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9 衢州日報駁斥上海學者否定侵華日軍細菌戰言論

衢報傳媒集團嘯報工作室:侵華日軍的鼠疫戰是“建構”的

不實歷史?上海學者“驚悚”言論引發強烈質疑


衢州日報駁斥上海學者否定侵華日軍細菌戰言論

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外景。資料圖片


地處衢州市區羅漢井的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一直處於閉館狀態。然而,該館館長吳建平最近的心情卻並不平靜,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創系主任曹樹基教授日前發表的一番言論,引發了包括吳建平在內許多細菌戰受害地人士的強烈質疑。


事情起源於《新京報》旗下“文化客廳”微信公眾號2月19日刊發了一篇名為《瘟疫與防疫:歷史之假與現實之假的魔幻交替》的訪談文章,曹樹基在接受新京報特約記者訪問時語驚四座:“侵華日軍的鼠疫戰是建構的,並不是歷史的真實”“儘管在十多年前,中國的細菌戰官司在日本打贏了,但對我來說,所有的證據都經不住推敲”“揭開此事的真相,對中國人來講是蠻痛苦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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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文化客廳官微截圖


“曹樹基教授作為知名大學的資深學者,其公開發表的言論,對本館陳列的侵華日軍衢州細菌戰史實構成嚴重影響,傷害了細菌戰受害者後代的感情,我們必須予以回應,以正視聽,向更多人揭露侵華日軍犯下的人間極罪。”吳建平在接受衢報傳媒集團嘯報工作室獨家專訪時表示,侵華日軍在衢州等地實施的細菌戰行為,早已被日本法院所承認和認定,是衢州百姓親歷的真實國殤。


以下為專訪摘要

如果對歷史無知,那麼歷史隨時將會重演


衢報傳媒集團《嘯報》工作室:能否先簡單介紹下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概況?


吳建平: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所在地曾是衢州首批細菌戰遇難者黃廖氏的故居。1998年,在細菌戰受害者和有識之士的奔走呼籲下,建起了這座展覽館,主要目的是為了紀念衢州細菌戰的遇難同胞和揭發日軍發動細菌戰的罪惡行為,後來進行了多次提升改造,達到了現在的規模。


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也是首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全國關心下一代黨史國史教育基地、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


關於日軍為何要對衢州持續實施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學界也有不少研究,我認為,這與衢州同時擁有鐵路和機場的交通戰略地位有關。
1942年4月,美國空軍成功實施轟炸東京的杜立特行動,其計劃降落的中國機場正是衢州機場。一個月後,日軍集中9個師以上的兵力,發動浙贛戰役和地面細菌戰,其目的就是對營救過杜立特突襲者的衢州軍民實施報復,奪取浙贛鐵路,破壞沿線的衢州、玉山等機場,消滅有生力量,製造恐怖的無人區,妄圖使中國東南機場群失去作用。


衢報傳媒集團《嘯報》工作室:作為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館長,我知道你的身份比較特殊,本身也是細菌戰鼠疫受害者的後代,擔任館長是為了接過父輩的旗幟。


吳建平:確實如你所說,這個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館長身份其實是一種志願者角色。我退休後被衢州市關工委任命為關工委宣講團長、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館長。聽上去頭銜很多,實際上就是一名志願者。


我妻子身體不太好,需要有人陪伴照顧,孩子又在重點高校攻讀研究生,經濟壓力也挺大,可我為什麼還要堅持和堅守這份志願服務,這當然與我的家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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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舉行紀念活動,吳建平(右一)向參觀者介紹細菌戰歷史。 韓強 攝


我爺爺是抗戰時期的難民,浙北戰事頻發,便攜妻帶子從諸暨逃難到衢州。1941年春,我幼小的叔叔和姑媽死於日軍制造的鼠疫。1942年春夏,浙贛會戰中,日軍入侵衢州,我的爺爺被日軍用刺刀刺了七刀後喪命。父親吳世根則死裡逃生,隨母改嫁,歷盡戰亂之苦。

這段歷史被民國時期的衢州地方報紙報道過,曾任衢州市衛生防疫站站長的邱明軒醫師在調查衢州細菌戰歷史時,正是憑藉當年報紙上的報道,找到了我父親。後來,父親參加了由王選大姐擔任團長的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開啟了長達10多年的對日訴訟漫長征途。

2001年初,父親曾前往日本東京,作為衢州的細菌戰鼠疫親歷者出庭,官司敗訴後,他同衢州市原告代表楊大方,細菌戰調查者邱明軒醫師等一道,在當時衢縣縣城遭受日軍飛機投下鼠疫跳蚤的舊址上,建起了這座歷史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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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衢州細菌戰原告代表吳世根(右二)前往日本東京出庭,,BBC播出的紀錄片《731部隊》記錄了這些場景。資料圖片


前輩用苦難與勇氣,建起了紀念碑和展覽館,我身為後代,就有責任去不斷疾呼、大聲講述,將那些被害歷史與被害意識傳遞給下一代,敘述還原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歷史現場,為無名者正名,替無言者發聲。


事實上,我們所揹負的不但是個人的受難史,也是整個民族的受難史。現在,施暴的國家想要忘記,甚至扭曲那段歷史,如果連受害者也沉默的話,那麼真相將永遠沉沒。


楊大方老前輩曾經說過:“罪證立在那裡,這一頁就不容易翻過去!”每個人都是歷史真相的一部分,別人身上的苦難,我們永遠無法感同身受,但是可以靜靜傾聽、默默記下,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數。


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去年接待的參觀者超過4萬人次。每逢清明節、抗戰勝利紀念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等重大節日,我們還會舉辦紀念活動,央視《新聞聯播》已經16次報道了這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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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新聞聯播》中的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資料圖片


我很感謝那些願意來此尋找真相的人們,記住歷史,是為了不再讓錯誤重演,但如果對歷史無知,那麼歷史隨時將會重演。


因此,當曹教授發表了這些“驚悚”的言論後,我當然要引起高度重視和警惕。


日軍在衢州空投了帶鼠疫桿菌的跳蚤


衢報傳媒集團《嘯報》工作室:曹樹基教授在訪談中,提出了一個疑問,怎麼能夠證明日軍在衢州散播了鼠疫細菌?他認為日軍飛機播撒的鼠疫桿菌,難以構成傳播到人的路徑。


吳建平:關於日軍在衢州散播鼠疫的過程,原衢州市衛生防疫站站長邱明軒進行過專題研究,並出版了專著《罪證——侵華日軍衢州細菌戰史實》,我們展覽館裡的陳列,也主要參考了邱明軒的研究成果。2015年發行的《浙江省鼠疫防治史》一書,也對侵華日軍發動的衢州鼠疫戰史實進行了論述。


自1937年開始,日軍就常常對衢州市區進行無差別轟炸。1940年10月4日這天上午,日軍飛機再次來衢,防空警報過後,9歲的邱明軒隨大人們從防空洞出來,看到日機扔下的是黃豆、粟米、麥麩、碎布、小紙包等物品。


我們的展覽館所在地屬於富商黃石麟宅邸的一部分,有人從散落漂浮在天井魚缸中的日軍投下物品中,發現了跳蚤。儘管衢州地方當局組織了“焚燬一切空投物”的全城大清掃,但還是沒能阻止災難的發生。


空投發生一週後,衢城上營街、下營街、縣西街等地陸續發現神秘死亡的老鼠,與此同時,同一區域開始有居民突患急症死亡。衢縣衛生院的調查顯示,死者在急病期間均有高熱、畏寒、腋下淋巴結腫痛等症狀。


不久後,又有一批患者發病,其中包括黃石麟的家人黃廖氏。衢縣衛生院分別對患者穿刺取淋巴液染色鏡檢,均發現革蘭氏陰性桿菌,判斷為鼠疫。


根據衢縣縣政府的報告,浙江省衛生處等派員調查,進一步證實衢城的鼠疫暴發,是由日軍飛機撒下鼠疫桿菌和帶菌的跳蚤所造成的。


鼠疫疫情嚴重時,衢州全城封鎖,火車、汽車路過衢州城時,非但不準停留,而且必須關緊門窗,快速通過。孤懸一隅的城內,死亡正日夜而降,無家可以安眠。


衢州地方媒體《大明報》曾這樣描繪當時的城鄉悽景:“田野無人跡,午夜多哭聲,沿途只見抬棺材”……


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就是當年衢州鼠疫的親歷者。1941年,為避戰火的金庸,流浪輾轉來到衢州中學(現衢州一中)求學,不料遭遇了侵華日軍的細菌戰。


很快,金庸的同班毛良楷也不幸染上鼠疫。當其他人都避之不及,唯有作為班長的金庸與班主任姜子潢挺身而出,在黑夜中跟在擔架的後面,相送毛良楷到衢江上的隔離船上,直至江邊與毛良楷垂淚永別。多年後,金庸回憶道:“戰爭期間,唯一自覺有點勇敢的事就只這麼一件。”


當時,上級軍政部門均派遣了鼠疫防疫隊到衢州,來衢的專家還包括還有後來參加常德鼠疫防疫的國際紅十字會防疫專家伯力士博士。


時至今日,衢州因為是鼠疫歷史疫區,疾控部門每年都會定期對鼠疫宿主動物、媒介昆蟲及鼠疫疫情進行監測,隨時警惕人間鼠疫的死灰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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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現有不少民國檔案可以顯示,國民政府地方當局已經發現,浙江境內的鼠疫暴發與日軍的飛機播撒有因果關聯。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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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地方媒體《大明報》曾這樣描繪鼠疫疫情下的城鄉悽景:“田野無人跡,午夜多哭聲,沿途只見抬棺材”……資料圖片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衢報傳媒集團《嘯報》工作室:曹樹基教授在接受《新京報》特約記者專訪時透露,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忙於完成三篇關於日軍鼠疫戰的論文。他表示,今天的中國學術界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所籠罩,應該實事求是地好好做研究。他所做的這些研究,你之前對此是否有所耳聞?


吳建平:沒有。我們目前沒有看到曹樹基教授所談的這幾篇新論文,關於他2006年出版的著作《鼠疫:戰爭與和平》,王選大姐倒是給我們大家一人買過一冊,讓我們學習。


非常期待曹教授能夠早日將他的新的論文提供給我們,而不是通過公眾媒體發表一些博人眼球,僅有結論性的談話,我們需要了解的是支撐他結論的研究方法和所運用的資料,以及整個研究的論證過程。


衢報傳媒集團《嘯報》工作室:曹樹基教授在訪談中提到了另一個質疑焦點是說有兩個日本軍人的資料存在漏洞,有虛誇與作偽。一個是曾經是731部隊軍醫的論文集,另一個是前線的作戰參謀留下的一部作戰日記。對此,你怎麼看?


吳建平:曹樹基教授所談的兩位日本軍人資料,由於他沒有指名道姓,我們目前尚無法加以評論,但這恰恰說明他對待大眾媒體發表觀點是極不嚴肅的,既然他已經得出所謂細菌戰是不真實的結論,那麼他應該舉出所依據的資料的出處,畢竟事關重大。


說到這裡,我也有一個問題想問問曹教授:他說他把我們細菌戰訴訟的證據材料全部都看過了,不知道是在哪裡看到的?是不是這幾年王選大姐代表我們受害者贈送他的那些相關細菌戰歷史的書籍。實際上,那些書籍裡的內容絕大部分都不是我們訴訟的證據材料。比如衢州細菌戰親歷者的口述歷史記錄就還沒有整理出版。我們也缺乏各種資源來做這項工作。


衢報傳媒集團《嘯報》工作室:曹樹基教授稱他從去年開始,就在關注浙江衢州、金華、寧波,還有湖南常德的侵華日軍鼠疫戰,你和他之間有聯繫嗎?


吳建平:到目前為止,曹樹基教授還沒有與我們展覽館和衢州細菌戰受害地人士有過聯繫。既然他有志從事細菌戰鼠疫史研究,我代表衢州細菌戰鼠疫受害者後人歡迎他來衢州進行田野考察,和受害者和親歷者面對面交流。就像古詩裡說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對於學者提出不同意見,我們應該引起重視,但學者發表意見必須有根據,隨便地扣上一頂帽子,比如“民族主義”,不但不利於推動細菌戰歷史研究的發展和進步,反而會傷害細菌戰受害者及後代的感情。


這些年來,南京大學的學者及曹教授母校江西師範大學的學者都來衢州細菌戰展覽館考察過,浙江省內高校的歷史學者反倒是對此話題比較冷淡。


我們偶然會接待浙江省內的一些大學生,他們基本都來自王選大姐當年建立的細菌戰調查大學生社團。衢州學院的師生曾經打算開展衢州鼠疫戰研究課題,但很遺憾爭取不到科研經費。從這點上說,我非常期待曹教授這樣的著名高校學者能來參與衢州細菌戰研究。畢竟,自邱明軒前輩去世後,衢州本地的細菌戰研究便已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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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4日,日本著名反戰組織“ABC企畫委員會”發起的“細菌戰最大被害地——浙江”尋訪之旅來到衢州考察,在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調查團成員虔誠地依次進香、鞠躬,向死難的受害者,表達作為日本國民發自內心的謝罪與懺悔。李嘯 攝


“細菌戰訴訟的結果,

是雙方邁向和解的第一步”


衢報傳媒集團:曹樹基教授在訪談中特意提到了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對日訴訟的情況,他表示自己的研究發現,並不會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


吳建平:我在這裡需要嚴正聲明的是,早在2002年8月,東京地方法院已經在對中國180名鼠疫和霍亂細菌戰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的訴訟的一審判決書中,承認731部隊的一切罪惡事實,對中國原告方提出的日本細菌戰加害狀況及中國平民受害事實全部予以認定。日本大報《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當時都以“731部隊訴訟·認定細菌戰事實存在”的大字標題刊登了判決報道,國際媒體也給予了廣泛關注。


一審判決書分別詳述了從1940年到1942年,日軍細菌部隊——731部隊及1644部隊在中國的衢州、寧波、常德、江山等地實施細菌戰帶來的居民受害情況。判決書指出:“衢州的鼠疫,逐漸傳播到義烏、東陽、崇山村、塔下洲等周邊地區,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2005年7月,東京高等法院在該案的二審判決中也承認:“1940—1942年,日軍731部隊及1644部隊等……實施了細菌武器的實戰(本件細菌戰)。其結果,衢州、義烏、東陽、崇山村、塔下洲、寧波以及常德多發鼠疫患者,江山多發霍亂患者,造成多數人的死亡。做出承認這一事實的判斷。”


當年中國原告團對日訴訟是通過230名日本律師組成的律師團代理的,提交法庭證據材料的組織和選取,都由日本律師團具體操作,因此絕大多數訴訟材料都是日文。法庭對於所有的證據材料均予以嚴格的審查。


而且,日本各級法院在做出判決後,作為被告方的日本政府,全面公開接受了判決結果,未提出上訴,用王選大姐的話來說,“細菌戰訴訟的這一結果,應該說是在司法的層面上,代表了日本的國家最高意志,意味著日中兩國和人民在細菌戰歷史遺留問題上邁向了和解的第一步。”


訴訟已經結束12年了,我們原告方和被告日本政府之間還剩下的問題,就是謝罪和賠償,其中謝罪是最主要的,這是走向和解的決定性的一步。看這兩天媒體報道,日本厚生勞動省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還在向日本國民謝罪。


那麼,連日本政府都承認的事實,曹樹基教授還提出質疑,稱試圖“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他到底想要挑戰和證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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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想當年,意氣風發的王選經常帶著一撥又一撥中國老人,走上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庭,大聲控訴日本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圖為1998年5月25日,王選帶領細菌戰對日訴訟衢州原告代表楊大方、薛培澤等走進法院。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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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末,細菌戰對日訴訟衢州原告團部分成員在衢城羅漢井5號細菌戰死難者銘記碑前合影。隨著時間的推移,原告代表和細菌戰受害者正一天天凋零。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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