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數字文化內涵極其豐富，其中“五行配五”文化有著不尋常的文化個性和價值體系，而我國傳統數字文化的核心，恐怕非“五行配五”說莫屬，因為它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基礎和精髓。五行說始於周代末期，盛行戰國時期，並逐漸滲透於中國古代的天文、曆法、人的思維模式、禮數、醫學、音樂等各個領域，它既是思想方法論，又是世界觀，成為我國上古文化的代表。本文主要論述了“五行配五”文化的基本含義及其科學價值。
一、“五行配五”文化模式的起源
“五行配五”模式起源於五行說，古往今來，對五行說起源的闡釋眾說紛紜。前人把五行說的起源歸之於先民對金、木、水、火、土五材屬性的認知，即為“五材源說”；前人藉助於古占星術，稱金、木、水、火、土原為大行星之號，即為“天源說”；前人藉助於甲骨卜辭，以卜辭中的五方說為五行說之濫觴；後來戰國自鄒衍將其演化為“五德始終說”；漢董仲舒將其演化成“五行生剋說”等等。“五行”觀念的產生，實際是初民在生產生活過程中對物質世界構成的一種最原始、最樸素的認識。人類在求生存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己賴以生存的物質，無非是金、木、水、火、土這五大類物質。如果較之印度民族祖先的“風、火、水、土”四色觀念而言，我們不得不佩服我們的祖先們對世界物質分類的科學與精湛。
五行中的“五”是指自然界中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行”古人作井，像街道之形，有通路之義，即運行變化。五行，也就是自然界金、木、水、火、土五類物質的運行變化。五行學說是古代的哲學思想，以五行為代名詞，歸納、推演用來說明物質世界的聯繫運行及變化的學說。五行學說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五行的運動變化所構成的。正如《靈樞·通天論》所說：“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那麼，古人認為決定這五種運動變化的物質，為什麼不是六種、七種？這就取決於古人認識事物的層次了。我們都知道，最初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最初的數字呢，也只有一至五。因為古人在記數時，目光聚焦在一隻手上，手上只有五個指頭，手可以創造萬物，因此，古人認為，五就足夠他們記載萬事之數了，也就是說，萬事之數離不開五。六是五加一，七是五加二，如此類推，可以千變萬化，算盤計數就是這個原理。因此，古人從生產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五行，也就統括了萬事萬物。
從文獻學的角度去考察，“五行”觀念應產生於商代，因為是《尚書·洪範》首先提出五行說。《洪範》中說，周武王打敗商紂，俘虜了箕子，周武王向箕子徵求治周之策，箕子介紹了治國九大原則，即洪範九疇，其中第一條就是“五行”。可見，“五行”在商代已有較大影響。其次，從人們的認識觀這一角度去審視，“五行”觀念的產生也是在農業生產社會發展商代時期，因為人們日常生活需要的是水和火，而農耕用的工具是木和金，至於土乃是人們棲息之所，萬物生長之本。《尚書·大傳》說：“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可見五行的提出體現了古人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中國古代先民由五行推及到地之五方，天之五時，人之五官，食之五味，樂之五音等等，一一對應，逐漸形成了“五行配五”的系統觀念。其實，古人的五行配五方、配五時，即濫觴於古人對四方與四時的認識。甲骨文專家胡厚宣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發表文章探討商人的四方觀念，並將之與《山海經》、《尚書》、《國語》諸書所記載的“四方”與“四方風”相互印證[1]。明辨四方在殷人的生活中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它不僅關乎宗教，也關乎興邦邑、建陵墓、促生產、固生活的實際需要，所知方而務事，通神而佑人。然而，空間不是單獨存在的，它總是和時間相連，所謂“四方，四時不體”(《漢書·律曆志》)。四方為空間意識，“四方風”則在很大程度上滲透了殷人朦朧的時間意識，殷人在對四方風的命名中漸次萌生了只有在後來才有的春夏秋冬四時觀念。四方變五方胡厚宣先生認為產生於商代，四時變五時，有學者認為產生於商代以後。總之“五行配五”觀念與時間空間關係最為密切，且在天之五時、地之五方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
二、“五行配五”的文化含義
五行說根源於中國人對世界本源的認識，五行中“五”的地位是極其崇高而偉大的，隨著五行說的抽象化和倫理化，中國數字文化中出現了大批以“五數配列”的數字文化，“五”成為中國數字文化中最重要的神秘數字之一。
(一)“五行配五”與宇宙圖式的構成
我國古代用數字構建宇宙圖式的歷史由來已久，其中用“五行配五”來構建宇宙圖式最為重要。中古先民習慣於把世界上的事物分為五類，而以五為基數方法廣泛運用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以五為綱延伸至各個子目，最終形成一個龐大的理論框架。這樣五行的意義大大超出一般的分類方式，而上升為一個哲學思想體系，它包容了時空萬物，描繪出一幅紛繁有序的宇宙構成圖像，形成了古代先民的宇宙觀。在“五行配五”眾多的體系中，什麼才是“五”數的客觀基礎呢？也就是說，在五行配五說的諸層面之中，哪一層面的要素客觀地就具有這種“五”數特徵，並具有這種品類萬物，囊括萬有，經緯宇宙，貫穿古今的力量呢？答案只能是時間和空間。因為時間和空間是人類領會世界，認識萬物的基本形式，時間和空間是人們的宇宙觀賴以奠立的基石。據甲骨文記載，殷人把商朝的領域稱為“中商”，而與東南西北四方並列，用五方劃分空間和方位。五時其間，也只有四時，即春、夏、秋、冬四時，只是為了與五方“門當戶對”，故在四時之外增加了“季夏”，用來與“中央”相對應。這種按五方(四方)和五時(四時)劃分空間和時間的時空觀是通過原始天文學建立起來的。原始天文學和曆法制度這種對人類時間和空間知識的奠基作用，應該成為我們理解“五行配五”宇宙圖式形成的出發點。時間和空間是人類領會世界的最基本形式，而時間觀和空間觀最直觀和最原始的表現形式就是曆法。人文之初，正是曆法，構建了一個社會的時間律和空間模式，規定了人們的時間觀和空間觀。因此，曆法是人們理解宇宙和歷史的基本依據。正因為曆法分五時(四時)，天文定五方(四方)，五時和五方就成為原始先民在宇宙構成圖式中最基本的元素。
(二)“五行配五”與思維模式
包括李約瑟在內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一種協調的或聯想的思維模式。“五行配五”理論的形成、發展和完善，本身就是聯想思維的產物。像五行與五色的對應：火——赤；水——黑；木——青；金——白；土——黃，很顯然是聯想的作用。“五行配五”在中國先民這種聯想思維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它既決定著思維的範疇，又決定著範疇的內容，而這種思維模式正是層級遞進的。像五行建立之初是以五種元素為依據，這時的聯想思維主要受到元素屬性的限定。如《洪範》中記載：“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尚書·周書·洪範》)這都是一些直觀聯想。後來隨著中國人思維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五數地位的不斷上升，“五”數崇拜逐漸替代了五元素的主導地位，這種轉變為以“五行配五”為中心的聯想思維創造了更大的空間，大量五數配列都相繼集合在五行的旄下。諸如五穀、五果、五畜、五禽、五官、五臟、五嶽、五音、五味、五色、五臭、五志、五德、五氣、五運等等。正是這些無數個“五行配五”系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複雜的、周密的宇宙哲學系統。因此，中國“五行配五”文化及其相互聯繫，起到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闡釋模型的作用，即以一些最基本的“五數”文化學意義為依據，通過聯想這種思維，對相關的文化現象做出闡釋。
(三)“五行配五”與禮數文化
中國世稱“禮儀之邦”，禮與“五行配五”數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禮記·王制》曰：“子五十里”。“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這裡的“五十”、“五日”、“五月”的文化內涵，雖然在於計數，但其取值的奇偶性、初值的取定等常常具有較深層的文化背景或倫理意義[2] (p. 254)。《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孫丑下》)其中“五百年”背景複雜，內涵豐富，就歷史經驗而言，“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孟子·公孫丑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孟子·公孫丑下》)至戰國時，鄒衍繼承了孟子的思想，並將其發展為“五德始終說”。它用五行相勝推演王朝的興衰與朝代更迭，並預示吉凶。這種“五行配五”的禮數對秦漢時期的禮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推始終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以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則毅戾法，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這裡是說秦始皇根據五德始終理論，認為秦朝應取水德代替周的火德，取“五色”中的黑色作為旗幟的顏色，“五數”(天數：二、四、六、八、十)中的六作為度量的尺寸，“五季”中的冬季改年號，“五材”中的水作為立國之本，等等。這是根據“五行相勝”的順序推演的，即“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勝火者水也，所以秦尚水。西漢時，劉邦也根據“五行相勝”的理論，將以前的祭“白、青、黃、赤”四帝改為祭五帝，增加一個黑帝(《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是中國古代宗教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隨著漢代讖緯神學思想的盛行，“五行相生”之說又有了“虞土、夏金、殷水、周木、漢火”之五數配列，所以漢代推崇紅色，稱劉邦“股上有七十二黑痣”，為“赤帝下凡，斬白蛇而起”(《周禮·春官宗伯·筮人》)等。王莽篡政時，自稱是舜的後代，在五行中屬土，在五色中屬黃，當代漢而立(《漢書·王莽傳》)。農民起義軍黃巾軍也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這些都是五的禮數文化在五行學說中的運用和體現。
(四)“五行配五”與中醫學
中國古代的中醫學對五行理論的運用是最為充分和有效的。《黃帝內經》中說：“火者，心也……水者，腎也……木者，肝也……金者，肺也……土者，脾也。“(《黃帝內經·靈樞·熱病》)火水木金土分指五臟，這是“五行配五”文化在醫學中最基本的含義。《黃帝內經》在總結古代醫療實踐基礎上，提出治病“五法”：“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洩之，水鬱折之。”(《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此處木火土金水又代表與五臟相關的五種病症。運氣學是中醫的理論基礎，它用五運六氣描述氣候對人體影響。如《素問·氣交變大論》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洩食減……歲火太過，寒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民病兩肋下少腹痛……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這裡的木土火金水則代表影響人體健康的五種氣候，稱為“五運”。古人還運用五行生剋關係闡述藥性與疾病之間的剋制關係及其配伍施治原則。中醫認為，五行平衡是人體健康的重要條件，只要土德其養，“水火既濟，木金交合”，就能“諸邪自去，百病不生。”(《本草綱目·草部》)若五行失去平衡，便會導致疾病，這時要針對不同情況予以調治。臨床上應用五行生剋規律制訂的治療原則很多。常見的具體原則有，滋水涵木，益火補土，培土生金，助金生水，抑木扶土，培土製水，佐金平木等等。這裡的木火土金水是代表影響人體健康的各種因素和生理病理現象等。五行理論中五數文化與中醫學的關係是密切的，運用也是非常普遍的，除了“五臟”、“五法”、“五病”、“五運”之外，《黃帝內經》中提出了近百條五個一組的配列：“如五體、五宮、五液、五味、五勞、五脈”等等。
(五)“五行配五”與音樂
中國民族音樂的基礎是“五音”、“七音”和“十二律”。其中五音與五行就有著密切關係。最早記載“五音”的典籍是《管子·地員篇》。書中在論述“三分損益”法時，自宮音開始依次求出了五音及其相互的音程關係。由低到高排即是“宮、商、角、徵、羽，等於音樂簡譜的1、2、3、5、6。《鶡冠子·天權》曰：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商，右挾商羽，徵君為隨。”此以“五音”與“五行”相配，乃所謂五數文化在兵家中的運用至少在戰國時期。按照五行學說，木、火、土、金、水依次對應於音樂的角、徵、宮、商、羽；方位的東、南、中、西、北；顏色的青、赤、黃、白、黑；五臟的肝、心、脾、肺、腎。《黃帝內經·素問·金匱真言論篇》中就有相關的論述，如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畜雞……其音角；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其畜羊……其音徵；中央黃色，入通於脾……其畜牛……其音宮；西方白色，入通於肺……其畜馬……其音商；北方黑色，入通於腎……其畜彘……其音羽。我國古代先民，將五行與五音、五方、五色、五臟、五畜分別對應排列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將五音排列成“角徵宮商羽”的形式與“木火土金水”相對應，象徵著帝王的宮音居正中央，是中央黃權思想的體現；將五色“青、赤、黃、白、黑”與“木火土金水”相對應，體現了人對五種物質中顏色屬性及其功能的初步認識。木象徵著植物，屬東方，體現春天和青色；火屬南方，體現夏天和紅色；土屬中央，顏色尚黃，體現了至尊的黃權思想；金屬西方，體現了秋天和白色；水屬北方，體現冬天和黑色(《史記·天官書》)。
將五臟“肝、心、脾、肺、腎”與五音“角、徵、宮、商、羽”、五畜“雞、羊、牛、馬、豬”分別相對應，是因為古代醫書中用各種調式音樂來治各種疾病時，是基於情緒的考慮：認為角調式音樂常使人產生悲傷哀痛的情緒，它聲如雞啼，適合於對肝病的治療；認為徵調式音樂如羊鳴，常使人產生恐懼、驚駭的情緒，適宜於對心病的治療；認為宮調式音樂如牛叫，常使人產生憤怒的情緒，適宜於對脾病的治療；認為商調式音樂如馬嘶，常使人產生勝利喜悅的情緒，適宜於對肺病的治療；認為羽調式音樂如豬叫，常使人產生思慮的情緒，適宜於對腎病的治療。正如《樂記》所云：“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黃帝內經·素向·陰陽應象大論篇》亦云：“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古人將五行與五音，及其與五方、五色、五臟、五畜等聯繫起來，不僅反映了先民對五數文化的崇拜，而且其中蘊涵著樸素的辯證思維成分。
(六)五行與“二五”數文化
《管子》中有所謂“二五”之數。其《揆度》曰：“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赤白黑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成甘苦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之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之其勢，民失二五者之其象。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五味、五聲(音)、五色是經常與五相配概念。所謂“人君以數制之人”，這裡的數乃指“二五”。據《管子》所言“二五”文化的含義，乃是天地陰陽五行，這裡用來指人君治國之策，而且因涉及民眾生活聯繫之切和國家治亂安危之大，又謂之“國機”。這是“二五”數字文化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具體運用。
三、“五行配五”文化的科學價值
“五行配五”文化在中國古代有著多重的科學文化內涵。一方面，“五行配五”文化是一個內涵豐富的開放系統，其內容涉及數、理、化、天、地、生、醫、音律、曆法、度量等各個方面。另一方面，古人以木火土金水五種自然物質的形象、顏色、屬性或引申意義為基石，把具有某種相同、相似或相近性質的事物，分別納入“五行配五”體系的各種事物中，認為它們也按照某種關係發生相互作用。如古人認為五臟相互剋制、五音依次演變等。經多種的縱向聯繫和多重的橫向推演，“五行配五”文化實際上已成為世界上萬事萬物所共有的基本結構和運行方式，因此，“五行配五”文化亦有多重的科學文化價值和內涵。
“五行配五”是中國古代宇宙生成的基本模式。“五行配五”是古人對宇宙本體的一種相互認識，也反映了遠古華夏民族的宇宙觀。古人以“五行配五”的圖式來組織整理思想從而解釋宇宙，這其中既有神秘主義成分，但又“的確包含了當時積累起來的大量的經驗知識，人們很樂意將這些經驗知識組織在整套的系統圖式結構中，以得到一種理論上(包括從經驗認識上和數學上)的理解和把握。”[3] (pp. 159-160)由此也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在思維方式上的經驗——直覺式的特徵。從哲學史來看，將世界萬事萬物的本源歸結為某一種或某幾種具體的物質性的東西，或以數字來組織整理從而解釋宇宙，這是人類思維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出現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古代西方亦曾經存在過。公元前5世紀中葉，恩培多克里繼承米利都學派和赫拉克利特學說，提出將水、土、氣、火這四種元素看作世界萬物的本源，即著名的“四根說”。恩培多克里的“四根說”與遠古中國的“五行配五”說已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古代“五行配五”式宇宙生成觀的形成與發展，從而造成了以五行圖式為代表的早熟型系統論思維在中國古代社會思想和觀念形態等到各個領域的多方面滲透。似乎一切問題都可以在這個系統中得到解決。因此，顧頡剛認為：“五行是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人對宇宙系統的認識，二千餘年來它有極強固的勢力”[4] (p. 404)。
“五行配五”是中醫學的理論基礎。《黃帝內經·靈樞·陰陽廿五八》中提出了“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理論，進而以“五”為基數，根據五行生剋關係闡釋自然界與人體生命活動的同步變化規律，將五行文化引入中醫學，形成了特有的中醫五行說。從中醫基本理念的形成到具體治療原則的確定，處處都貫穿著五行生剋關係的邏輯主線。中醫選擇五臟作為人體最基本的要素，並將五臟與五行、五方、五時、五氣、五色、五音、五官、五體、五液、五情、五志、五味、五臭、五聲等事物對應相配，建立了“內有五臟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的髒象理論。由此利用五行說來說明人體的生理、病理、臟腑間相互聯繫的規律，以及人體與外在環境的相互關係，從而指導臨床的診斷與治療，成為中醫學獨特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祖國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中醫學在“五行配五”的滲透和應用下得到了進一步系統化。
“五行配五”滲透著中央至尊思想。中國古代對帝系的解說中，三皇之後，續有五帝，而五帝之中，中央之帝五行屬土，故稱黃帝，而黃帝則居其它四帝之上，在流傳中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配五”中“五”是基數同時也是變量，“五方”由“四方”衍生而來。在殷人看來，中商的地位高於四方，中商乃中央王國，這就意味著在空間上中央統轄四方，時間上中央早於四方，價值等級上中央高於四方。這種觀念是以後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中央集權思想的濫觴，是中央王領屬四方藩臣的政治機構的神聖性與合理性的依據[5] (p. 19)。
西周末期思想理論家史伯開始提出：“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史伯尚土觀念的提出，一方面使五行本身具有一種等級層次之別，土在五行中的地位由此被抬高；另一方面，史伯在論述五行相雜糅的關係時，搬出了“先王”，認為是“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這一觀念既是中華遠古先民尊祖意識的遺存，也反映了史伯在政治上抬高王權的企圖。隨著這一觀念的發展，戰國時期的鄒衍將五行與五方、五色相配，認為金、木、水、火、土各居一方而土居中央，黃色之尊的觀念使土與黃色的核心地位分別對其它四行的統率作用更為明確，“五行配五”中土與黃色的中央至尊地位也更趨完善。漢朝的董仲舒進一步明確了土的核心地位，他說：“土者，君之官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又說：“土者，天之股肱也，……五行之主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在他看來，“五行莫貴於土，”“五色莫貴於黃。”(《春秋繁露·五行對》)董仲舒的這些思想成為“五行配五”中央至尊思想的最基本理論形式，同時也使五行學說染上了極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而窒息了它的正常發展。
“五行配五”模式是中國古代一種辯證的思維形式。歸納和演繹揭示的是複雜的非線性推理關係，屬於辯證思維形式。正像李約瑟所說：“五行說，獨特地避開了本體而抓住了關係，其中含有辯證思維萌芽。”[6]“五行配五”模式是中國古代取得的一項重要理論成果，它對訓練人的思維能力，促進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理論的發展，都曾產生過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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