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小白兔
首先王安石的變法損害了以司馬光為首的的政治集團的利益。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對這次變法的經濟內容，黃仁宇評論道：“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時世界裡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而宋朝的封建政體是其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4、政策執行不力。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規定為百分之二十，官員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員用更壞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錢代替差役，官員就拼命斂錢。無論哪種措施當初的動機有多好，執行的地方官員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貨塞進去，都完全違背了變法初衷。
5、用人不當
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於是應該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便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變法派在後一層面上與保守派相比，立即陷於劣勢。
6、變法派內部分裂
首先是變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協調一致。當王安石再次擔任宰相後，宋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王安石看到變法停滯不前，被迫再次辭職。其次是變法派內部出現反對派。許多變法派只從自己利益考慮，而不以改革大局為重，結果使
參與變法的人員鬧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強烈反對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王安石變法確實收到了一部分效用，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綜上所述如果司馬光還是按照王安石變法實行的方式仍然不會成功，甚至激化階級矛盾，給統治階層帶來嚴重後果。反之若是司馬光看到問題所在並積極改進則會取得非常大的成果。北宋積弱的局面會大大改善
守望世界最後淨土
變法成果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餘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編輯本段]罷新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東坡、範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元佑元年二月，罷青苗法。到了三月，範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之。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
初心不忘必有迴響
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的話，國家能讓百姓安樂，富裕，安全，繁衍，宋朝也會繁榮強大，至於如何改寫歷史，這個很難去評說，歷史的發展更新交替，我認為，也許宋朝有可能統一全國。當然，上述只是假設，任何變法都要吃透人性這個東西。其施行的措施要利用（富符合）人性才有可能真正成功
古今牛人匯
歷史是沒有如果沒有也許的。就算是司馬光推行王安石的新政，他也會遭遇同樣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和阻力的。我個人覺得王安石的變法有很多都是不切實際的地方，這也導致了不管是利益集團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反對他的新政，也就導致了失敗
小黃論道談雙創
此等問題最好答，因都是估計，都是刷個存在感，你可答，好，也可答，不好。無什麼意思，大不了表現一下自己聰明。比如，幾百年以後可能會評判這個時代的農民開放以前好呢？開放以後。現在誰能答到百分之百無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