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部署，全國不少地方在嚴抓疫情防控的基礎上，正逐步開展復工復產。“新華視點”記者接到一些群眾和企業反映，返程上班和恢復生產，在辦理相關證明過程中遭遇不少形式主義的煩惱。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復工，既是中央部署也是現實需要。目前各地企業復工復產情況總體較好，但部分務工者返崗前，有關方面需要出行證明、健康證明，務工者遭遇“辦證難”，就會影響返崗。同時，部分企業復工過程中也遭遇某些環節索要多種證明，影響復工效果。
從記者調查看，務工者辦證時遭遇“踢皮球”、陷入“死循環”，即使經過層層證明也辦不到一張健康證明，還有社區在辦證時搭車收費被查處。這種現象似乎回到了精簡證明之前，不僅增加了群眾的麻煩和辦證成本，而且這種“辦證難”也增加了感染、傳播疫情的風險。
表面上看，某些基層組織向務工者索要相關證明是出於防疫需要，似乎可以壓實屬地防控責任，防止疫情傳播，一旦出現問題也便於溯源。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形式主義，只是做表面文章，真實防疫效果很可疑，比如有的證明開了也沒人看，白白折騰務工者、辦證者。
濫索各種“防疫證明”，顯然是企業復工復產的“攔路虎”之一。因為企業復工離不開員工，但某些員工返崗前卻被各種證明阻攔。而且，企業復工也需要各個環節通暢，但某些環節向企業索要介紹信、城際通行證、工人健康證等多種證明，無疑拖累了企業復工的腳步。
疫情期間之所以出現“索證多”與“辦證難”，根本原因在於兩點。一方面，不善於利於技術手段。在之前精簡證明過程中，很多地方提出“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實踐證明效果很好。但此次疫情期間，數據卻沒有代替群眾跑路，可見一些地方數據共享還遠遠不夠。
尤其是，此次疫情把基層信息化滯後暴露無遺。某些方面索要的證明，只能由物業公司、居委會、村委會等基層組織來出具，但基層組織既不完全掌握居民情況，自然不願出具證明，更缺乏信息化管理和共享思維。期待疫情後，加強基層組織信息化建設能夠提上日程。
當然，也有地方通過信息化解決復工前的辦證問題。比如由河南省衛健委開發的健康證明申報查詢系統於2月21日上線運行，返崗人員進行網上申報、由基層醫療機構出具集體返崗復工人員健康申報證明，實現一人一證，健康返崗。那麼，用工單位就可以直接查詢。
另一方面，缺乏法律規範。在疫情期間，誰有權索要“防疫證明”，誰有資格開這類證明，以及這類證明怎麼開，似乎都缺乏法律規範，這也是近來出現“防疫證明”亂象的原因之一。對此，《傳染病防治法》沒有明確規定，而《國境衛生檢疫法》只簡單提到健康證明。
有醫生不久前無奈吐槽：“企業老總，我們開不了沒有新冠病毒的員工健康證明！”據悉，哪怕是非疫情時期，開具健康證明也有限定條件，何況是疫情期間。這說明疫情期間如何開具健康證明等，亟待法律法規規範，讓勞動者、用工單位、醫院等明明白白規範操作。
為了確保企業安全復工復產，健康證明目前或許有存在必要，但要進行規範，既不能折騰務工者，也不能讓辦證者推諉，更不允許隨意索證。如果用人單位、社區管理者等每天嚴格落實體溫監測等疫情防控措施，完全沒有必要再向務工者索要健康證明等折騰人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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