉輪聖王。而且作為轉輪聖王之象徵的異象，也被用到佛陀身上。佛陀被描寫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傳說中的轉輪聖王在登基之際，帝釋天授以“輪寶”(即法的象徵)，聖王輪轉“輪寶”打破四界惡魔，建立理想國家。
這個神話也移花接木轉移到佛陀身上。他證悟的佛法被說成“法輪”，所以我們前幾期節目用詞是：佛陀初轉法輪；他轉動法輪與苦惡鬥爭，破除一切邪知邪見。
早期佛教主要講個人成佛，達成正覺者即為佛，佛的神格化不太明顯，後來佛被神格化，“佛性”泛存在世界上一切人和一切物中，神格化的神被認為是志在“普度眾生”，而不是僅限於古代印度人或者某個特定的種族，這種佛性觀念使得佛教超出了種族和地域的狹隘性。這是三大宗教走向世界性的宗教方面原因。
世界性宗教區別於傳統宗教的最大特點就是：擺脫了種族和地域的狹隘性，具有超世界的神性和形象。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佛的佛性。基督教的上帝、伊斯蘭教的真主安拉具備萬能的屬性，是全世界的主，比如基督的上帝已經不只是猶太人的“父”和“主”而是全世界人的，伊斯蘭的真主安拉也不單單是古萊氏部族和阿拉伯人的“主”。
由此看來，正是有了佛陀的神格化演化成了群眾心中嚮往的救世主，佛教才順利地贏得人們的信仰，並且越傳越廣，最終發展為世界性的宗教，如果不是佛陀被神格化，不是佛教的世俗化，世人無法接受，也無法理解，自然不會有後來的一系列現象了。
傳播的社會與政治因素
第一：階級和階級的矛盾，比如印度婆羅門階級和剎帝利階級的矛盾。也就是祭司貴族和世俗國王貴族的矛盾。如果沒有階級之間的矛盾，宗教也無法產生改革。歷史上宗教改革的很大原因都是階級之間的爭奪。
第二：軍事征服和強權統治。這個好理解，比如我們講的氏族部落統一後，你信仰的圖騰或者神靈會升格為全部落的最高神，隨著集權的產生，神世界出現了唯一神。比如猶太、基督、伊斯蘭征服的地方全部都讓他們改信、皈依。
第三：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這是打破傳統國家血緣宗族地域性宗教的最重要的原因。戰爭只是交流的第一步，也就是說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在過去時代都是通過戰爭強行實現的。征服歐亞非三大陸的世界性帝國帶來文化交流和融合。
佛教走向(中國)世界併產生影響的原因
第一：佛教具有完全不同於原始時代的氏族部落宗教和階級社會國家民族宗教的特殊性，他不強調崇奉氏族和國家的保護神，在教義上也不直接把維護種族和國家的繁榮昌盛作為宗教最高任務。也不把某一個種族奉為選民給予特殊恩寵，而是說佛教宗旨在於：普渡眾生。使一切眾生從生死流轉的苦海中解脫出來得到永恆的寂靜，儘管佛陀最初是建立一個龐大而且邏輯體系縝密的宇宙觀，可是最後他還是落實到了解決人生觀的問題：
“了生死，滅苦悲”。我們的介紹當然是無法說盡佛教學說的堂奧，所以只能說，這具有適應全人類的普遍性，它抓住了一切人類都不能逃避的因而非常關心的生老病死問題，甭管你秦始皇還是布衣，大家都得死，得病都得躺在那，所以這個能撥動不同的種族和階級的人的心絃，這個就是擺脫了傳統國家種族宗教的狹隘性，尤其是後來的大乘佛教把佛和菩薩神格化以後，更是以普渡天下為己任，進一步加強了佛教的普世性風格。
第二：佛教的基本教義適合於各種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而得到不同國家的歷代統治者的支持。佛教關於無明作業、業報輪迴的教義，對於歷史上一切統治階級都是有利的。因為它把現實世界統治階級的特權歸因於前世善行的福報，而把苦難人民的苦難說成是前生作惡的苦果。這就使佛教有可能成為維護一切等級社會的上層建築。
佛教的傳教史證明，佛教是在各國最高統治者的支持下成為世界性的宗教的。沒有政治的強制，佛教是不可能自發地普及到各國普通民眾之中去的。上一期我們介紹過這個原因，這裡不贅述。各國統治者之所以接納佛教信仰，顯然是因為佛教教義適合於他們的階級利益和政治需要。就好比儒釋道不是皇帝喜歡誰就用誰，而是需要誰。
第三：佛教不僅沒有民族宗教和國家宗教的狹隘性，而且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比起來，也具有排他性較少、寬容性較多的特性。當佛教傳佈到其他民族和國家時,它一般總是把當地文化和傳統宗教納人佛教體系之中，以武力為後盾對異端迫害的情況比較少見。東南亞諸國的文化發展程度較印度為晚，本來就處於印度文化的影響之下。佛教進入這此地區後又與當地古老的萬物有靈信仰祖靈崇拜和巫術儀式結合起來，順利地贏得了群眾的信仰。
在中國，佛教極力使自己與中國傳統宗教和強大的儒家文化相協調。我國西藏地區的喇嘛教則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密宗與西藏傳統和苯教相結合的產物。在日本則與富於巫術性的民間信仰巧妙地融合起來，使日本神道結合於佛教體系之中。佛教思想相對寬容的特性減少了它在各國傳播過程中的阻力，使它在走向亞洲和世界的進程中，有可能不必依靠軍事征服的威力，所以你看其他兩個世界性宗教的發展歷程和佛教不一樣。
佛教本身是極具哲理性的宗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哲學以及中華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影響極大，隋唐時代佛教各宗，如天台宗、唯識宗、華嚴宗、還有中國人最偏愛的禪宗都構建了自己的佛理哲學。這不僅豐富了中國哲學的內容,也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宋代的程朱理學宋明的陸王心學（陸九淵、王陽明），以及清末民初的近代哲學(龔自珍、魏源、嚴復、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熊十力)，都深受佛教哲學的影響。
方立天教授在系統地分析了佛教在歷史上對中國哲學的影響後，作出了這樣的結論：“佛教得以長期流傳，是和它能為中國哲學提供、補充新東西直接相關的。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比較重視現實人生，側重經驗認識，而對人生本原、世界本體和彼岸世界問題探討較少。
佛教把因果報應說成是支配人生的鐵的法則,為人生的本原、本質、命法問題提供了一種神秘主義的解說。佛教很重視世界本體的探討，提出了各種名樣的本體說，尤其是以個人的意識和共同的‘真心’為本體的學說，豐富了古代唯心主義的新內涵新方面。也就是說佛家對中國人的民性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是所說，我們才會只顧內心，視野被封閉了之後以至於只關注內心了，目光無法向外擴展，這也是造成我們與進代化潮流的錯失原因之一。
不過，從文化上來說，佛教的心性說，為古代心性論貢獻了豐富的資料。此外，佛教還對古代辯證法做出貢獻，如關於矛盾的對立統一、現象與本質的關係、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對主體、自我意識和主觀能動性的強調等，都體現了較高的辯證思維水平。”
總之，佛教對中國哲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瞭解佛教，就不能對中國哲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有真切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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