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獻帝建安年間(196—220年)有七位傑出詩賦大家: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人們稱之為“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皆是詩文大咖,文壇俊傑,他們是除了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之外,建安時期的文學成就的最佳代表。
明代畫作《建安七子圖》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喜抨議時政”,一貫和曹操對著幹,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殺外,其餘六人都是先後投入曹操麾下,因才華受到曹操的器重,與曹丕曹植兄弟友善。
後來,被蔡邕稱為“奇才”阮瑀於建安十七年(212年)病逝。
除了孔融被曹操所殺、阮瑀早逝外,建安七子中其餘五人都被同一場瘟疫奪走了性命。
《後漢書·獻帝本紀》記載: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歲大疫。”
這場疫情極為嚴重,亡者無數,事後曹植曾撰寫《說疫氣》一文,其中說道: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yì),或覆族而喪。”
在這場流行的大疫病中,每家每戶都有有人染病而亡,有的甚至是全家乃至整個宗族死絕。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大瘟疫在奪走千萬人的性命,包括建安七子中剩餘的五人。
建安二十二春,曹操正在南下“徵孫權”的路上。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這是《三國志·武帝紀》的記載。這裡沒有記載曹操為何退兵。
而根據《三國志》其他的史料記載,導致曹操退兵的正是這場空前的大疫。
《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記載道:“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徵吳。到居巢,軍士大疫。”
曹操軍中士兵染上瘟疫,大量死亡。
“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
司馬家族著名的“司馬八達”之一的司馬朗本人也未能倖免“遇疾卒”,可見疫情的兇猛程度超出預料。
曹操不得已“引軍還”。
三曹
東吳的魯肅也在這一年病逝,很大程度也是受這場瘟疫所致。
七子之首的王粲隨曹操大軍南征,也染上了瘟疫,“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而陳琳、徐幹、應瑒、劉楨,雖然留在後方大本營鄴城,也都染病而死。
“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五人都死於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特大瘟疫。
建安七子
當時還是魏王世子的曹丕與這五人經常詩文唱和,相互切磋,感情很深。
在王粲葬禮上,曹丕還帶著其他悼客每人學了一聲驢叫送別王粲。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王粲善屬文,詩賦為建安七子之冠,與曹植並稱“曹王”。 葬禮之後,曹植也親自寫了一篇《王仲宣誄》悼念好友。
一場大疫奪走了建安七子中剩餘的五人性命,從此世上再無建安七子。
曹丕無比哀傷,在給好友吳質的信中表達了對五子逝去的哀輓之情:
“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
曹丕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瘟疫,也讓曹丕對生死看得更加透徹。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嘆,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餘獨何人,能全其壽?’”
士人彫落,死後不過一具棺材,終是一捧土而已。只有立德揚名才能不朽,或者是寫文章著書留名後世。
在這樣的想法下,曹丕“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曹丕開始提前整理自己的詩文著作,“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同時還召集儒者“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
曹丕希望用這樣的方式讓自己的名字被後人銘記。
古代儺戲
曹丕的弟弟曹植撰寫《說疫氣》一文,除了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慘狀之外,也對瘟疫的病因有所分析。
“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難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曹植可能知道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他認為這場瘟疫不是“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導致的,懸符驅鬼是愚蠢之舉。
曹植的認識無疑是先進的,但是受限於時代侷限和醫學的落後,歷代大疫爆發時的愚民仍舊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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