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小說“江南三部曲”力圖讓人重新審視“烏托邦”理想，它呈現了百年來中國社會的精神衍變的軌跡，讓人正視時代困境與精神問題。而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夢》中，格非筆下的“女性書寫”也有重大的突破，不再像早期作品女性特徵就只呈現“符號化”、“失語化”的特點。在這兩部作品中，作者筆下的女性自我生命意識已覺醒，除了擁有獨立的個性，還帶有鮮明的性格特徵。這不但體現了格非完成了“女性書寫”風格的轉變，還反映出格非對女性命運和處境的關注。
本文將分析陸秀米、姚佩佩兩位女主人公形象與命運，以此探究文本女性書寫內涵。
陸秀米和姚佩佩兩位女主人公的形象及命運：女性的獨立意識及烏托邦理想
《人面桃花》可謂是作者從先鋒蛻變後在“女性書寫”的重大突破，扛起烏托邦大旗的主要擔當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男性，而是女性。《人面桃花》幾乎算得上陸秀米的個人傳記，她更是書寫革命之母。
而在《山河入夢》繼承烏托邦思想雖然是男性，可在文本女性人物在小說中的書寫佔了絕大部分的篇幅。姚佩佩還是讓作者投入最多的情感，且最能代表作者看法的人。
陸秀米：追尋桃花源的革命家
《人面桃花》講述的是辛亥革命時期，受到父親陸侃的桃花源夢及在張季元的大同世界的啟發下，走上實現桃花源的夢想的革命道路。
《人面桃花》的陸秀米擁有女性獨立的意識及勇敢地去追尋桃花源夢想。陸秀米本是隱退官宦的閨閣少女，衣食無憂、天真爛漫。本可以安穩地找個門當戶對的人家從此過上相夫教子的美滿的尋常生活。
可她的父親陸侃是有桃花源的夢想，他意圖將普濟變成“桃花源”，將普濟的大河變成“武陵源”，當夢想不能實現，並跟現實猛烈碰撞，他只能發瘋出走。
懵懂少女在探尋父親為何發瘋為何出走，不知不覺瞭解父親並深受父親桃花源理想的影響，也繼承父親的桃花源夢想。加上神秘表哥入住父親出走時的閣樓，帶來了“大同世界”。
在陸秀米初潮來的那天，“外面的世界”就這樣被打開。秀米的女性意識開始甦醒， 如果父親是烏托邦理想的啟蒙之父。那麼經歷張季元的慘死，及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的愛情和“大同世界”的教育，她就已經決定踏上父親與愛人的革命道路。
而她女性形象迅速崛起是在她哪怕被擄走到花家舍，被五爺慶德玷汙，她也從未想過去死。“性啟蒙”堅定了她走革命之路的覺醒。
這並不是一般閨閣少女的表現，由此可看出秀米眼界開闊，性情堅韌。
因緣際會，她見識了王觀澄的花家舍，並驚奇地發現父親的夢寐以求的“桃源仙境”竟出現在花家舍。後來花家舍在內訌中土崩瓦解，秀米加入了蜩蛄會，在性啟蒙和革命啟蒙中，陸秀米終於成長為一名革命黨。她從日本回到普濟，她帶回了一個孩子，這象徵了她母親的身份，而她的迴歸已經由一名閨閣少女成為一名革命家，這更隱喻她是“革命之母”的迴歸。
她想通過革命實現自己的烏托邦理想。她立馬集結大批人馬，建立普濟自治會，開始大展宏圖。可她卻如同“花間的螞蟻”，她也不清楚革命到底是什麼？身邊又是一群烏合之眾，她如同王觀澄一樣野心膨脹，渴望建立“烏托邦”。而一個女子妄圖改變歷史潮流，在那樣的年代建立一個烏托邦社會是不可能的。
夢想落敗，她落得家破人亡。牢獄裡，她生了個孩子，可她看都不看，這個革命風雲裡誕生的孩子，象徵陸秀米失敗的烏托邦的理想，她拒絕對這種失敗抱有母性。
但這不能抹殺秀米作為女性在那個時代嘗試去追尋理想的勇氣，這更是格非對女性社會身份塑造的第一步嘗試。格非將烏托邦的理想交給秀米去完成，而她以自己的抗爭、堅韌，動搖著男權至上的社會的根基，成為社會改革的動力，致力於自我創造的價值。
姚佩佩：追尋世外孤島的多餘人
跟陸秀米不一樣的是，在《山河入夢》中，在那個如火如荼的建設年代中，格非沒有把姚佩佩塑造成一個女英雄，或是一個主動參與到建設當中的改革家，相反將她塑造成是建設年代裡的多餘人。
“多餘人”是19世紀俄國文學中一類特殊的貴族知識分子形象。這類人的特點是既無法和上流社會同流合汙，更不敢和勞動人民一起反抗貴族社會和沙皇制度。他們成了時代的“多餘人”。
姚佩佩處境上的“多餘”讓她只能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花瓶”，而她又不肯從事權色交易，寧願為“信仰之愛”而亡命天涯。
姚佩佩出生富裕家境，可年幼時家庭便遭逢劇變，父親以反革命罪被逮捕處死，母親隨之而上吊自縊。自此她成為孤兒，從此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自此生活從雲端跌到了泥地裡，而她的生命只剩下“逃走”。
從上海流落到梅城，在姑媽家遭到了驅趕後，她去澡堂賣籌子。後又跑到曾是妓女的煙花之地的巷子賣“絨線”。
在譚功達的幫助下，她來到了類似大觀園的縣機關單位。由於官場知識的匱乏加上身份來歷不明，性情天真的她在機關單位裡步履維艱。年幼的變故讓她產生消極厭世的心理，加之困難造就的自卑讓她與周圍的一切顯得格格不入。當譚功達問她的理想時，她回答：“我想逃到一個荒蕪人煙的小島上，隱居起來。”
跟陸秀米的積極出世之舉，相反的是姚佩佩選擇避世歸隱。她並非是對時代厭惡和憎恨，而是面對家庭破滅及周圍複雜的政治環境的不知所措。
她深愛著譚功達，可她含蓄得不知所措。因此她看著譚功達與白小嫻相親又無可奈何。得知譚功達在集市裡也買了泥娃娃給自己，又擔心譚功達將壞的那個送給自己。她愛得含蓄而又熱烈。
當得知金玉對她有非分之想時，她立馬辭職，寧願回去底層過著貧苦艱辛的生活，她也不願屈服於權力，更不願意出賣自己的身體，她始終如一地忠於自己的愛情。
當她被金玉強暴後，“處女膜情結”的強烈屈辱感讓她毫不猶豫殺死金玉這個惡魔，並以逃跑的方式來與強大的男權對抗。在逃亡的過程中，她更忠於自己的內心，忠於自己的愛情，不怕洩露行蹤，更不怕譚功達拿她的行蹤去舉報來換取前程。她從追求身體的自由到追求靈魂的自由。
這將姚佩佩的愛情烏托邦的悲劇意味抬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生命以毫不遜色於愛情的重量，使得姚佩佩的人格在逃亡途中步步挺立。
姚佩佩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厭惡官僚化的體制，嚮往無拘無束的生活。她敢於反抗權威，追求愛情。在姚佩佩的逃亡的過程，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思想、他們的靈魂得到高度地統一，“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惺惺相惜讓他們的愛情顯現出璀璨的光輝。在姚佩佩身上，譚功達得以救贖，他的靈魂得以棲息，他的精神得以慰藉。
姚佩佩這個角色的塑造不僅僅在於女性的獨立意識，還扮演著拯救者的身份，讓女性的光輝難以遮住，使其女性個體生命得到增值。
“女性書寫”的文本內涵及意義
法國女性主義作家埃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中大致提出女性書寫的內涵，她提出，女性寫作就是要“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寫作，這就是為她鍛制了反理念的武器，為了她自身的權力，在一切象徵體系和政治歷程中，依照自己的意志做一個獲取者和開創者。”
所謂的“女性寫作”就是有女性生理差異而帶有“女性特質”書寫風格的文學作品。“女性書寫”並不是指寫上女性作家的名字，同理，只要男性作家只要書寫了與女性特質相關的作品也可以認定為“女性寫作”。
“女性寫作”旨在將女性寫作從父權文化邏輯中解放出來。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中，男性與女性處於二元和對立的狀態，男性處於“凝視”的地位，女性則位於“被凝視”的地位，無論是在歷史環境還是在文學中，男女地位一直是不平等。
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女奴地位，構建的大多是“男權神話”。而格非早期的先鋒小說中，女性始終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是男性的獵物和誘惑，是“肉慾”的象徵。
女性成為了單調的“符號化”。而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夢》格非嘗試書寫跟女性有關的特徵，如女性的初潮，女性的處女膜，女性的生育屬性，以此來完成他的女性書寫。為此他還學會揣度女性的心理及精神世界，站住女性的角度來感知世界，更加關注女性的成長。
在傳統小說中曹雪芹對女性書寫的造詣就達到登峰造極，且給予女性更多的關注。但是當代作家能夠像曹雪芹在描寫女性個體的心理及精神世界如此細膩又豐富卻寥寥無幾。
而格非筆下的陸秀米與姚佩佩的女性形象的書寫，可看出作者嘗試進行“女性書寫”，首先是男女兩性的關係，男性角色的改變由拯救者到被拯救者，英雄到去英雄。女性逆向發展，由附庸品到成為“女神”、“女拯救者”。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格非極力塑造不同女性的各自的方向性和差異化，他力圖讓陸秀米和姚佩佩有各自鮮明的性格。如秀米的執著與抱負，佩佩的天真與勇敢，力求人物的至情至性。
最後，從他對於女性角色的塑造的改變看出作者聚焦女性的身體和慾望，從而來探究女性的精神世界，對女性的命運和未來報以更多的關注，這是作者非凡的人格魅力。作者能以文化自覺者的身份，尋找文學的發展道路，不侷限於單一的思維或寫作理念。
正如格非在訪談中時所說的：“文學敘事是對生命和存在的超越”，這種力圖超越的精神力量值得廣大寫作者學習，他的文學創作理念也值得 現代每一個寫作者所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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