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帕丁顿，大卫·诺特边听收音机边骑着自行车去工作，“在承担家庭责任之前，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我很兴奋，因为我就要去战场了。”诺特说。
让你把战争和快乐联系在一起可能不那么容易，但大卫·诺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他的畅销书《战地医生》中，他写道：“工作是唯一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事情。”
战争充满了未知，让大多数人不寒而栗，诺特在救护车上可能会被狙击手瞄准，身边的未知区域可能藏着无数雷管，当护士们站在他身边时却被神奇的子弹击中，或是一些战士一直监视着他做手术的过程，甚至在苏丹的厕所外，一条蟒蛇蜿蜒而来，战争太过沉重了。
不管怎样，现在诺特肩负着巨大的责任，这同样是一段快乐时光，只是性质不同而已。他在一次慈善活动中认识了艾丽·朱佩，他们于2015年1月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女儿——5岁的莫莉和3岁的伊丽莎白。艾丽经营着大卫·诺特基金会，他们结婚那年创办了这家基金会，现在正蓬勃发展，主要与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等组织合作，为世界各地存在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地区培训外科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员。
2016年，诺特刚从也门回英国，那里正发生着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胡塞领导人要为停止提供急需的援助负责。经过漫长的旅程，经过几个危险的检查站，诺特和他的四名教职工在无国界医生的护送下，与胡塞政权谈判，允许他们进行培训——他们在5天内培训了33名外科医生。
诺特从1993年开始执行任务，当他放第一次无薪休假时，与无国界医生组织一起在萨拉热窝做志愿者。现在，他一边教书，一边在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担任NHS血管外科顾问。据一位同事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外科医生，最好的。
多年来，诺特见到了很多最邪恶的人类行为——狙击手有意针对孕妇的肚子，很多女孩被蹂躏——但他一直保持着忠诚和善良，他是如何调和人性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有些人用他们的权力使事情变得更好，对人们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还有一些人用权力摧毁他们周围的一切。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要把一个人推到对立面并不难，这一切都与宗教、权力和洗脑有关。”诺特说。
这并非没有代价，诺特经常在完成任务后变得极度抑郁——有一次，他在治疗一位病人时开始尖叫，诺特刚从达尔富尔完成一次特别可怕的任务回来，于是向她解释说自己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然后离开了房间，后来却发展成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他在接受认知行为疗法后恢复了健康。
与此同时，诺特也很怀疑自己是如何在如此多的险情中幸存下来的——是运气吗？“我不这样认为，”他说，“显然我不能阻止子弹或炸弹的方向，但我会和当地的民众交朋友，他们不希望我死，也不希望我处于危险的境地。”
诺特说，对救援人员最大的威胁是道路交通事故和绑架。“2014年，当我在阿勒颇时，除了被绑架的人——詹姆斯•福利和艾伦•亨宁——他们后来被圣战分子在离我大约40公里的地方斩首，我是叙利亚唯一的西方人。每个人都知道我在那里，只要打个电话举报就行了。”
下个月，诺特将回到叙利亚叛军控制的堡垒伊德利卜教书。他已经一年没来过这个国家了，但他一直和那里的外科医生保持联系，经常通过WhatsApp给他们提建议。他给我看了一些消息，那里的人都称他为“阿布·莫莉”（莫莉的父亲）。
诺特是一个谦虚的人，但他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在手术台上。有一个女婴在海地地震中头部受了重伤，只能活几天，他设法把她送到了伦敦的医院。他拒绝离开护照办，直到保安人员把他从紧紧抓住的椅子上挪开，现在这个女童和收养她的家庭住在莱斯特，诺特经常会去看她。
在2016年阿勒颇被围困期间，通过诺特的干预——每小时给阿萨德办公室打电话，游说俄罗斯外交官——民众们最终被巴士运出阿勒颇，一些儿童和医生得救了。在那次事件中，他得到了国会议员安德鲁•米切尔的帮助。“我去过政客们从未去过的地方——医疗护照给了我这样的机会。2013年我从叙利亚回来，知道这些圣战分子都在跨越边境，我敲了威廉·黑格的门，他拒绝见我，我不明白为什么外交大臣不愿和我说话。”诺特回忆道。
如果诺特现在在政府掌权，他将大力发展激励医生和护士的全球健康计划，这些天他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们的请求，但大多数都被拒绝了。因为他的家庭，他将不再进入战区前线。现在他正骑车去帕丁顿做一个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他喜欢为NHS工作，但在灾难和战争地区，他每天都能拯救好几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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