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科學史系的系主任吳國盛有一個很譁眾取寵的命題：
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四大發明不屬於科學。
一些人支持，一些人反對。其實在我看來，吳國盛只是玩了一個偷換概念的把戲，將“科學”和“西方科學”劃上了等號，然後再去論證一切和“西方科學”不相符的事物都不屬於科學。
這是一個相當無聊的論證，就像小李的爸爸不可能是小王的爸爸一樣，先將“爸爸”這個範疇定義為“小李的爸爸”，然後再拿著這個範疇去論證“小李的爸爸”不是“小王的爸爸”，然後再得出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
小王沒有爸爸。
一切定義不同的爭論都是毫無意義的。就像孫宏偉的“夏”不是許宏的“夏”、歐立德的“內亞屬性”不是汪榮祖的“內亞屬性”一樣，吳國盛口中的“科學”也不是我們理解的“科學”。既然對於科學的定義都完全不同，那麼無論是對其觀點的讚揚還是批判，其實都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吳國盛自己本人也說了：
古代中國有沒有科學？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定義問題，而不是歷史經驗問題；是一個觀念問題，而不是事實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 。
吳國盛談的是科學的定義、觀念和哲學，而不是歷史經驗、事實問題和歷史問題。其實他只是在用老本行哲學的酒瓶子來裝歷史這瓶新酒，他要做的不是歷史考證，因為他也沒功力做這個；他要做的其實就是以論帶史的歷史哲學，但是就像宮崎市定對於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反思一樣：
但是，對於這種不論史實而理論先行的態度，我無法贊同。不管到哪裡，歷史都是以史實為基礎的，理論這樣的東西必須置於史實之後。歷史學最重要的是現場感，歷史學的研究必須在這種現場感之上逐漸推進。
歷史哲學，可能具備哲學上的意義，但對於歷史研究，太過空泛。
因此，要回答本問題，不能僅僅從吳國盛的一句“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四大發明不屬於科學”就泛泛而談，以一句話而概括一個人所有的觀點，是危險的。
談論吳國盛的“科學”，我認為採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從他自己的文本入手，是一個比較保險的做法。知乎電子書其實就有吳國盛的一本書，叫《什麼是科學》：
《什麼是科學》電子書
這本書篇幅不大，不到二十萬字，談的主要也是我最關心的問題“吳國盛認為什麼是科學”，因此，很適合作為研究的文本。
坦白來說，這本書質量不高，行文拖沓且重複，邏輯時常陷入混亂；以論帶史太過明顯，或者說得直白一點，吳國盛缺乏最基本的歷史素養。
其實我認為，這本書在一開始的自序這一章，就已經可以全書終了，他在自序中說：
除了回到西方的歷史語境中，追溯希臘科學和近代科學的歷史由來，本書也希望為重新評估中國古代的科學開闢一個新的思路。
開宗明義就已經直截了當的表示“回到西方的歷史語境中，追溯希臘科學和近代科學的歷史由來”，也就是說他所談論的“科學”，屬於西方歷史語境中的科學。那麼，其實根本就不需要“重新評估中國古代的科學”了，因為東方歷史語境中絕對產生不了和西方歷史語境一致的科學 ，也就可以直接下本題目所說的結論“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或者說得更詳細一些“中國古代 沒有西方歷史語境中的科學”。這其實是一個不言自明的結論，一群鴨子自然生不出小雞，這還需要什麼證明嗎？他的這本書，是一本毫無意義玩弄文字遊戲或者說概念遊戲的書。
在第一章“現代中國人的科學概念及其由來”中，他說得更加直白：
要真正理解「科學」，我們需要進入西方的語境，因為「科學」本來就來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說？第六章“傳統中國的科學”中給出了他的答案：
我認為，無論在近代數理實驗科學的意義上，還是在西方理性科學的意義上，中國古代都無科學。
就像他在自序中的那句話一樣，這句結論也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廢話。既然吳國盛已經限定了在“近代數理實驗科學的意義上“、”西方理性科學的意義上”來談論科學，那中國怎麼可能在古代就產生
近代數理實驗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和西方理性科學意義上的科學？ 拉斐爾名畫《雅典學院》
一方面談近代和西方，一方面又說中國古代無科學，實在是廢話中的廢話。這就跟說我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發明現代意義上的計算機一樣。
所以，吳國盛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四大發明不屬於科學”，這個論斷在他自己的理論體系中，是沒邏輯自洽的，因為他將科學定義為：「科學」本來就來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東西。這種西方所特有的東西，我們中國怎麼可能有？
吳國盛的這種論調，其實並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什麼值得驕傲的學術發現，也起不到所謂的：
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在今天顯得格外緊迫。近十年來，我在各種場合無數次發表以此為題的講演，聽眾既有政府高級官員、院士科學家、IT 精英，也有普通學生、學者、民眾。他們對這個話題的深切關注讓我感覺到這是我們民族今天不能不認真反省的問題。我希望這些初步的思考能夠喚起更多人的認同，凝聚更多人的共識。
這是一種有很深歷史淵源的腔調，跟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某部說不得的紀錄片。這個紀錄片認為，黃土、長城、海岸線等等從出生就帶著原罪。環境決定論是其主要的強調：
環境越困難，刺激文明生長的積極力量就越強烈，這是西方史學界一個著名觀點。
對於黃土孕育的中國農業文明，它說：
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這塊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對於節氣這樣的大的時間座標，中國人也習慣於把百年興衰，只看作是歷史長河的短暫的一瞬間。盛衰的交替，猶如冬去春來。 多麼重大的社會變動和人間災難，也似乎是過眼煙雲。 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具有深刻的歷史感。但同時，也都不象中國人那樣奉行著一種獨特的，聽天由命的生命哲學。
因為黃土，所以聽天由命。
黃土高原
對於長城，它說：
長城就把這個寧靜的，熟透了的農耕文明緊緊地包裹起來。久而久之，它就變得再也不會像秦皇漢武那樣去主動出擊了。
毫無疑問，戚繼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軍事家。不過，他留給我們的遺憾也是 巨大的：為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過海洋來大中國，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竟然連想也沒想過去那個島國看看這倭寇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們當時的歐洲已經擁有火器裝備的海軍四處侵略，而中國還只知道修築萬里長城？並且竟然把長城修到了海邊呢？
萬里長城
對於四大發明，它說：
四大發明在它們的家鄉卻是命運不濟。最早點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國人，沒能成為最早飛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幾百年一貫制，至今還只發揮著驅鬼辟邪和熱鬧喜慶的功能。紙和印刷技術這種不可估量的通訊傳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書成風的中國，一千年也沒能釀成知識爆炸，到頭來還是西方反過來向我們輸入了鉛印技術。儘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紀就在“夢溪筆談”裡描述了羅盤針和磁偏角現象，可中國從來沒能成為海上強國，倒是西方列強依靠羅盤針的指引逼到了我們的家門口。
而這種論調，是吳國盛的跟腳所在，因為你曾落後捱打，所以你必一無所有；因為這塊土地，決定了中國人保守、落後和沒有科學精神，因此他在第二章“西方科學淵源：希臘理性科學”中談論中國時，說到：
中華文明本質上是農耕文明。在這片相對封閉、適合農耕的土地上，我們的先人發展出了成熟而又穩定的農耕文明。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獨特的。誠然，人類進化的一般歷史都是從舊石器時代走進新石器時代，而新石器時代的根本特徵就是定居和糧食生產，也就是所謂農耕文明，但不同的民族進入農耕文明的時間和程度是不一樣的。中華農耕文明特別典型、特別成熟，以至壓抑了其他文明類型的發育。
比如，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沒有發達的海洋文化，這是農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結果。比如，中國的萬里長城，表達的是典型農耕社會的防禦思想。比如中國傳統社會人分四等，「士農工商」，手工業者和商人地位低於農民，也反映了農耕主導的思想。因為黃土和黃河，所以中國沒有科學。
九曲黃河
那為什麼希臘會有科學呢？他解釋說：
希臘半島土地貧瘠，糧食產量不高。主要產出是葡萄和橄欖，以及葡萄酒和橄欖油。為了獲得足夠的糧食，需要與近東地區進行貿易。愛琴海又極為適合航海。海面上島嶼星羅棋佈，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總能看到一兩個，因此，即使在航海技術水平很低的遠古時期，人們也可以克服對大海的恐懼往來其上。此外，希臘人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的後代，有遊牧民族的文化基因。
海邊的希臘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環境越困難，刺激文明生長的積極力量就越強烈”。
幾十年過去了，這種論調居然還能掀起軒然大波，我只能說，有些歷史不能忘記。不然當有些人拿著歷史上已經很不值一曬的觀點來繼續招搖撞騙時，再生出一種：哇，好厲害，的感覺。就很值得悲哀了。
例如網絡上的一些中西對比高贊貼中經常出現的一種論調，基本就是照抄那部紀錄片，如若不信，請看紀錄片中的一段解說詞：
當王陽明在那裡靜坐格竹子的時候，達·芬奇一面解剖屍體，一面畫著《蒙娜麗莎》，麥哲倫完成了他最早的環球航行，哥白尼也在準備發表《天體運行論》。 後來，當顧炎武醉心於訂正古字音的時候，伽利略發明瞭望遠鏡，哈維出版了論血液循環的鉅著，而牛頓創立了微積分。 西方人研究星辰、人體、槓桿和化學物質，中國人則研究書本、文字和故紙堆。
是不是很熟悉？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總是押著相同的韻腳。
某殤論也好。吳國盛也好，需要回到歷史研究的原教旨主義，也就是現在姚念慈、辛德勇等一些人身體力行的實證史學，注重歷史感，注重對於歷史文本的分析，迴歸歷史研究的傳統，就像姚念慈所說：
實證史學研究不僅是個人識見的積累，也是前輩們開闢的一條可靠的路徑。正是有了大量的實證成果，歷史的敘述才有堅實的基礎，而不至於流於空泛。
無論是某殤論，還是吳國盛，其最大的敗筆就是：玩弄概念，變果為因，流於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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