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抗疫的同時，也不時有一些雜音出現。不少“出口轉內銷”甚至毫無可靠來源的消息煞有其事的宣稱：新型冠狀病毒是“人造病毒”或“人工合成病毒”，之前由某些實驗室進行過所謂的基因編輯，再由“某些國家”在武漢施放，是一次“典型的生化戰”。這個結論是挺謬論的？
生物武器儘管在生物武器和生物攻擊已被遺忘？這是不存在的，美國在二戰後以不懲辦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為交換條件，獲取了日本細菌戰及人活體試驗的大量資料。從吃“人血饅頭”開始，逐步加大了生物武器的研製力度。而在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多次使用細菌炸彈投放鼠疫桿菌等病原體攻擊我志願軍部隊，但由於氣候等原因的限制，加之我軍發現及時、防範得當，僅遭受了輕微損失。事後美國的這一下作手段廣受世界輿論的譴責，國際形象也大受損失。
因此在生物武器的研製方面，美國至今都採取了只做不說的隱蔽態度，各方面的保密措施極為嚴格，外界很難一探究竟。目前，美軍至少儲存有16種生物戰劑，其中列裝的有8種：炭疽桿菌、土拉桿菌、布魯氏菌、黃熱病毒、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肉毒毒素、葡萄球菌腸毒素、Q熱立克次體。從美軍現在列裝的生物戰劑的性能可以看出，主要以短潛伏期、低傳染性的失能性或致死性戰劑為主（一般認為病死率大於10%的為致死性戰劑，如天花病毒、炭疽桿菌、鼠疫桿菌等；病死率小於5%的為失能性戰劑，如布氏桿菌、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Q熱立克次體等）。而美軍裝備的生物戰劑投擲系統主要有：M143型中型導彈彈頭；E108R2型750磅集束炸彈，E61Y4型炸彈；E134型昆蟲航彈；A/B45-1型和A/B45Y-1型飛機氣溶膠噴灑箱；A/B45Y-2型、A/B45Y-4型和A/B454-4型飛機乾粉噴灑箱；HIDAD型直升機乾粉噴灑箱等。主要是施放生物戰劑氣溶膠，可在短時間內造成大面積汙染。因此在未來局部戰爭中，對美軍生物戰的威脅不可忽視。洩露來自美軍研究所？有待還原的真相眾所周知，P4實驗室為全世界迄今為止安全防護等級最高的生物實驗室，可進行埃博拉病毒、炭疽桿菌、鼠疫桿菌等高致病性微生物的相關研究，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少數國家擁有。而其中唯一由軍方控制的P4實驗室就在美國（暫不計臺灣地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該所位於美國馬里蘭州弗雷德裡克市，其警衛措施極為嚴格，一直在進行著秘密的研究項目。在公開層面上，該所的主要任務是研製各種藥物和疫苗，以保護美國軍人不受生物武器和傳染病的危害。
今天想談的是日軍731部隊的研究資料哪裡去了？留下的樣本怎麼處理的？
第一點，戰後細菌毒氣研究資料和數據成果的去處
《 日本軍隊的毒氣戰與美國――美國國家檔案館資料調查》 一文作者：吉見義明文段如下:神奈川縣發生的傷害事件與戰爭期間日本海軍制造的手投毒氣瓶有關。在美國也查到了與此有關的資料。發現的資料是美軍第5250技術情報中隊Ａ·喬裡夫大尉《日軍毒氣戰資材的報告》（1946年１月）調查設在池子（地名――譯者）的日本海軍彈藥庫的報告。在池子的彈藥庫中，除有1200發芥子氣炮彈外，還有催淚毒氣瓶、嘔吐性毒氣瓶、窒息芥子氣瓶和芥子氣瓶各80個。Ａ·喬裡夫大尉的報告稱這些瓶子“與火焰瓶（Molotov cocktail）的大小相似，放在同類型的箱子裡”。2002年在施工現場發現的瓶子是長約24釐米的小型的啤酒瓶，或許當時的毒氣瓶就是那樣的型號。另外，海軍系統關於毒氣的代號中，一號是催淚毒氣，二號是嘔吐性毒氣，三號Ａ是芥子氣，三號Ｂ是窒息性芥子氣。Ａ·喬裡夫大尉當時把每種毒氣瓶選了20個作為樣品，而將剩下所有的毒氣資材裝在船中轉交給在橫濱的美軍第10毒氣中隊。
以上另外我們也可以從戰後報道中看出些端倪：《麥克阿瑟保證：免究細菌部隊的戰爭責任》。1945 年秋，盟軍最高統帥部第二參謀部部長C·A·威洛比少將和桑得斯去見麥克阿瑟。威洛比提出：要查清七三一部隊內幕，只有作出這樣一項保證，即不把七三一部隊的人作為戰犯追究，調查才能順利進行。麥克阿瑟表示同意。桑得斯把麥克阿瑟關於“不作為戰犯追究”的許諾告訴了七三一部隊有關人員。正因為有這樣的背景，故第二參謀部拒絕把石井交給國際檢察局審問。
所以才有了出名的“WX95147”號訓令可見研究結果轉移到了美軍(準確的說是美陸軍生物戰部隊 )的說法是有較高可信度的。
第二點，戰後細菌毒氣材料處理方式
有人是這麼認為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所有的人都鬆了一口氣。達摩克利斯之劍從善良的人們的頭上摘了下來。在遠東，美國水手把繳獲的日 本化學武器沉到了太平洋底。蘇聯軍隊把繳獲的芥子氣連同板條箱一起拋進日本海，然後用機槍掃射，讓它們一一沉到海底。 ”但即使是毒氣成品處理了，那麼生產技術呢？他們將在包括人體實驗和實戰中獲得的數據等所有細菌戰研究的成果提供給美軍，參加並全面協助美軍進行的細菌戰武器開發項目，以此為交換，免除以石井四郎為首的731部隊等細菌戰部隊幹部的戰犯責任追究，始終隱瞞細菌戰。
1951年，美國允許在日本設立“日本血液銀行”，主體就是第731部隊的軍醫。不久，內藤良一、二木秀雄、宮本光一等組成綠十字血液製劑會社，原第731部隊第二任部隊長北野政次也加盟其中。
1947年，細菌部隊長石井向美軍要求，把731部隊的情報資料數據全部提供給美國，作為交換條件，免除其全體人員的戰犯罪。美國同意了他的請求，通知蘇聯軍隊：“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隊成員不能作為戰犯處理。”從此他們一直被美國包庇下來。1951年，石井四郎從東京抵達朝鮮，轉年朝鮮戰場上再度出現細菌武器。
另外他還說過這幾句話：“美國不想聘用我這個細菌戰專家嗎？為準備和蘇聯的戰爭，我可以提供20年的研究成果及經驗”。“我在各種各樣的地區以及寒冷期進行過最為有效的病源體的研究，我可以寫出一本關於細菌戰的包括我對細菌戰的戰略及戰術運用的想法的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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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論: 日本侵華時期細菌毒氣研究結果轉移到了美陸軍生物戰部隊 ，促進了日美同盟生物技術發展的同時，是否也會有悖於人道的被應用到了戰場上呢？
日本當年的罪行
細菌戰亦稱“生物戰”。是利用細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農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種極端滅絕人性的罪行。一九三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曾先後在我國東北、廣州及南京等地建立製造細菌武器的專門機構，並於1940年至1942年在我國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佈過鼠疫和霍亂等病菌，以致造成這些疾病的發生和流行，其中包括活體解剖、病菌注射、冷凍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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