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紅（法學博士）
購買並閱讀餘新忠教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簡稱《清代》）純屬偶然。平日裡比較喜歡看一些社會史文化史著述，希望蒐集到一些具體生動的事例，以便豐富自己所授“中國法制史”的課堂，激發學生們的聽課興趣。
《清代》講的是有關醫學、醫療、疾疫、公共衛生、人群健康方面的歷史，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絕少有人關注、卻又幾乎和所有人息息相關的世界。作者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的瘟疫，這個貌似遠離現代生活的一個詞，卻因現代社會不時出現的傳染病而讓我們感同身受，這本學術專著也似乎有了讓更多人瞭解的必要。
當年非典肆虐，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不幸，它讓我們更深切感受到了公共醫療衛生的重要，認識到了“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但正如餘新忠教授所說，“若我們還只是將疾病僅僅看作‘生物性事件’，將醫學僅僅視為科學與技術，那麼無論國家如何投入，專業人士怎樣努力，醫學恐怕都將無法最大限度地發揮增益民眾健康與幸福的功效，甚至還有可能製造‘病痛’和苦難”。因此，“醫學人文”理應引起醫學教育者、人文學者乃至全社會的關注。筆者前幾年閱讀《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時，因為非典已經離我們漸行漸遠，記憶也開始變得模糊，所以在體會上多少有些隔膜。而今，全中國、全世界都在奮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當我們重新咀嚼這段話時，更能瞭解作者的良苦用心。
疾病與人類自身的發展一直如影隨形，其中危害重大的傳染病，不僅給病患帶來身心方面的痛苦，也給社會造成了重大損失。一部醫療醫學的產生與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與疾病的鬥爭史，只是這個過程漫長而艱辛，當我們找到了戰勝某種疾病的方法後，新的疾病又會產生，而且其毒性、韌性與烈性，似乎也在不斷“進化”。如《清代》一書所說，清代發生的疫病主要有天花、鼠疫、霍亂、麻風病等，隨著各種疫苗的發現和接種，好多疫病已經絕跡。在現代社會又有了埃博拉病毒、非典或新冠的流行，它們成了這個疫病大家族中的新成員。由此看來，人類與疾病是共同成長的，醫學永遠有發展和進步的空間。
與通常的疾病不同，疫病的可怕之處在於其傳染與流行。餘新忠教授對“疫”的含義進行了解讀：疫，據《說文解字》的解釋，“民皆病也”；司馬光將其釋為“病流行也”；清朝學人的解釋更進一步，“蓋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門合戶，眾人均等之謂也”。可以說，疫病所到之處，一視同仁，無分貧富與貴賤，均有染疫不治的可能。因此，疫情發生前的預防十分重要，而在疫情發生後，為防止其傳染擴散的“隔離”也必不可少。
在傳統社會中，有效控制和隔離病人也是防止疫病擴散的主要方法。《清代》為我們梳理了古代隔離疾疫病人的歷史。“睡虎地秦墓竹簡”的發掘地是湖北省雲夢縣的睡虎地，竹簡中的“法律答問”裡記載，患有癘病者有的送往“癘所”，被隔離起來。到了漢代，有在平帝時“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學”的記載，不僅要隔離病人，還要予以醫治，這比秦時顯然有了進步。在宋代，蘇軾1089年在杭州為官時，捐貲創立了收養貧病的安樂病坊，其後，徽宗也詔令地方官府，要求在各郡設立安濟坊，在大的安濟坊設有病房，隔離病人以防傳染。
到了明清兩代，在這方面不僅沒有什麼發展，反而萎縮了，“官方極少有對疫病隔離和建立隔離場所的專門政令，官府在大疫之年設立藥局醫治病人的情形雖然不時可見，但缺乏制度上的規定。”不過，在現實社會中，隔離病人以防止時疫流傳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採取隔離措施也比以前更普遍，如“（乾隆）五十年大旱，疫癘大作，（鎮江）郡守鹿公延知賑事，設粥廠四，立條約，男女異路。其病者安置妙高僧舍，給藥餌，躬自檢視，不以傳染為嫌。”
隨著隔離防疫觀念的日漸普及與慈善救濟事業的發展，一些社會或民間力量也加入進來，使疫病發生時的隔離行為不斷增多，甚至到清末，上海等地的一些士紳還聯合政府，自行設立了防疫醫院。不過，傳統社會對病人的隔離，“基本上是一種自願的收留或收養，沒有強制查驗這一環節”，且由於隔離涉及的範圍小，其成效自然也就要打些折扣了。
與古代社會流動性較小的特點相比，現代社會由於交通便捷和人口流動加快，使得疫病的傳播更為快速和迅猛，隔離就顯得尤為必要。現代社會的隔離，有政府的強制，有醫療衛生機構的全力救治，更有民眾廣泛的參與，而被隔離者也因網絡等現代化設施的運用而減少了生活不便。重視民命乃醫者及為政者之根本，隔離是為了人們更安全更健康的生活，這一目的古今無異，西東無異，今天的忍耐，正是為了祛除疫魔的日子儘快到來。
漫畫/陳彬
閱讀更多 北青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