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迪肯（Terrence Deacon）是一位在人類學、語言學、符號學、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和心智哲學等領域都有重要影響的美國學者。他1984年獲哈佛大學生物人類學博士學位，後曾在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和哈佛醫學院獲得教職，現在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系教授。迪肯在語言的起源和進化、進化發生機制、突現發生規律和腦的進化等方面都有獨特學術見解。這在他1997年出版的代表作《符號化動物：語言與大腦的共同進化》（下文簡稱為《符號化動物》）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這本書一出版便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Unger 1998；Knight 1998；Briscoe 2001等），2005年被授予斯特利（Staley）獎（斯特利獎由美國研究院在每年的美國人類學年會上授予年度最有影響的人類學著作）。相關學者分別於2006年和2007年組織了兩場圍繞本書主要內容的學術研討會。德國斯普林格出版社推出的《生物符號學》期刊還於2012年推出了一本圍繞本書核心思想而展開的題為《符號化動物進化出來了》（The Symbolic Species Evolved）的專刊。（Schilhab et al. 2012）與之相比，國內與之相關的研究屈指可數（楚行軍 2016），在其核心思想的系統研究方面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基於此，在這本專著出版20週年之際，本文擬在系統解讀其核心學術思想的基礎上，結合當代語言研究進展，對其做出初步評價，為國內相關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參考。
2. 學術背景
《符號化動物》一書的副標題是"語言和大腦的共同進化"。這個副標題闡述了本書的寫作目標——試圖揭示語言和人腦如何共同進化而來。語言是人腦突現的重要功能，人腦是語言運作的神經基礎。沒有自然語言，人腦可能不會呈現現在的模樣；沒有人腦，自然語言將會面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尷尬。二者從邏輯思辨層面來說必然共同進化而來。不過對於其具體進化歷程，不同專家的認識則差異很大。特別是在當代進化語言學、進化神經科學和進化心理學不斷深化的學術背景下，各種觀點層出不窮。正因為如此，作者將"符號化動物"作為本書的主標題。這樣做旨在表明與其它同主題研究相比，本書特殊之處在於從人類的符號化特性出發，為語言和人腦共同進化的分析提供新路徑；因而本書將人類視為一種符號化動物作為了解語言和人腦如何共同進化而來的一條主線。符號、語言和大腦分別對應符號學、語言學和神經科學三個不同領域，相互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因此要想深入理解作者的學術思想，我們要把該書的分析放在相應的學術史中來梳理。
作為一種特殊的符號系統，語言與心智的關係很早就引起了相關學者的廣泛注意。喬姆斯基（Chomsky）先天論語言觀的興起將這個主題的探討帶入更多學者的視野。在各種探討中，喬姆斯基的觀點往往是相關學者探討各種細節最重要的參照點之一。喬姆斯基（2005等）認為語言是一種遺傳而來的先天生物學能力，擁有對應的基因和神經科學基礎，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認知器官。其可以被稱之為語言機能。語言機能可以直接引導語言能力的發展和成熟，在生成語法研究中表現為原則和參數的設置過程，可以被稱之為語言習得機制。語言機能還是語言結構核心共性的生物學基礎，在生成語法研究中表現為各種生成規則，可以被稱之為普遍語法。因此語言機能、語言習得機制和普遍語法在生物學層面都是指語言的先天生物學天賦，區別在於這些術語應用於不同層面的研究。這種觀點將大腦中的某些連接或者結構與語言結構的某些特徵和語言習得及使用能力直接聯繫起來，並將其視為人腦進化的突變產物。
長期以來，喬姆斯基的語言和心智關係論述一直在神經語言學研究中佔據重要地位。該研究的現狀是：一、支持將喬姆斯基所發現的語言結構共性與特定神經結構或基因聯繫起來的直接證據一直沒有發現。（Szabolcs et al. 2009；Deacon，2009）雖然圍繞語言功能區和Foxp2基因的學術爭論很多，但是否真的存在可以直接引導語言結構共性發展的神經組織和基因尚是一個未解之謎。二、將語言機能視為一個獨立認知模塊的觀點不斷受到挑戰。（Deacon 2005）雖然喬姆斯基一直堅信語言機能是一個獨立認知器官，然而語言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層面的發現卻不斷表明語言能力與其他認知能力關係密切。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國內外學界都出現了很多反思喬姆斯基語言能力說的理論，典型的如下面的通用語言能力說和語言能力合成說。
通用語言能力說認為語言器官並非一個獨立的認知模塊。相對應的，語言能力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認知能力。語言的習得和使用所蘊含的各種認知行為都只是人類通用認知能力的一部分。這種觀點在語言研究上主要體現為認知語言學對語言能力本質的認識。相關學者雖然並不否認語言能力可能存在某些天賦的成分，但是其基本理論假設與生成語言學相反，認為不存在獨立的、先天的專門為語言設計而來的語言模塊。Croft & Cruse（2004: 1-3）對這種語言觀的總結頗有代表性。他們將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假設歸為三個方面：語言並非一個獨立的認知器官；語法是概念化過程的產物；語言知識產生於語言運用。語言能力合成說主要由石毓智（2005: 2-13）提倡的語言能力理論。他以認知心理學的各種發現為基礎，將人的語言能力視為各種更基本認知能力協同作用的結果。他所謂的更基本認知能力包括：1）人類創造的、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即第二信號系統認知能力；2）對量的認知能力；3）概括、分類能力；4）記憶、預見能力；5）聯想、推理能力；6）聲音、形狀的辨別能力。
通用語言能力說和語言能力合成說的一些觀點有重合之處，但都與喬姆斯基為代表的生成語法研究對語言能力的很多認識截然相反。它們在語言理論研究上主要體現為認知語言學等語言學流派從社會和功能等視角對語言本質的很多分析；在心理學研究上主要體現為通過對語言構式和圖式系統分析來反映人類認知規律的認知心理學探討；在系統科學層面主要體現為對語言複雜適應系統特徵深入探索的計算機建模研究；在心智哲學層面主要體現為將語言能力視為各種基本認知能力突現產物的突現論探討。其將語言能力視為通用認知能力的有機構成部分，自然不需要藉助於類似生成語法學家所提出的基因宏突變之類特殊的進化過程來解釋語言能力的進化，因而其所謂的語言器官也就不是一種特殊的進化產物。在這種視角下，語言能力和對應的神經機制具體如何共同進化而來呢？《符號化動物》一書可以為這個問題的回答提供有益參考。
3. 語言和大腦的共同進化
《符號化動物》主要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語言"，包括第一章到第四章，探討語言的本質和為什麼只有人類才擁有語言；第二部分是"大腦"，包括第五到第十章，關注人類的腦結構及其與自然語言之間的關係；第三部分是"共同進化"，包括第十一到第十四章，審視人類腦結構和語言進化背後的各種規律。對其關於語言和大腦共同進化思想的解讀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展開：
3.1 語言
3.1.1語言符號
語言本質上是一個象徵符號系統。其很多特性即為這個系統的突現產物。何謂"象徵符號"？這可以追溯到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皮爾斯（2014）從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係出發將符號分為三類：相似符號、指示符號和象徵符號。相似符號的形式和意義之間擁有某種相似關係。例如從個人與其照片之間的相同外貌特徵出發，我們可以用某人的照片來指代某人。指示符號的形式和意義之間擁有某種邏輯上的、文化傳統上的或者時間上的因果、暗示或者順應關係。例如古代烽火臺所標示出來的冒青煙和需救援之間的指示關係。象徵符號的形式和意義之間不具備任何必然的自然聯繫，需要按照某個先天或者後天的規則體系在符號和闡釋之間建立起一種概念上的聯繫。例如，大部分語言實詞和其語義之間都不存在任何必然聯繫。在肯定上述認識的基礎上，迪肯（1997，2003a，2005，2009）從語言符號系統的象徵特性出發，深化了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其關於語言符號象徵特性理論蘊涵的分析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語言符號指稱之間具有層級性。複雜的指稱關係往往由簡單的指稱關係疊加而來。人們在遇到新的語言符號時，如果不能進行象徵方法解讀，則就傾向於利用指示規律來解讀；如果指示規律解讀仍然不成功，則就傾向於利用相似特徵來解讀。
二、語言符號之間存在密切聯繫。在每個語言符號系統內，某個特定語言符號的語義不但與其指示物相關，而且還與那些和其擁有相互指示關係的其他符號語義具有密切聯繫。
三、語言符號提出一種新的認知要求。象徵符號的解讀不但需要了解符號與指示物之間的關係，還要知道符號之間的相互關係，因此需要一種從多種候選項之間做出選擇的新型認知模式。人類大腦邁過了這個認知門檻，因此擁有靈活的象徵符號習得和使用能力。
四、語言符號的象徵性與語言結構之間關係密切。各個語言符號之間具有複雜的相互指稱關係。這種特性會產生很多系統層面的組合規律，可以成為語言結構共性的重要來源。
五、語言符號和語言習得之間擁有相互適應關係。象徵性語言符號需要藉助於兒童的大腦而不斷在語言使用者身上傳遞，因而需要向不斷適應兒童大腦認知特點的方向來進化，使得其能夠像一個寄生蟲，以兒童的可塑性大腦為寄主，使自身不斷在不同代際人之間得到新生的同時，賦予習得者語言使用的能力。
3.1.2 語言結構
迪肯認為語法結構的共性有很多來源，在知識屬性上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即絕對共性和統計共性。絕對共性指來自語言象徵符號特性的各種系統原則。例如出於指稱需要而產生的語言結構的遞歸特性。（Deacon 2003a）這種遞歸性是一種符號學特性，自然是絕對共性。統計共性則來源於人類語言的習得、使用和處理過程中的各種限制，例如來自人類記憶力和聽力的認知限制。這類限制條件自然也會給語言結構的產生帶來各種限制，從而成為語言結構共性的重要來源。由於這種認知限制容易受到文化習俗等外在條件的影響，因此在不同語言中的體現並非完全一致，是一種概率性統計共性。在這種觀點下，每個自然語言的語言結構具體如何產生呢？迪肯認為符號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和生理學等層面的各種限制都可以帶來某些語言結構共性。這些不同性質的語言結構共性疊加在一起，構成一個複雜的適應系統。各個自然語言所呈現出來的具體結構特性只不過是這個適應系統的突現產物。
3.1.3 語言能力
象徵符號運用能力是語言能力的核心成分之一。語言能力可以概括分為習得和使用兩個方面。語言學習能力本質上是一種傾向性學習能力。所謂傾向性學習能力是指一種類似印跡作用和導引式學習之類的特殊學習能力。語言的傾向性學習過程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兒童大腦的可塑性。一方面兒童大腦需要接受語言經驗的刺激才能正常發展，另一方面語言符號則也同時需要向有利於未成熟大腦學習傾向性的方向去適應。兩方面的契合使得語言類似一個寄生在成熟大腦中的寄生物，只不過這種寄生是一種互利行為。它在保證了大腦可以順利發展的同時，也為語言在人類代際間的傳遞提供了可能。
語言的使用涉及到語言神經機制的正常運作。在發音層面，人類大腦皮層直接控制語音，使得語音的控制更加精準靈活。這和笑聲及啜泣等本能發聲的控制很不一樣。後者主要來自腦幹的控制，是一種自發行為。在語言處理層面，語言結構在大腦中的處理並非如生成語法學者所宣稱的那樣，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組合、轉換和生成過程，而是一個類似胚胎分裂一樣的由上而下的不斷分化過程。在象徵特性層面，象徵符號的處理更多涉及到一種在不同候選項之間的選擇能力。這更多是人腦額葉前部皮層功能的表現。發達的額葉皮層為語言符號各個層面的複雜關係選擇提供了強有力的認知神經基礎。
3.2 大腦
關於語言的神經處理基礎，迪肯認為不存在喬姆斯基所描述的擁有先天基因天賦的語言神經機制，語言能力的產生是以額葉前部皮層急劇擴張為主導的整個人腦重組的結果。要想深入理解這種觀點，我們必須系統梳理大腦進化和發育的一般規律。
3.2.1腦的絕對體積。
不少學者認為人腦體積在人類進化歷史上的急劇擴大是語言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喬姆斯基（1975：59）似乎傾向於將某些語言特徵看作大腦體積增大的共肩產物，因為"1010 的神經元堆積在一個類似足球大小的地方"可能會發生某些邊際效應。迪肯在系統闡述腦體積與認知能力關係的基礎上，反駁了上述觀點。腦體積與智能關係複雜，並非簡單的線性提升關係。實際上，人腦總體積並沒有大象或者鯨的大，但很顯然不能據此說這些動物的智能超過了人類。人腦與其他很多動物的大腦雖然體積各異，但很多相應部位功能相似。某些特定認知功能可以通過某個特定神經部位的變化來實現。不過這個特定神經部位的變化並非孤立發生，還會帶動整個大腦結構的重組和整合，進而對整個大腦功能的變化施加重要影響。因此語言功能自然不該簡單歸因為大腦體積變化的產物。
3.2.2腦的相對體積。
人腦體積在整個身體中比例相對較大也被一些學者視為語言產生的重要原因。迪肯舉例反駁了這種觀點。首先人腦占身體比重並沒有老鼠之類的大，但不能據此認為老鼠的智能比人類高。其次腦體積所佔整個身體比例越大也並不一定意味著更高的智力和行為控制，例如體格強壯的大型犬類也並不一定比侏儒狗笨拙，雖然後者腦的相對體積比前者高不少。實際上人腦體積比例的增大經歷了兩個時期：一、作為靈長類動物，在從哺乳類動物分化出來的過程中，人類遠祖的身體增長從胚胎期開始就比其他哺乳動物要慢一些，使得其大腦與身體比例增大；二、與其他同類屬動物相比，人類大腦的生長期又得到了延長，使得其大腦體積與身體的比例進一步增大。因此人腦體積比例的擴大涉及很多複雜的過程，不能簡單將其與語言產生聯繫起來。
3.2.3腦發育
人腦發育會經歷一個達爾文選擇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用的神經連接得到保存，沒有得到利用的神經元會逐步脫落，整個神經結構得到修剪，以保證成熟後的神經組織效率更高。除了上述特性，在大腦的早期發育中不同個體乃至不同物種的很多大腦部位和結構還具有較大的延展性和可移植性。這些都為新認知功能的產生提供了很多實現手段。具體到兒童腦發育與語言習得的關係，一方面人腦發育的達爾文選擇過程、延展性和可移植性能夠為語言的發育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語言作為一種重要經驗輸入，能夠為兒童腦的正常發育提供良好環境。這使得兒童腦和語言能力相互促進，相互適應，共同發育成熟。
3.2.4額葉前部皮層
額葉前部皮層能夠為在不同選項中做出抉擇的認知行為提供神經基礎。語言符號系統的一大特性是涉及複雜的象徵符號習得和應用。象徵符號的解讀需要在多重可選擇指示對象之間做出選擇。其認知要求和額葉前部皮層的認知功能不謀而合。因而額葉前部皮層可以為象徵符號運用能力提供神經基礎，象徵符號運用能力也能夠為額葉前部皮層的進化和發育提供合適的認知環境。人腦在進化中的體積增大並非一個不同大腦部位同比例增加的過程。以額葉前部皮層為基礎的腦體積的增大影響到人腦的整個重組。重組後的人腦各個部位及結構通力協作為語言功能的產生提供了神經基礎。因此雖然額葉前部皮層的擴大在語言的產生中扮演重要作用，但不能將語言的進化簡單歸為額葉前部皮層擴大的結果。
3.2.5其它
在人腦語言區方面，雖然布洛卡區和維尼卡區常常被稱之為語言區，對應某些特定的語言功能障礙，但是神經結構與語言結構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並非直接的對應關係；在發聲控制方面，人腦的大腦皮層直接控制發聲，使得我們的發聲很靈活複雜，其他動物大都由中腦之類控制發聲，更多是本能；在基因科學層面，不同動物腦發育基因控制機制差別很小，一些神經結構的變化只需要藉助於由調控基因所帶來的表現順序的細微變化即可實現，因而基因突變導致大腦變化進而為語言提供對應神經機制不太可能；在腦的偏側化層面，語言大腦處理的左側化是語言進化的結果，而非原因，其本質上可能是大腦體積的增大、發育期的增長放大了大腦發育過程的達爾文選擇過程的結果。
3.3語言和大腦的共同進化
3.3.1言成肉身。
很多語言學家著重強調人腦進化所帶來的神經組織和結構變化可以為語言能力的出現提供生理學基礎。與之相對，迪肯在肯定人腦進化給語言能力施加影響的同時，著重分析了語言能力的出現對大腦進化所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認知層面的運作邏輯如下：
語言本質上是一個象徵符號系統。因此語言習得和使用需要人類具備一種超強的象徵符號運用能力。象徵符號的解讀需要在眾多的符號指稱關係中做出合適選擇，不像指示符號和相似符號一樣只需要在符號和指稱物之間做出反應即可。額葉前部皮層為這種在不同刺激中做出選擇的能力提供了主要的神經基礎。象徵符號運用能力是語言能力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與之相對應，其所需要的額葉前部皮層在人腦進化中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擴大。二者並行發生，相互促進。這種局部部位的擴大使得額葉前部皮層的神經連接和結構也比其他物種相比更加複雜，進而影響到整個大腦神經結構和連接的變化。
語言能力出現對大腦進化所帶來的影響以認知行為的發生為開端，但最終必然要經歷實質的進化過程。其體現在進化機制層面的運作邏輯如下：
語言能力出現給人腦進化帶來影響的實質是生物體認知行為變化影響到其自身生理的變化。這種進化邏輯在進化生物學發展早期主要體現為拉馬克的用進廢退說和可獲得遺傳法則。二者強調生存環境和行為特徵可以直接影響到生物體的進化。這種論證忽視了基因的實際運作機制，因此存在不合理之處。不過鮑德溫效應和基因同化理論則為解釋生物體行為特徵變化影響到生物體進化提供了新的科學解釋邏輯。（楚行軍 2016）在前期研究基礎上，迪肯（2011）近年來又提出了一種新的進化邏輯——懶惰基因效應。其對行為特徵變化影響生物體進化在語言進化中的體現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邏輯。
3.3.2選擇優勢
以喬姆斯基為首的生成語法學家認為語言並非一種自然選擇。與之相對應，語言的是一種基因突變產物，其原始功能可能是思維。與這種觀點相反，很多其他領域的學者認為語言是一個複雜適應系統。自然選擇必然會在這樣的系統產生中扮演重要角色。自然選擇要想發揮作用必然要求語言的產生有特定的選擇優勢。在語言的選擇優勢探討上，不同學者的觀點差別很大，大量的不同認知功能都被相關學者提出作為語言的選擇優勢。（楚行軍 2017）迪肯認為我們要想理解語言的選擇優勢，需要從原始人生存自然環境出發。原始人生活在一個靠採摘和狩獵為主要生存方式的自然環境中。這些合作活動需要原始人聚集在一定的群體中，相互交流，通力合作，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然而原有的相似符號和指示符號使用能力都難以滿足社會化生存所帶來的這種選擇壓力。這個時候象徵符號使用能力出現了。它能夠很好滿足原始人群體擴大和社會關係複雜化所提出的新型認知要求。最初的象徵符號系統自然不會像現代自然語言這樣複雜，但社會化生存和人腦進化共同發生，二者的不斷共同進化為自然語言的完善提供了前提條件。因而語言進化的選擇優勢主要是社會化生存所提出的新認知需求。
4. 反思
概括說來，迪肯的分析並非簡單的邏輯思辨。其論證過程融合了神經科學等實證科學的新進展。這使得其語言和大腦共同進化思想更容易得到相關領域學者響應；同時，也為相關研究未來的發展提供了若干可行的指導方向。例如，學界近年來在語音能力進化分析方面的若干進展即可視為迪肯上述學術思想在相關研究中的應用。（Deacon 2010）在語言研究層面，迪肯以自身紮實的神經科學學術訓練為基礎，其相關分析還可以為一些語言學家的語言觀提供堅實的實證支撐。例如，石毓智的語言能力合成觀和迪肯對語言能力和語言結構共性的論述實際上是相通的。石毓智將第二符號系統作為其提出的合成語言能力的重要組成成分；迪肯將象徵符號的習得和解讀作為其提出的傾向性語言學習能力的核心成分。二者術語表達雖然不同，但主旨思想一致。因而迪肯對語言能力神經基礎的分析也可以應用到石毓智語言能力理論體系的建構中。
雖然迪肯的學術思想為我們理解語言與心智關係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路徑，但是在語言與心智關係已經成為語言學關注的核心基礎問題的今天，為深化相關研究的進展，我們還需要沿著迪肯的足跡，更進一步去思考很多問題，特別是需要深化對語言能力的認識。喬姆斯基將語言能力歸為語言機能發育成熟的產物；迪肯認為不存在語言機能，象徵符號使用能力才是語言能力的核心成分，但是它需要和其他很多能力一起服務語言的習得和使用。二者的觀點都需要得到生物學層面的證實。喬姆斯基的理論假設當前尚沒有直接的生物學證據來加以支持。迪肯的理論假設在神經科學層面可以將象徵符號使用能力和額葉前部皮層擴大聯繫起來，因而為語言核心能力進化的解釋找到了一種可能路徑。不過正如他自己說言，並非單純額葉前部皮層的擴大就為語言的產生提供了完備的神經科學基礎。額葉前部皮層還影響到了整個大腦的重組，重組後的大腦協調運作才為語言能力整體提供了基礎。這種解釋就存在兩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一、由額葉前部皮層帶來的整個大腦結構如何重組才能為語言能力變化提供完備的神經科學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哪些大腦結構變化了？各個神經結構如何合作才能使得為語言習得和使用成為可能？二、除了象徵符號使用能力，語言能力還包括哪些成分的認知能力？迪肯創造了"傾向性學習能力"這個術語。然而這種傾向性學習能力具體構成如何？其如何運作來支持語言的習得和使用？對於這些問題，相關學者雖然可以不贊同喬姆斯基等學者的語言與心智關係觀點，但是仍然可以參考其和合作者提出的廣義語言機能和狹義語言機能的劃分，進一步深化語言能力構成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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