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太原
進入山西，慈禧太后的生活狀況才真正得到改善。在山西，慈禧太后受到山西商人的熱情招待。當時，山西商人由於經營票號，或者經營茶葉，頗多鉅富之家。其中頗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德通和大德恆兩家。
這兩家商人都和朝廷有往來，一聽慈禧要來，大張旗鼓的就去迎接去了，酒肉美食，銀兩伺候。慈禧稍作休整後向商家提出要借錢要借10萬兩銀子
10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大家都覺得慈禧太后在山西呆不了多久，還要前去西安。10萬兩銀子借出去，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結果，賈繼英力排眾議，借！他帶頭拿出銀兩，支持借錢給慈禧太后。東西湊竟然拿出了30萬出來借給慈禧。
慈禧後來為了表示感謝，將西逃期間的所有財稅都讓德通和大德恆來管理，另外《辛丑條約》的賠款也都是經由這兩家商號交給外國的。僅僅這兩件事情，兩家商號掙的可不僅僅是當年的三十萬。
御前帶刀侍衛
“庚子事變”是指1900年發生的八國聯軍入侵我國首都的戰爭。慈禧逃到山西后，找了賈繼英和喬致庸等人。
清朝末年，由於西方列強不斷侵略中國，國內又不斷髮生農民起義事件。在這種內憂外患中，清政府大權掌握在慈禧手中。1900年（農曆庚子年）下令對八國宣戰，很快，英、法等八國聯軍便攻入了北京城，最後導致中國陷入空前災難，險遭瓜分。這場動盪被人們稱為"庚子事變""庚子國難"。
慈禧見大事不好，馬上就帶著光緒皇帝逃跑了。由於慈禧一路的開銷太大，銀兩又沒有帶多少，所以一路上吃了些苦頭。當她逃到了山西時，官員都好生伺候她。
在太原時，巡撫衙門還佈置了慈禧和光緒的行宮，所用物件，都是嘉慶年間給皇帝巡幸五臺山準備的。在巡撫衙門的陪同下，慈禧一行逛了山西的祁縣、太古、平遙等地，還順道體察了一回民情。
賈繼英
慈禧太后駕臨祁縣時，臨時行宮就設在“大德恆”總號。大德恆的總經理賈繼英，還把慈禧太后接到了自己的家裡好吃好喝的款待著。慈禧太后見他家財萬貫，就向他提出借十萬兩白銀，以解朝廷的燃眉之急。
賈繼英很爽快地就借給了慈禧三十萬兩白銀。許多晉商都認為慈禧這次“凶多吉少”，朝廷局勢堪憂，說他借出去的銀兩無疑是“有去無回”。賈繼英卻十分淡定，絲毫不擔心。
其實，賈繼英把錢借給慈禧時，還向隨駕行官桂月亭、董福祥提出“太后西行時，若有賦稅等收入，還請允許我‘大德恆’票號經營”的要求。事後，他向祁縣“大德恆”總號老闆作了詳細的稟報。祁縣“大德恆”總號不但沒有訓斥賈繼英，反而將此項差事交給他全權負責。
此後，慈禧太后沿路搜刮的銀兩和賦稅收入，都陸續存入“大德恆”票號。此時的大德恆票號儼然成了大清朝的臨時府庫。
“庚子事變”平息後，慈禧太后回到京城，準備開設官辦票號。她下旨特詔賈繼英進京籌辦戶部銀行，賈繼英任首任行長。從此，開我國銀行之記錄。
喬致庸
慈禧到山西時，還找了一位富商，他是祁縣的一戶鉅富喬致庸。喬致庸一向深謀遠慮，慈禧逃到山西后，他抓住機會結交官員，讓慈禧的行營設在喬家票號的總號，還慷慨地借了40萬兩銀子給慈禧。
面對喬致庸的忠義之舉，慈禧問他想要什麼賞賜，喬致庸說只要老佛爺的四個字。慈禧便寫了“福種琅嬛”四個字的匾額賜給喬致庸，這塊匾額一直被掛在喬家大院的門楣上。
慈禧回到北京後，同樣對喬家的生意照顧有加。喬致庸的生意越做越大，晚年致力於擴建喬家宅院，終於建成了著名的喬家大院，家產也超過了千萬兩白銀。
從賈繼英和喬致庸身上，我們看到了晉商的智慧和格局。他們有著進步的經商理念，對未來的規劃清晰而超前。因而，晉商在中國歷史上，才能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名人史海觀心閣
帝后倉惶辭廟堂，晉人隆重接駕忙，兩宮逃難資費緊，晉商籌款表忠腸。見得最多的晉商如喬家和賈繼英。
史智不愚
慈禧逃到山西，找了喬家大院，曹家大院，還借了銀子，回京後，還曹家大院一列金火車。
遍天下111
山西富商喬致庸是一個，其他的官場上的人肯定多了。
貝多芬彈不出我的憂傷
賈繼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