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個山西男孩出現在德國柏林，在柏林這個城市實在是承載了太多，二戰後的柏林牆阻斷了人們回家的路，成了歐洲人與人之間的鴻溝。
所以很多人開始越過柏林牆，目的只有一個——回鄉。
這個山西男孩在柏林這個城市中，找到了一個通往未來的路。戰後的柏林慢慢復興，舉辦了柏林國際電影節，而這個男孩就在這次電影節上拿了“論壇”大獎。從此這個男孩拍的電影越來越像柏林人，都在唸著回鄉。
這個人就是賈樟柯，他的獲獎電影就是《小武》。
那一年賈樟柯28歲，在《小武》的片頭就寫著“本片系北京電影學院學生作品”。不得不說賈樟柯是一個才子，當然他對於拍電影也義無反顧。
28歲對現在很多年輕人來說不是成為了一名電影導演，而是成了房奴。
這部片子之後，賈樟柯又拍攝了《站臺》、《任逍遙》，被稱為他的“故鄉三部曲”。可是賈樟柯在柏林大放異彩之後的二十多年間，他沒有再回到過柏林，而今年他又回來了，帶著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所以對賈樟柯來說，回柏林就像回家。
賈樟柯的“逃離”與“歸鄉”
人總是離開了才想著回去，像魯迅，離開了家鄉才想起他的百草園與三味書屋，賈樟柯年輕的時候也是不想待在汾陽的。
汾陽地處山西腹地，是山西的省級歷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酒都，有著國內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產基地，著名的“杏花村”就在這個地方生產。
可賈樟柯不喜歡這個城市，他覺得待在這裡就像待在一個“圍城”中。所以賈樟柯剛學會騎自行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通過縣城的鐵軌，停好自行車，看著綠皮火車發著“嘟嘟”的聲音駛向遠方，賈樟柯也想坐著火車去看看詩和遠方。
1990年，賈樟柯考取南開大學失敗，家人不能讓已經20歲的他無事可做，於是準備讓賈樟柯去太原學美術，賈樟柯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激動，雖然還是在山西，但是他覺得他已經開始慢慢逃離家鄉了。
送賈樟柯去山西的那天，他的父母眼中含著淚水，可賈樟柯卻沒有任何反應，他反倒覺得他解脫了。
直到1993年，賈樟柯考了三次終於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他再一次興奮，因為這一次他逃離的不僅只有汾陽，還有山西。
賈樟柯上大學時和其他學生不一樣，一有空他就跑到自習室，然後開始寫劇本，就像賈樟柯自己描述的那樣，他一寫劇本思緒便回到了家鄉。於是他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小武》回到了家鄉汾陽拍攝。
這部電影拍攝時，全村人都在幫他，在場地上以及演員上都給了賈樟柯很大的支持，在《小武》中扮演小勇和更勝都是賈樟柯的發小。
包括後來他拍《山河故人》，賈莊村的村支書舉全村之力為賈樟柯收集老物件。也是在拍電影的同時，賈樟柯慢慢從故鄉中感受到了溫暖，也覺得故鄉這個圍城離開後才會想重新進去。
賈樟柯愛喝家鄉的“杏花村”，和自己老家的朋友喝酒，幾杯之後，朋友們就不管賈樟柯是什麼身份或者職業，直接就叫他的小名“賴賴”，賈樟柯覺得這個稱呼親切。一到中年便會開始感慨，開始思念自己的故鄉和親人。
包括今年在柏林電影節上，有記者問賈樟柯接下來想幹什麼？賈樟柯回答：“我現在就想趕緊回家，陪陪老母親。”
人在年輕氣盛時總是會有出去闖蕩的念頭，所以李白才會寫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可是等到殘花落盡，看透世間往事時，又覺得故鄉是最可愛的，這時才願意將自己剩下的時光獻給自己的來處。所以李白放棄皇宮的富足生活，開始做一個浪子，才會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樣的千古名句。
賈樟柯說“浪子之所以被稱為浪子，是因為身後有家。”故鄉是一個人的來處，也是歸處，沒有了故鄉，浪子就不再是浪子，而是棄子。
在《朗讀者》中，當董卿問賈樟柯和自己故鄉時賈樟柯說道：“我覺得我可能還是一個浪子。有一天我還會捲起鋪蓋去到一個地方，在那個過程裡面我可能是把家包在我的行李裡面，但是故鄉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陽轆轆把街5號的小賈。”
所以他才會寫《賈想》，其實賈樟柯真正念著的是“家鄉”。
賈樟柯在汾陽呆了23年，也對外面做了23年的夢，是電影讓他“逃離”，也是電影讓他“回家”。
賈樟柯電影的“逃離”與“歸鄉”
賈樟柯說當他從北京電影學院回到家時，聽說家鄉的一些建築要被拆了。他心中忽然多了一些悲傷，這些建築物畢竟陪伴了他整整23年，就像身體的一部分，是他的童年和回憶。
於是他誕生了新的想法，拍一部電影記錄這些即將消失的建築物，正是因為“記錄”兩個詞，才奠定了賈樟柯的電影特色——強烈的紀實感。
在處女作《小武》中，賈樟柯通過靜止的長鏡頭來記錄家鄉的面貌，被塗上巨大“拆”字的房屋，放著流行的港片和音樂，這是那個時代的符號，通過特色的固定長鏡頭來保留這些景象和時刻，帶著觀眾回到過去。
在《站臺》中賈樟柯依然使用自己獨特的拍攝手法，
用靜態超長鏡頭或者是緩慢地搖移拍攝，讓觀眾清晰地看到了影片中所紀錄的時代，給人一種歷史的縱深感和厚重感。
如果說賈樟柯《小武》和《站臺》中更加傾向於鏡頭的表達，那在《任逍遙》中則開始注重光線對情感的表達和空間的記錄，冷暖色調的對比表現了兩個故鄉，暖色調代表“歡喜”，冷色調代表“失落” ，這就是賈樟柯心中的故鄉。
這三部被稱為“三部曲”，而之後的《三峽好人》、《山河故人》、《江湖兒女》則開始討論“逃離”和“歸鄉”的問題。
《三峽好人》中沈紅離開山西來到三峽是為了尋找自己許久未歸的丈夫，韓三明離開山西來到三峽是為了找自己曾經的老婆，兩人都想讓自己苦苦尋找的人回去，可卻又猶豫不決。這正是在表達賈樟柯自己在“逃離”和“歸鄉”之間的掙扎。
而《山河故人》中跟隨父親移民到澳大利亞的張到樂總是感覺自己缺了點什麼，他還記得自己小時候去過中國一個地方，內心的空虛使得張到樂回鄉的情緒越來越強，最終在自己的女友兼老師米婭的勸導下，決定回山西找回自己的“根”。
《江湖兒女》則是更加直觀的表現了賈樟柯此時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廖凡飾演的斌哥在雙腿折斷之後回到家鄉，這是來處，也成了歸處，在外闖蕩的克拉瑪依男子也要回家，回到家就想開個小商店，從此留在故鄉。
賈樟柯在他的電影中，從來沒有迴避過“故鄉”，他說：“故鄉的距離越來越遠的時候，你才真正獲得了故鄉。一個人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真正獲得故鄉。”
當身處故鄉之時，感受不到故鄉的可愛與美好，只想著一心往前飛，可逃離故鄉之後，才會覺得心中有所缺失，而這個缺失其實就是眷戀。故鄉是賈樟柯的電影，也是每個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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