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容，（漢城人，現在叫首爾）朝鮮李朝的哲學家、自然科學家，實學派北學論的主要代表。字德保，號湛軒。朝鮮漢城人。出身兩班即士族地主階級，任過世孫翊衛司侍直、泰仁縣監、榮川郡守等職。他的哲學思想，對朝鮮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洪大容
乾隆三十年（1765），35歲的洪大容隨朝鮮使節團出使清帝國，到達北京以後，照例在正月初一去朝拜皇帝，那時候朝鮮使我們的附屬國，見天朝皇帝肯定要穿最好的衣服。朝拜之後，走出午門，有很多好奇的人圍觀，這時“有兩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數珠，觀良久不去”，這洪大容還以為自己衣服好看，，便上前詢問：“兩位大人這是怎麼了？看的什麼？”這兩人笑容可掬地回答：“在看你們的的衣服”洪大容追問道：“我們衣冠比老爺如何？”兩人都笑而不答。這兩個人是翰林檢討官，一個叫昊湘，一個叫彭冠。在朝鮮使臣穿著朝鮮正式衣冠，其實就是被滿清滅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時候，他們成了滿清帝國首都的一道異樣風景，朝鮮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圍觀，不止是這兩個翰林檢討，另一個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經來問：“貴處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個叫周應文的讀書人，更好奇地問：“貴處衣冠可是箕子遺制否？顯然，滿清帝國的文化人，對於這種本來屬於漢族的衣冠已經不太熟悉了，這使他們不僅陌生，而且好奇。
明朝官服
對於曾經滄海桑田的人來說，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順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剛剛滅亡五六年，儘管南明朝廷還在南方掙扎，朝鮮還在東邊堅持沿用崇禎年號，可漢人卻已經不得不改易發服，麟坪大君李洽（1622～1658）在順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達山海關，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於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此必漢人，誠可慘憐”；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見後，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
但是時間會磨滅記憶。在康熙八年（1669），當一個普通漢人王秀才被朝鮮人閡鼎重（1628-1692）詢問明朝冠服帶履之制時，他還能說出秀才、舉人、大學士的制度，當閡鼎重拿了實物考問他，儒巾是否“無纓腳”的時候，他還能一一指出“龍眉鳳目俱在，其制是無差也，元無纓腳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國已經建立120年，算起來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漢人都已經習慣了滿清的服飾，倒把本來就是自己漢族的衣冠看成異鄉制度，潘庭箔看見洪大容“以方冠，著廣袖常衣”，他不知道這是朝鮮的秀才常服，卻嘖嘖稱讚它“制度古雅”，還得朝鮮人洪大容反過來告訴他，“我們衣服皆是明朝遺制”。
雖然漢族人並非天生就應當是中國的執政者，但是以“華夏”自居的漢族人一旦被原來鄙為“蠻夷”的滿族（洲）所統治，在心底深處卻始終有恥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時，就說漢人見到朝鮮使者，“皆有嘻噓嘆息之色，欲語未語……蓋見我衣冠，自不覺其感慨而然也”這種心情在短期很難平抑。大約五年以後，遼東一個姓顏的漢人知縣在見到朝鮮使者閡鼎重的時候，儘管言語之中頗有忌諱，但也很坦率地說他自己官居正七品，進士出身，雖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紗帽”，但是仍然“羨貴國尚存漢官威儀”。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押（1737-1795）還記載說，“每與渠輩（指清國人）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輒赦然有慚色”。
清朝官服
為什麼漢人“有慚色”？因為“問我人服色，或雲此是中華之制”但是，存有這種歷史記憶和族群意識的人畢竟還是少數，大多數漢族人對朝鮮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歸好奇，但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啼噓一番，甚至還有人想方設法地為自己穿的滿式服裝辯護，他們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說，滿清的衣冠也有很多好處，“頭髮盡剃，無梳櫛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別，制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還有人覺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葉夢珠《閱世編》中就承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間隨時變更，不無小有異同，要不過與世遷流，以新一時耳目”。所以，潘庭篤就對洪大容說，這其實並不是為了鉗制漢人，當年達海庫爾纏也建議“衣服從漢人之制”，但是皇帝不聽從的理由是，滿族（洲）服飾使人方便打仗，因為穿了漢族人的“寬衣大袖”，等於任人宰割，“若效漢習，諸事便怠惰，忘騎射，少淳樸，失禮度”。漢族中國人對“易服色”看得如此輕易，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鮮使臣打心眼裡看不起滿清治下的漢族文人，儘管像崔德中這樣的朝鮮人也知道，漢族人如此也是出於無奈，因為滿清“或囚或打”，漢人在高壓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們仍然不能釋然於心，對清帝國那種“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資”的現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視。他們反覆說，滿清帝國其實不是中華，而是蠻夷，更何況如今“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復見”，這話說得很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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