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小說女性視角的書寫探微
引言：在中國文學史上，臺灣文學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戰後的臺灣文學史上，林海音又可以算作是“祖母級”的人物，她在挖掘一堆優秀作家的同時，自己也創作了豐富的作品，被譽為臺灣文壇上的“冬青樹”，尤其是其婚姻愛情小說的創作使其成為了臺灣女性文學的開山之人，在高喊“戰鬥文藝”的背景下，林海音的創作題材顯示作家可貴的精神品質。因此本文將從女性形象塑造、敘事策略及美學風格等方面對其女性書寫意識進行考量，並且對其成因進行簡要探討，以期對臺灣女性文學的發軔進行一個全面客觀的把握。
在大陸有二十五年生活經歷的林海音，因創作中常常以兩岸間為故事背景，曾有“完全超越地域觀念限制和狹隘的集群思想束縛的作家”之美譽。她的小說主要以婚姻家庭愛情為出發點，描寫新舊交替時代中女性戀愛婚姻中的酸甜苦辣，展現一個個“生為女人的悲劇”。她小說中的女性既有舊時代妻妾制度下的傳統婦女，也有五四時期之後逐漸覺醒的新式女子，更有獨立工作的現代女性，然而卻都是在婚姻愛情中掙扎的悲劇角色。兒童視角和女性話語的選取，以及網狀架構、意識流、象徵等手法的運用也使其在展現女性悲劇性的同時，也充滿著淡淡的憂傷，給人以溫婉敦厚之感。這種創作風格的形成與作者獨特的生活經驗、女性性別特徵和個人偏好不無關係，以下我們將結合其作品對其筆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及抒寫方式進行深入分析。
一、女性形象
林海音是臺灣女性文學高產作家，據統計出版各種著作達四十三種之多，包括小說、散文、兒童文學，代表性的小說有
《城南舊事》、《婚姻的故事》、《曉雲》等。基於獨特的生活經驗，她小說的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有其生活原型，如《城南舊事》中的宋媽、《金鯉魚的百褶裙》中的金鯉魚等，在這多樣的女性形象中，又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種是舊式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未跳出去”犧牲品，此類在林海音小說中最為突出，代表性作品是《燭》、《燭心》、《金鯉魚的百褶裙》、《殉》等。此中又分為大家族妻妾和底層婦女兩種。以《燭》為例，小說講述了封建一夫多妻制度下一個舊式家庭的悲劇，大太太因為沒有生產兒子，面對丈夫續娶只能同意丈夫納婢女秋姑娘為妾，“寬大是她那個出身的大家小姐所應有的態度”。為了得到丈夫的關心，她不惜裝作裝病卻由於長期臥床而真的癱瘓，故事就是以其在微弱的燭光中回憶其悲苦看到一生開始的。同樣作為妻妾制度犧牲品的還有《金鯉魚的百褶裙》中的填房金鯉魚，雖然為這個家庭生下了繼承人，但一生中最大的願望——穿一次百褶裙都
沒有實現，並且死後仍然無法從正門經過。由此可知納妾制度對於封建女性的戕害，不僅是正房的太太，妾室也是受害者。而底層人物人物也是舊式婚姻的犧牲品，如《城南舊事》的宋媽，她勤勞能幹、心地善良、樸實勤儉，為家庭出來務工，然而在孩子夭折販賣之後，只能選擇跟黃板牙回去。“從一而終”
的倫理觀將廣大婦女牢牢定在了婚姻上，雖然她們已經處於二十世紀，但是舊時代的禁錮已經使其喪失邁向新時代的可能性，這些人只能永遠地留在舊時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的侷限性，辛亥革命也並不能真正地給廣大婦女帶來福利。
第二種是新時期“跳出去”覺醒的女性，從《城南舊事》裡的蘭姨娘、《婚姻的故事》中的瓊，到《曉雲》裡的夏曉雲、《春風》裡的呂靜文、《孟珠的旅程》的孟珠均是該類的代表性人物。以《孟珠的旅程》為例，小說刻畫一個父母雙亡為了照顧妹妹而在歌廳打工的孟珠形象，她敢於拒絕對自己照顧有加但自己卻不喜歡的劉專員的求婚，表現了其敢於衝破舊道德的樊籠一面。這固然反映新時期女性的思想覺醒，但細讀之下，仍然可以發現該種家庭和事業之間徘徊的女性仍然具有的保守型，面對丈夫外遇等婚姻危機最終還是要犧牲自己的選擇換取婚姻的長久，帶有“回到廚房”的傾向。
由此簡單分類可以看出林海音筆下女性形象隨著時代發展的進步性，然而無論舊時代婚姻制度的殉葬品還是新時期的覺醒女性，仍然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傳統觀念的禁錮，在男權話語面前生存空間都要受到擠壓，女性解放的出路究竟在哪，時代也許會作出回答，但絕不是僅僅靠純粹的憐憫、同情和退讓而獲得的。
二、敘事策略
作為一個在北平生活二十多年的作家，林海音的婚姻小說相比同時期其他女作家在敘事策略上更有特色，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京味兒”敘事，在此敘述策略上，由於受西方思潮影響，其小說通常靈活運用網狀架構、意識流、對比、象徵等技巧，以悲憫、溫情之筆調寫出大千世界飲食男女的凡物俗態，閱讀時自然流暢，無阻滯之感，正如高陽曾評論的“細緻而不傷於纖巧，幽微而不傷於晦澀，委婉而不傷於庸弱”。
所謂“京味兒”，不僅包括對於北平特有人文景觀、風土人情、文化趣味的展露，還有其感情色彩的書寫，因此林海音小說中經常以散文式的語言選取童年視角、女性話語、從中流露出淡淡的鄉愁。以《城南舊事》為例，小說以英子的視角寫出童年時的北平記憶。有人情，如疼愛自己的父母親、樸實勤勞的宋媽、痴情的秀貞、苦命的夥伴妞兒、迫不得已的小偷、換洋火的老婆子等，有物情，如看衚衕口的井窩子、去城南看遊藝會、在天橋上討價還價、與同伴“擠老米”、騎毛驢去白雲觀等，小說不是簡單以大人們的價值觀進行評判，而是始終以孩子的眼光，帶有了兒童澄澈清明的愛憎，其語言自然流暢，娓娓道來，反而使作品帶有一種淡淡的懷舊氣息。
這也是其相對於老舍的“京味兒”最顯著的不同，即在描寫北平風俗各態的市井生活同時，還以兒童的天真單純和女性的悲憫的角度來寫對於北平點點滴滴的回憶，從而回避了濃重的社會批判意識而帶有審美上的鄉愁色彩。這類“京味兒”描寫不僅在小說中可以看出，在散文中，如《虎坊橋》、《北平漫筆》、《北京土語辭典》等更是多有體現。
從藝術技巧上來說，林海音的小說往往使用擺脫傳統的線性敘事而選取網狀架構，並嫻熟使用意識流、對比、象徵等手法。 如《城南舊事》就以五個不同的故事來組合，帶有了戲劇色彩，《婚姻的故事》更是一個故事接著一個，並且不斷穿插，其很大部分原因是意識流的使用。以《城南舊事》子篇《爸爸的花兒落了》為例，英子的回憶和現實來不斷穿插，同樣利用意識流來構塑的還有《燭芯》，通過元芳的意識流動來講述其在大陸的過去和在臺灣的現狀生活，意識跳動活躍，技巧嫻熟。關於對比，體現在篇內對比和篇篇外兩方面。篇內的對比如《春分》中的林秀雲和呂靜文，一個以家庭為中心，一個以事業為重;篇外對比如《燭芯》和《殉》，同樣都是沒有丈夫，苦等25年卻成為第三者的元芳最終勇敢離婚選擇再嫁，為沖喜而結婚的淑雲在結婚一個月後永遠成為了貞潔的犧牲品。除此之外，林海音作為還經常使用象徵手法，使人物內在外化的同時定下作品基調。
如《燭》中韓大奶奶在搖曳燭光中咀嚼回憶其痛苦的一生，“燭”的物象是其一生的見證。類似的還有《燭芯》，意象“燭”象徵了元芳長達25年的等待，將一個女人最美好的年華用在了等待丈夫歸來上，象徵了其像“蠟燭”一樣的人生。
三、美學風格及其成因分析
通過以上對林海音小說中人物意象、敘事策略、藝術手法的分析，我們可以很自然發現其在美學風格上自覺的女性意識和悲劇色彩風格。林海音的小說大多描述了新舊交替時代中女性在家庭、婚姻、愛情之間的衝突，即寫的是“女人的歡喜和悲哀”，其人物無論是高貴或卑微、沉默或反抗結果大多在婚姻和愛情裡掙扎徘徊，上演著一部部“一個個生為女人的悲劇”。作者自身也曾說到，“我喜歡描寫女人和孩子，我喜歡寫婚姻的衝突，新舊時代的戀愛。我是女人嘛，當然喜歡寫這些，也有能力寫這些。”這種以自覺的女性意識來理解把握生活真相的角度使其筆下在描寫女性生存悲劇的同時又帶著一份溫婉敦厚的筆調，讀起來更率真自然，“給人一種家庭主婦的溫暖感覺，”、“像一條小溪流，晶瑩，明亮，澄澈...帶給你清新、爽朗、和豁達”。
這種風格的形成與其獨特的生活經驗、女性性別特徵和個人偏好是分不開的。生長於知識分子家庭中的林海音雖然父親早亡，但仍然擁有一個歡樂的童年，十二歲失去父親後與母親扛起家庭的責任使其進一步瞭解人生，成年之後嫁入有著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和在報社任職更是使其對婚姻家庭有著更深刻的瞭解，因此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大多具有生活原型，同時又毫無雷同之處。
林海音“以女人的心眼和細緻的觀察來塑成一個世界;時代的推移，社會的蛻變，世事的滄桑，皆透過女人的心身來尋覓表現”的創作方法使其在揭露舊婚姻制度帶來的傷害時又以悲天憫人的情懷關注女性內心，從而具有“善感卻不多愁，她下筆很淡，感情很濃。”的風格。因此，相對於同是以女性悲劇、男性地位缺失為素材，她不似張愛玲的筆調峻刻，不似凌叔華的旁觀者姿態而更為溫和有情。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林海音在女性意識崛起的書寫方式，她期許舊時代女性的反抗，對男權話語下的女性的處境有著深深的悲憫之情，但她同時又引導著新女性的迴歸，一定程度上帶有著“回到廚房”的傾向，這就導致了其在反叛上的微弱性和溫和性，這種“在家庭這一屏風下編織兩性之間的美夢”的方式在使其避免女權主義的尖銳和極端的同時似乎僅僅停留在對於女性苦痛的咀嚼和憐憫上，從而尚未看到“女性釋放愛情的合適港灣”的真正方式。
參考文獻:
[1]林海音.林海音文集(5卷)[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
[2]葉石濤.林海音論[M].臺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
[3]舒乙.林海音研究論文集[M].北京:臺海出版社，2001年.
[4]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1月.
[5]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01月.
閱讀更多 文景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