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1928年3月10日，《新月》雜誌在上海創刊。

詩人徐志摩牽頭，胡適、梁實秋、聞一多、羅隆基等一干當紅文化名人投資入股。他們多是北京“新月社”時期的老朋友。其時，張作霖沿當年八旗軍路線入關顛覆北洋政府，蔣介石率國民軍北伐兵鋒直指北京，為避戰禍，北方文化人紛紛南下，大多流落上海。

舊同仁重聚，分外親熱，吃酒談天之外，自然想結夥乾點正事。當時，對他們來說，辦報辦刊，是最佳的創業風口。1926年至1932年間，僅在上海，就先後誕生過七百多家報刊，媒體市場之蓬勃繁盛，空前絕後。胡適、徐志摩等均為響噹噹的作家學者，號召力強，自帶流量，因此，他們自信，登高一呼，應者雲集，不會是太困難的事。

說起來，儘管那個時候軍人混戰，時局不清，但新聞出版方面的自由度卻是驚人的。三五個夥伴，湊上千八百大洋，支得起稿酬，付得出印刷費，就可以自辦雜誌自任社長總編輯。還需要申請刊號？從來沒聽說過。

只可惜，對於如此寬鬆的創業環境，徐志摩等人似乎並沒有太在乎。否則，他們對於自己創辦的《新月》雜誌，會不會表現得更珍惜一些呢？

《新月》雜誌

1

創辦雜誌，徐志摩自有一番雄心，但很明顯，他高估了自己處理生活與事業之間關係的能力，其中，尤其低估了陸小曼身上暗黑能量的強度。

徐陸由北京移居上海，與張作霖無關，主要是為了遠離輿論漩渦，求得一份清靜。徐志摩從好友王賡手中搶奪陸小曼，這可是京城文人圈的第一八卦，其情海惡波跨長江越黃河，曾娛樂了小半個中國。對此，別人可以當熱鬧看，最著惱的卻有兩個人，一個是徐志摩的老師梁啟超，另一個是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徐父堅持不認陸小曼為兒媳，斷然中止了給徐志摩的一切生活補貼。

能對親生獨子如此冷酷決絕，相信徐父心頭自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懊惱：我可以原諒你拋棄那麼好的媳婦張幼儀，還可以掏錢給你在北京辦新月俱樂部，幫你搭平臺攢人脈為事業鋪路，可你呢，卻把新月俱樂部當成了泡妞的平臺！泡妞也行，你要能把林長民的女兒追到手，也算你有本事，結果，人家林徽因跟梁思成去了美國，你居然給我領回來個姓陸的。人說她是名媛，我看她分明是個交際花！

徐志摩與陸小曼

徐父的偏見，也不是全無道理。陸小曼在上海，要住豪宅，要僱傭人，要吃美食，要辦沙龍，而且她還有一項所費甚巨卻無論如何不可省缺的開支，那就是吸鴉片。

為此，徐志摩擔任光華大學和東吳大學兩份教職，每天忙得兩頭不見太陽，收入依然不敷家用。

後世不少人就此嚴厲指責陸小曼盤剝大詩人徐志摩，其實這種批評也有欠公平。人家陸小曼出身富貴，打小就過慣了舒適生活，難道說跟了你徐志摩，就要為你棲身小閣樓洗衣煮飯當黃臉婆？當初在北京八大處的桃花下，在西山碧雲寺的楓葉下，不是這麼約定的呀。

況且，陸小曼也十分善解人意，既然你感覺養家吃力，那我就引進外援，為你分憂好了。於是，上海世家子弟翁瑞午適時出現在徐陸的生活中。

房地產商人翁瑞午家財豐厚，藏字畫，愛京戲，是極品票友，能與陸小曼搭臺唱整本的《玉堂春》。更實用的是，他懂醫道，善推拿，在滬上有“妙手回春”之譽。陸小曼這種美女，自然容易像林黛玉一樣，經常心口疼，又查不出病因，只能等翁瑞午使出推拿絕術，手到病除。

翁瑞午與陸小曼還結伴吸鴉片。徐志摩上課一天，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最經常見到的場景是，昏暗的客廳內，一男一女正一榻橫陳，隔燈並枕，吞雲吐霧。

晚年同居的翁瑞午與陸小曼

對此徐志摩怎麼看？他認為，男女對坐打麻將是最曖昧的，容易引發不倫之戀；而同榻抽大煙，則只能談情，不能敘愛，最為清白。當然，他這麼想的前提是，只要陸小曼好，他什麼都肯犧牲的。

人前寫詩、教書、辦雜誌的風流詩人徐志摩，背地裡過的卻是這樣的生活，胡適能想到嗎？梁實秋能相信嗎？這種生活狀態下的徐志摩，即使想把《新月》雜誌視為創業的良機，恐怕也只能有心無力。

2

1928年6月，《新月》出刊三個月，正是需要檢討讀者定位、全力佈局市場的關鍵時刻，徐志摩突然要去歐洲旅行。問他需要多少時間，他也說不準，多則半年，少則數月。

對徐志摩與陸小曼生活內情略有所知的人分析稱，徐志摩是實在對陸與翁的曖昧關係忍無可忍了，才想一走了之，就算沒辦法徹底逃避，也需要與陸小曼拉開一段距離，以方便自我療傷。

徐志摩

在外人眼中陽光浪漫的徐志摩，當時寫有這樣的詩，被視為其心境的寫真：“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捫索著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但只有真正瞭解徐志摩、翁瑞午、陸小曼三人關係的人，比如徐的好友邵洵美，才知道徐志摩此行，負有一項秘密使命，就是給翁瑞午手中的一批古玩字畫找買家，以籌措資金補貼陸小曼的生活所耗。有人會問，幹嘛那麼費事，在上海直接叫賣不就好了？但對翁瑞午而言，一是丟不起那人，二是指望歐洲闊佬能出個好價。

徐志摩這樣一甩手，《新月》雜誌就落歸了羅隆基掌控。

作為以“第三方勢力”自詡的政治人，羅隆基一生最大的特點與悲劇，是從來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你看，他居然會亂入到徐志摩和聞一多這種詩人團伙來一起辦雜誌，就是一個十分確鑿的證明。

羅隆基擔當編輯，《新月》雜誌登載的文藝內容大幅減少，政論內容開始成為主打，而且以抨擊國民黨為主調。相信《新月》的讀者，尤其是一些長期訂戶，會相當困惑，原本要看的是風花雪月，怎麼突然變成了投槍與匕首？

在此前的北洋時代，羅隆基式的批評，往往令當政者束手無策。儘管實在惹急了，他們可能動用肉體消滅的極端手段，就像暗殺邵飄萍和林白水一樣。而到《新月》誕生時，蔣介石建政，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蔣介石曾經找上海的記者訓話，嚴厲指出：“你們採訪新聞，為什麼以我的私事為專電資料呢？說什麼蔣夫人來南京，說什麼蔣介石去看病，這都是我的個人家事而已，有什麼新聞價值呢？以後不要這麼做了！”隨即，委任淞滬警察廳政治部主任專責新聞審查，“以取締反動報刊，維護公正輿論”。

如此一來，《新月》與《晶報》《良友》等報刊一道，不得不收斂鋒芒，開始學習如何在鐐銬的陪伴下跳舞。

外部有危機，內部又現裂痕。原本，對於雜誌起名“新月”，詩人聞一多就不大接受，因為在他看來，這種閒情的調調，與他本人的氣質相去甚遠，相當於把老鷹稱為夜鶯。現在，《新月》又辦成了政論刊物，聞一多、饒孟侃等人乾脆拒絕供稿。無奈之下，徐志摩與陳夢家等人，只好另起爐灶辦了一份純文藝的《詩刊》，從此，對《新月》事務，已不大過問。

扭轉《新月》辦刊方向的，除了羅隆基，還有胡適。胡適曾在1928年的日記中寫道：上海的報紙都死了，只有幾個小報小刊，偶爾還說說老實話。因此，《新月》於他，幾乎是最後的陣地。

胡適曾在《新月》上發表《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等系列文章，直接拿國民黨的祖宗開刀，蔣介石豈能容忍？雜誌應聲遭到查禁。是邵洵美專程赴南京，找好友張道藩說情，上下打點，才好不容易涉險過關。

3

儘管徐志摩一直聲稱，《新月》雜誌獨立經營，與他們早一步創辦的新月書店無關，但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夢想，雜誌的生死，到底還是與書店休慼相關。

到1931年，新月書店熬過四個年頭，先後換了四任經理，一直未能改變虧本的局面。等到實在挺不下去時，經理張嘉鑄去找邵洵美訴苦，說如果書店倒了，雜誌也保不住。邵洵美當時就火了：這麼困難了，徐志摩居然不肯直接講，還派中間人來試探我！於是馬上打電話，把徐志摩拎過來質問，徐志摩一臉迷糊地解釋說，因為書店有專職經理，所以他平時是不太管的，知道一直不景氣，但沒想到會垮得這麼快。

沒辦法，古道熱腸的邵洵美只得從家裡拿出一筆錢入股，以解書店及雜誌的燃眉之急，隨後又提供擔保，從中國銀行透支一萬元，相當於把書店整體買了下來。這樣，順理成章，經理一職，也就擔到了他的肩上。

好基友邵洵美替徐志摩接盤《新月》

在邵洵美的全力經營下，新月書店營業略有起色，《新月》雜誌得以繼續存活。但不幸的是，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飛機失事不幸殞命，新月群體頓時失去靈魂。作為老朋友，邵洵美基於情懷，又勉力支撐了一年多，仁至義盡，終於放手。1933年3月，由股東代表胡適出面簽字，將新月書店讓給了商務印書館，《新月》雜誌隨之壽終正寢。

值得一提的是，令聞一多不爽的“新月”之名，來自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新月集》，這是確定無疑的。憑徐志摩與泰戈爾的親密關係，一般人會以為這是徐志摩的手筆。事實上，還真不是。當初徐志摩與胡適、梁實秋等在北京籌組文學社，苦於沒有好名字，是南開大學教授張彭春給出了“新月”二字，獲得全體同仁一致贊同。

張彭春作為南開大學創辦人張伯苓的弟弟，是中國首批戲劇活動家之一，也是最早引介泰戈爾的人之一，“新月”是他給二女兒起的名字。多年後，張新月還在美國發表過一份聲明，說是先有她的名字，之後才有的新月社、新月派與《新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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