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的死是一種無言的傷

每次讀歷史讀到明英宗復辟成功之後，在小人的唆使、甚至脅迫下對於謙高舉屠刀的時候，心中都離奇的憤怒和悲傷，為朱祁鎮自掘墳墓的行為而憤怒，為于謙死難瞑目的結局而悲傷。儘管通過更細緻和更嚴謹的研究與思考，發現于謙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朱祁鎮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是內心依然無法釋懷。

我想很多歷史愛好者都應該是有英雄情結的，也正是這些英雄用自己熾熱奪目的光芒照亮了歷史的天空。所以面對明珠蒙塵、英雄含冤的歷史陰暗時刻，即使知道歷史是無法假設的，我們依然會情不自禁地去浮想聯翩、去假設求證、去“自欺欺人”……

于謙是真正的純臣

出於憤怒的人或許會就“于謙之死”一事，和我發出一樣的感慨：“早知如此，于謙當初何必要鼓勵朱祁鈺迎回忘恩負義的朱祁鎮呢？”但我們終究是以我們如今的思維和想法去代入歷史人物，而對歷史人物本身的思想缺乏理解和認同。對於于謙來說，“擁立朱祁鈺”和“迎回朱祁鎮”這兩件看起來十分衝突、並且相當危險的事情，在他的心中，其實是高度統一的，一切都是因為他深愛著那個國家和人民。

古往今來，尤其是在封建社會，“忠君”與“愛國”一直都是放在一起的，就如兩個連體嬰兒一樣，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但這終究是在一種大一統、大穩定的局面下的一種完美融合，面對國家存亡之秋、生死之急時，兩者之間原本細微的差別卻會被英雄們的大義之舉無限放大

本文將就著這一點細微的差別，再和朋友來重溫“土木堡之變”前後那一段歷史，也企圖通過這樣一段蒼涼荒唐的歷史來彰顯民族于謙的偉大和可敬。

“土木堡之變”前的大明朝廷

站得再高，朱元璋也看不清未來

創業維艱、守業更難，大明朱家王朝也沒能逃躲這個宿命。朱元璋以一個農民的身份篳路藍縷、南征北戰，最後建立統一的大明朝，這座來之不易的江山讓朱元璋格外的珍惜和重視。立國之初就借鑑了許多前朝歷史的弊端，在制度設置上做出了許多修改和變動，意圖朱家王朝的長治久安，其中有一條就是禁止“宦官參政”。

可是這一條被重其事地朱元璋慎用鐵牌高懸宮門之上的鐵律，卻在其去世後數年之內，就被其性格、能力最像他的兒子朱棣給破壞了。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的時候，終究是一個偏安一隅的藩王，實力上、信息上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所以主動拉攏當初備受壓制的宦官來為其刺探情報，朱棣登基後更是成立了特務機構“東廠”

朱棣的孫子明宣宗更是因為國務繁重，不堪其負，而設立了“內書堂”，專門教宦官讀書識字以便為其分擔政務。

王振終於悄然影響力大明的走向

任何事情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

我們自然不能奢望一個任性妄為的皇帝和一個恃寵而驕的太監能幹出什麼英明神武的事情出來。所以，在“土木堡之變”之前的大明王朝雖然表面上風平浪靜，暗地裡卻是風雲激盪。王振為了撈權、撈財，在朝中結黨營私、打壓異己，漸成一手遮天之勢。但好在大明“仁宣之治”留給朱祁鎮的家底還是比較厚實，也好在王振雖然狐假虎威、囂張跋扈但終究根基尚淺。

大明王朝在朱祁鎮手裡也算是搖搖擺擺地平安度過了十多年，但是朱祁鎮和王振兩人給大明王朝挖的坑，終究會有人跳下去的。只是他們沒想到這次跳下去的人是他們自己，而且還是他們主動跳下去的

“土木堡之變”背後的人物邏輯

土木堡之變是大家一起“作”出來的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由偶然的因素和必然的邏輯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所以“土木堡之變”這件深遠影響大明歷史走向的事件背後的人物邏輯值得我們認真探討。

1、瓦剌惱羞成怒的報復

瓦剌原本就是大明的手下敗將，經過朱元璋、朱棣等人的“痛打落水狗”，早已對大明的赫赫武功心生畏懼和仇恨。但是畏懼和仇恨不能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為了更好地生存，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向大明王朝用朝貢來表明態度，並依靠大明與其互市來獲取必備的物資。

但是，通過長期的摸索和總結，瓦剌人精明地發現，那個“天朝上國”相比於利益，他們其實更在乎面子。每次朝貢也好、互市也罷，大明王朝那些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們並不在乎小得小失，這讓瓦剌嚐盡了甜頭。

但沒有什麼泡沫是永不破滅的。直到這一年，大明的當權人物王振不知道什麼原因對於他們的一貫伎倆——“虛報數目”和“哄抬價格”，突然無比地較真起來。

結果朱祁鎮和王振一拍即合

2、朱祁鎮和王振急於立威和立功的荒唐

朱祁鎮是溫室裡成長起來的花朵，驕傲而又衝動。當然，明面上來看，他似乎有這個資本。所以，在他最信任的“大伴”王振的一番慷慨激昂的勸導之下，那顆年輕的心不由自主地躁動起來。渴望證明自己幾乎是人類的通病，朱祁鎮也在乎難免，只是有人選取了正確的方式，而朱祁鎮恰恰選擇了錯誤的方式，更荒唐地是，這種選擇幾乎是沒有經過他自己深思熟慮的。

對於王振，或許這種荒唐的邏輯就會更加複雜一些。王振本是一個熱衷功名的鄉下教書先生，因自感前路無望才淨身進宮的。往往是這種慾望的飢渴者最可怕，一當他們擁有實現慾望的機會，他們就會像貪吃蛇一樣不擇手段、欲罷不能。所以，王振掌權後，一方面近乎瘋狂地撈權撈利，一方面近乎變態地逼迫著眾人對他臣服。只有這種“兩全其美”的局面才能是他的心理得到滿足和平衡。

但是，王振和很多人一樣，終究忽略了一個事實——

那些大臣們也是心懷鬼胎

3、滿朝“文武忠臣”看熱鬧不嫌事大的醜陋

筆者之所以在文武忠臣前面加一個引號，旨在指出這些人佔據著忠君愛國的大義，卻暗行爭權奪利的骯髒。

大明自洪武年間撤銷了丞相，設立了內閣，實際上標誌著大明進入了“皇帝與文官集團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內閣成了文臣們心中的殿堂，也是文官集團的利益代表。這原本也不能說是太醜陋，畢竟大明的老朱家就是這麼設計的。

但是，利慾薰心的文官集團在政治演變的過程中，逐漸把“內閣權力”當作是他們自己家的私人財產了，容不得任何人染指，甚至皇帝也不行。但是現在這個叫王振的太監卻悄然間動了他們的蛋糕。這是這些“忠臣們”內心裡對王振唾棄和仇恨的根源。

所以，

但是“文武忠臣”的醜陋心理顯然是低估了朱祁鎮和王振野心和“志向”，於是歷史不可避免地朝著彼此都不願意看到的方向發展下去了。

于謙為什麼力排眾議要擁立朱祁鈺

朱祁鈺明知道是替代品也還是拒絕不了

“土木堡之變”的結果已經廣為人知了，原本繁榮昌盛的大明一戰之下陷入了“無主無君”的亂局了。而且，“土木堡之變”的失敗遠遠不是一場局部戰爭的失敗那麼簡單，甚至不是京師20萬精銳、數十名文武重臣損失殆盡那麼簡單，關鍵的問題在於朱祁鎮被活捉了。

這是讓大明十分頭疼的問題。在封建社會，皇帝就是國家的象徵，皇帝被掌控在敵人手裡的政治後遺症是無窮無盡的。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簡單地和大家梳理一下：

朱祁鎮沒把自己作死，把大明卻折騰得半死

1、活著被俘的朱祁鎮成了對方的政治、軍事籌碼。事實上，瓦剌也就是這麼幹的，時常把朱祁鎮押在陣前去衝鋒陷陣或者逼迫朱祁鎮充當他們的敲門磚去叩關破城，有時候也以朱祁鎮為威脅，嚮明朝索要軍事、經濟物資。但明朝對此毫無辦法，處處被動挨打。

2、活著的朱祁鎮成立另立新君的政治障礙。不立新君，則國不可一日無主，群龍無首的局面是支撐不了多久的。若要立新君，一方面朱祁鎮還活著，誰稱帝都名不正言不順或者說都應該是臨時的。另一方面人選也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太子還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立其他皇室成員則與正統思想不合，也容易引發政治鬥爭。這和“靖康之恥”有點不一樣，靖康之恥後，趙構成了皇室的獨苗，稱帝順理成章，反而沒有那麼多麻煩。

3、另立新君也是後患無窮。首先，這個臨時皇帝要怎麼來面對那個被俘的正統皇帝？是不管不顧還是投鼠忌器？前者容易背上“不忠不義”的罵名，後者容易陷入“被動挨打”的死局。其次，戰爭結束了，局面穩定了，不管朱祁鎮死或者沒死，臨時皇帝會不會為了轉正而不擇手段？朱祁鎮和當時的太子該何去何從？

關鍵時刻只有于謙最冷靜

所以，“土木堡之變”對大明的朝廷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是情理之中的，朝堂上下都陷入了無窮無盡的思考和進退兩難的選擇。儘管孫太后還是想皇位在朱祁鎮一脈傳承，儘管朱祁鈺也不想接這個燙手山芋，儘管朝中大臣依然懷念那個已經失去王振了的朱祁鎮。危難時刻尤顯英雄氣概，最後還是于謙站出來了，當機立斷、力排眾議，把朱祁鈺推上了皇位。

（正統）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極諫，不聽。埜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眾莫知所為。郕王監國，命群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節選自《明史 于謙傳》

于謙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英雄，他清楚地知道，只有把朱祁鈺推上皇位，才能解決當時大明王朝的幾個燃眉之急：

形勢緊迫，朱祁鈺必須要站出來

1、穩定群龍無首、人心不穩的亂局。儘管剛剛登上皇位的朱祁鈺沒有權力、也沒有魄力更沒有能力去扭轉乾坤，他僅僅是一塊招牌。但是這塊招牌的政治作用卻是無比巨大的。首先，皇權的凝聚核心可以繼續發揮作用，軍隊、朝臣、百姓都可以以這個新皇帝為核心和名義再次聚集。其次，有了這塊招牌，所有部署、安排和應對都能師出有名了，

2、正是宣告瓦剌手中的政治底牌無效。只要大明一天沒有另立新君，朱祁鎮就一天都是這個國家的象徵，所以瓦剌只要挾持著朱祁鎮，就能無往不利，而大明也只能束手無策。把朱祁鈺推向皇位，才能正式向瓦剌標明態度，也才能和瓦剌進行公平的決戰。

3、也只有擁立朱祁鈺登上皇位，于謙自己的救國行動才能減小阻力。于謙再怎麼才高於世和德高望重，但他終究是一個臣子，沒有皇帝的授權和名義，他很難暢通無阻地去實施自己的救國計劃，我們永遠不要低估封建制度下那些“忠君”思想的迂腐有多麼的頑固。

綜上所述，于謙義無返顧地推選朱祁鈺登上皇位，是一個拳拳愛國之心在那個危難之際的勇敢和智慧的體現。把朱祁鈺推上皇位的副作用，于謙必然是清楚的。但是，做大事不拘小節，在他心目中，愛國才是大事，忠君次之。

于謙為什麼要力主迎回朱祁鎮

打贏了北京保衛戰，又要面對新問題

接下來的“北京保衛戰”，大明贏了，大明的江山是轉危為安了，但是大明的政治卻一切如我們前文所預料的方向進行著。

吃了敗仗的瓦剌果然恰到時機地充當起了

而朱祁鈺果然也是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結果和局面的，這一點我們應該是無可非議的，畢竟朱祁鈺臨危受命，於國家有功，於社稷有義，這樣走馬觀花之後，就讓他去面對可能被廢黜甚至可能被迫害的局面，於情於理都有點說不過去。

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以歸，謙力也。——節選自《明史 于謙傳》

最後還是于謙言之鑿鑿地保證和承諾了朱祁鈺的皇位安全，朱祁鈺才答應迎回朱祁鎮。後面便是朱祁鎮開始了自己長達七年的南宮幽禁生涯和通過

兩兄弟不是冤家不聚頭

而朋友們可能會很詫異，怎麼又是于謙力主要迎回朱祁鎮呢？于謙為什麼老愛當“出頭鳥”呢？難道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都能看到的後果，于謙不明白嗎？顯然不是，事實上于謙被害的時候，那麼釋然、那麼坦然，說明其早就對可能發生的事情瞭然於胸。

假設於謙自私一點、狡猾一點，他完全可以在“迎回朱祁鎮”一事上保持沉默，即便天下人要罵也不會罵到他頭上來，而且迎回朱祁鎮對他來說沒有一丁點好處，當時的于謙備受朱祁鈺的信任和依賴，已是大權在握了，他還能圖個什麼呢？相反，作為朱祁鈺的重臣，他還有可能被政治清算。

于謙是以他的無畏之心行無愧之事而已。于謙骨子裡也是一個文人，也是一個恪守儒家道德要求的臣子。朱祁鎮即使被尊為太上皇，但他終究曾是這個國家的象徵，也是朱家王朝的正統，出於保家衛國的特殊需要，于謙可以擁立新的皇帝，但這不代表于謙骨子裡是不忠君的。現在是和平穩定的時期，瓦剌且主動提出送回朱祁鎮，如果棄之不顧，道義上和道德上都說不去過去。

即便迎回朱祁鎮會引起各種多餘的政治麻煩，但這畢竟是大明王朝關起門來的“家事”了，

所以，在確保自己能夠無愧於大明的江山社稷時，確保能夠無愧於那個信任和支持自己的朱祁鈺時，于謙也不想愧對這個國家曾經的皇帝——朱祁鎮。

尾聲——忠君和愛國的區別

于謙不愧是真正的英雄

“忠君”和“愛國”是永不過時的主題，尤其是在封建社會，兩者幾乎成為人民最主要的道德框架。而且，從普遍意義的角度上來說，兩者在封建社會的和平時期是並沒有明顯的區別的。因為封建君主就代表著國家，忠君就是愛國，愛國就是忠君。

但是兩者終究不是完全對等的關係，忠君，忠的是皇權的載體——皇帝本人；愛國，愛的卻是政權的載體——國家本身。兩者的高下之分、雲泥之判，一目瞭然。

于謙就是一個把愛國和忠君的主次之分思慮得十分清楚的英雄，江山社稷重於君王，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很多歷史人物總是在這兩者之間偷換概念或者混淆視聽或者墨守成規，要麼愚忠，要麼死忠，要麼虛愛，要麼媚愛……

忠君不等於愛國，譬如王振那樣依託於朱祁鎮來獲取個人權力的忠誠，與愛國是背道而馳的。同時，

能留清白在人間的人都是愛國

封建文化之所以把忠君與愛國等同起來，是因為中央集權制日益加強的結果，根源是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君主制是保障天下安全、促進生產發展、維護人民利益的唯一有效的政治制度，離開了它，整個民族就無法生存與成長。

千百年來，由於國內國際上攻伐不斷，硝煙四起，所以驅逐外寇、保家衛國就變成了最大的愛國行動，岳飛、鄭成功、戚繼光、文天祥都是這樣的人；同時還要像范仲淹、海瑞、屈原、魏徵這些歷朝歷代的清官廉吏，他們匡扶正義、除暴安良、揚善抑惡、保護百姓，也是無可爭議的愛國者。

但真正的愛國者，還是那些愛好和平、遵紀守法的默默無聞的老百姓，他們恪盡恭勤，創造著家庭幸福，守望著一方平安。他們既是國家瑞祥的吉兆，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

因此，即便平凡的我們，依然應該毫無阻力地做一個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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