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張志斌所編的《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國歷史上幾乎歷年都有“大疫”，有的是天災，有的是人禍。
2003年“非典”發生後，火起來的不僅是鍾南山院士，還有此前絕對冷僻的中國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
其實，中國自古就是疫病多發的國家，漢字“疫”最早始見於甲骨文，《說文解字》裡談得很明確，“疫，民皆疾也”。但長久以來，學者在歷史研究中都很少納入疫病這個維度，儘管歷次農民起義誘因中，大多有瘟疫肆虐、民不聊生這一條。
“非典”後歷史、社會、人類學家都將目光聚集到疫病與人類社會的關係上，一時成果斐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高晞認為，“新冠”肺炎暴發也會再次促使醫學史研究跨上新臺階。
《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瘟疫與人》《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
明清疫病最為嚴重
根據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張志斌所編的《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國歷史上幾乎歷年都有“大疫”，有的是天災，有的是人禍。
東漢末年，長江以北地區暴發了一次大規模瘟疫，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當時詩人王粲在逃亡中見到，“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高晞說，因為古代史料記載的缺失，從可考的數據統計分析可以確認，明清時期的疫病最為嚴重。
晚明自萬曆年間開始，華北地區暴發鼠疫，崇禎十六年鼠疫蔓延至北京，《明史》記載當時京城“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據研究者推測，光是萬曆至崇禎年間華北兩次大規模暴發的鼠疫，死亡人口就超過1000萬。
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在太平天國戰爭後期的主要戰場江南地區，也暴發了一場規模罕見的瘟疫，這是清代江南地區疫死率最高的瘟疫。當時戰事頻繁，太平軍、湘軍、流民、難民等大規模人口流動，導致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區生存環境惡化，最終引發多種瘟疫，死亡人數高達320萬~600萬。
帝制時代的最後一次瘟疫，是1910~1911年間，在東北的滿洲里、哈爾濱、山東等地爆發的鼠疫，這也是20世紀最嚴重的一次鼠疫，導致6萬多人死亡。
疫病影響長江流域開發
美國曆史學家麥克尼爾的經典著作《瘟疫與人》，是把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起來的開山之作，他在書中談到疫病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麥克尼爾認為，中國開發黃河流域差不多一千年後，長江流域才出現類似的進展，原因就在於，有一種肉眼不可見的風險嚴重阻礙了人們向南方拓展的步伐，“那便是病毒和細菌”。因為南方溼熱的氣候容易滋生出更多病毒和細菌，而寒冷的北方則有利於殺死那些不耐寒的微生物。因此中國古代先民向南方拓展時，無法抵禦南方的病毒和細菌。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餘新忠是大受好評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作者，同時也是《瘟疫與人》譯者。他認為，循著麥克尼爾的思路來考量中國歷史，會有很多新思考。比如魏晉和宋金元，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而這時恰好又是疫病高發期，同時也是歐亞大陸傳染病模式動盪調整時期，“這究竟是巧合還是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繫？若有聯繫，究竟是分裂促發了瘟疫，還是瘟疫阻礙了統一？”
瘟疫流行，還會動搖王朝統治秩序。比如明朝末年的鼠疫，讓社會經濟停滯，農民被迫加入“流寇”。而農民起義的此起彼伏、四處流動，又加速了鼠疫的傳播和擴散。“明王朝是在災荒、民變、鼠疫和清兵的聯合作用下滅亡的”，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在一篇論文中說。
“非典”後疫病研究火了
1976年麥克尼爾完成經典著作《瘟疫與人》後有個遺憾，就是由於當時東方世界在疾病社會史研究上不夠深入，可以使用的資料有限，使他書中涉及中國的部分“多有誤會”。
張志斌是國內最早從事古代疫病研究的學者。1984年讀碩士時，她就開始將研究方向聚焦到古代疫病史。在沒有網絡和檢索系統的時代，她靠翻閱一本本原始古籍，爬梳出一千多條古代疫病流行資料，寫成《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這份年表將散落在歷史角落裡的古代疫病記載重新完整展現出來。“就醫學史來說，她的研究實在可以說是洞開了一個新的研究天地。”餘新忠如此評價。但張志斌在《年表》自序中卻坦承，當時她完全處於“學術孤獨狀態”。
而餘新忠自己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是國內第一部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專著。這本書從瘟疫治療出發，進而探討了中國近世社會的發展脈絡、清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2003年1月出版時，恰逢“非典”暴發，原本極為小眾的學術專著，竟然一下子成為年度暢銷書。
“非典”後，全球疫情史研究方面的名著，陸續有被譯成中文的，除了一版再版的《瘟疫與人》，反響較大的還有日本學者飯島涉的《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等。
但是直到新冠肺炎爆發，很多人才發現，我們對疾疫及其歷史變遷的瞭解依然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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