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太太相處近四十五年，從1971年至今，印象中從沒說過那三個字，但“有你真好”這四個字是深深烙在彼此心裡的，尤其是我的心裡。我們最初是經親友介紹認識和交往的，但可靠性和溫暖並不亞於那種精彩如小說一般的婚姻。
第一次約會，是由雙方親友陪著在大上海電影院看《白毛女》。挺有意思的，這第一次便和電影聯繫在一起了。當然，那兩小時我等於什麼也沒看進去。之後，就又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不斷的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走得越來越近，甚至可以無話不說了。我們有共同語言，這恐怕比什麼都重要。我迷電影，她也迷電影；我迷配音，她也迷配音；我迷評彈、滬劇，她也迷評彈、滬劇。而且某些方面她可說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
1971年，因“文革”我與好些學友都滯留在學院，拿著一份工資，早早晚晚在校園裡混，我在廣播臺裡混，前途是一片渺茫。雖如此，想當一名配音演員的決心倒是從未動搖過，而我太太的直覺也告訴她，對於我這個個性內向又想從事藝術的男生，去上譯廠乃是最好的人生選擇。懷著含含糊糊，無甚把握且幾乎是盲目的希望，我們結婚了。
我相信，是我的太太帶給我莫大的幸運。那是1972年，學院上層突然宣佈，所有滯留在校的學生，一律實行再分配，而此時又適逢上譯廠需要補充新鮮血液，於是，我像抓住最後一根稻草一般，生平第一回主動出擊，我的心願又經教表演的李老師巧妙幫助，在做了十二年配音夢之後，我終於圓了夢。學院分配進上譯廠，連考試、試音什麼的都免了。這件事發生在1973年1月，我記得很清楚，是上譯廠支部書記老許——一個新四軍忠誠老戰士的溫暖的手牽著我的手，把我引入演員室。
就在這一年的二月，真是雙喜臨門，我的第一個孩子——兒子誕生了，令人大喜過望。
三十年來我工作著，就像我們陳敘一老廠長要求我們的那樣，下功夫過好每一天。但或許我是過分用功了，我做不到像邱嶽峰老師那樣玩一般、鬆弛至極的心態，一接到角色，無論主要的、次要的，我便立馬心不在焉，什麼其他的事都看淡了，家務就更不用說了。為了做好工作，時刻進入配戲狀態，騎車背臺詞、醞釀角色就曾被大卡車撞飛；中午怕嗓子充血，不吃午飯亦是家常便飯。我整天恍恍惚惚如夢遊一般，這就苦了我的太太了。現在想想真難以想象她一天又一天是怎樣過來的。又要操持一日三餐，又要服侍，輔導兩個孩子（五年以後我們又添了一個女兒），除此之外，她自己每天還要上班，上班的路還挺遠。而她以前是大小姐，很早就用起了大冰箱，連洗手絹都是別人代勞的，一切都需從頭學起。偏偏我媽媽又特別能幹，對她也就特挑剔。然而她一點也不抱怨，有時則是默默地忍著。我看她來我這裡變了很多，對自己她現在是能省則省，跟從前讀書時判若兩人。而特別對不住她的是，兩次生孩子，我都怕影響工作，不好意思請假。在最需要丈夫陪伴的時候，我卻不能在她身邊，於是病房裡唯有她獨自一人面對頭頂上白白的天花板發呆……
現在，我和我太太都已退休多年。沒閒著，也非大眼瞪小眼無話可說。除了非常樂意地辛苦著——帶小外孫，我有我的一些社會工作，她則有她的事，當然少不了還有一份家務。這把年紀了，閒暇時，我愛海闊天空、胡思亂想，不免懷著無限感慨，對過去多加回顧和總結。彼此的優缺點，是每天必須面對的。我這個人缺點一抓一大把。諸如：孤僻、固執、偏激、興趣單一，是個乾巴巴挺乏味的男士。而我太太簡直找不出她有何明顯缺點，除了記性比以前差了些，每天都要找尋東西，動不動要我幫忙，很鬧心。她雖不是能說會道的主，人緣極好，大家都喜歡和她交朋友。
我欣賞她對生活的濃濃的情趣，還有嚮往讀書的那種勁頭。我知道她還有兩個心願，首先她有駕轎車的癮，這是令我莫名其妙的。不過我對她很有信心。沒想到路考她居然是一次通過，以她65歲高齡，一舉拿下駕照。她還有一個心願，是想在近市中心處買個房，目的主要是為兩個九十多歲的媽媽儘儘孝心。我嘆口氣想，因我無能，也許她這個善良的夢永遠不會變成現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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