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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似乎從來就不是什麼容易的事，特別是對於女性來說。
丁玲是20歲的時候去的北平，此時不比3年前，3年前她從湖南到上海讀書，身邊有同鄉的摯友王劍虹，日子一點也不孤單。3年後的夏天，閨蜜突然因病離世，滿心苦悶的丁玲決定離開上海這個傷心地。
湘西來的丁玲，平民家庭出身，凡事只能靠自己，比不了交際廣闊的上海灘名媛，更比不起隨意砸錢留學的富家小姐。她最後決定北上，去學術氛圍更加濃厚的地方深造，就是知識分子和著名高校扎堆的北平。
1.
初到北平的日子，並沒有比上海好到哪裡去。
丁玲在上海大學時，學的是文學，到北京以後想繼續進修文學。然而沒有人脈，找不到路子，大學又一時進不了，便只好接受朋友曹孟君的建議，進了西城闢才衚衕的一所私立美術補習學校。兩人同住在補習學校裡，準備學習一段時間之後報考美術院校。
跟所有經濟拮据的北漂者一樣，理想太遠，生活迷茫，但好不容易找到一條可能會成功的路，丁玲也拼盡全力，她學畫很用功，每天到教室打卡，學習素描，畫石膏像，補習班人不多，常到的只有七八人，丁玲就是其中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小且舊，丁玲就用自己的畫貼上牆做裝飾，沒過多久就是滿牆的人頭像了。
就是在美術補習班學畫的期間，貧窮的丁玲邂逅了同樣貧窮的胡也頻。胡也頻也是一名北漂，他是福建人，後來去天津讀海軍學校，還沒畢業學校就停辦了，於是輾轉到北平謀生。當時丁玲的室友曹孟君，有一個文藝青年男朋友左恭，兩人見面時有時會帶著丁玲，於是就結識了跟左恭租住在一起的胡也頻。此時的胡也頻在《京報》副刊《民眾文藝週刊》做編輯，偶爾發表些小說和短文，恰好跟喜歡文學的丁玲一拍即合。
遇到胡也頻，讓丁玲在北平的生活多少有了一點歸屬感。後來家鄉傳來弟弟早逝的噩耗，也是因為胡也頻的安慰，才讓悲痛欲絕的丁玲稍微走出一些陰影。他給她送去一大束黃色的玫瑰，在花下寫了一張小字條：“你的，一個新的弟弟所獻。”儘管他比丁玲其實還大一歲。
可惜這份“廉價”的歸屬感，馬上就被現實擊得粉碎。丁玲報考藝術學校失敗，補習學校也不能再住了，只好搬去西城通豐公寓的一個小房間，她也到過一個畫傢俬人畫室裡繼續學習繪畫，然而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堅持下去。甚至還萌發過去法國找工作的念頭，最終被母親和朋友勸服了。毫無希望的蟄居生活，朋友、弟弟的早亡，遠在湘西無依無靠的母親，獨自一人的時候，丁玲回想這些種種，也常常感傷惆悵，靜坐痛哭。
來北平快1年的時候，走投無路，又倍感生活無望的丁玲，寫了一封信寄給魯迅，她在信裡陳述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先生能為自己提出一條前行的道路。然而由於當時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戰猶酣，誤認為這是對方化名搗鬼，就沒有給以覆信。
1925年的4月，北平正迎來繁花似錦的春天，四處碰壁的丁玲再也燃不起曾經的奮鬥熱情，在王劍虹的父親的邀約下，一同踏上回老家的歸路，帶著滿心的失望和哭惱。
2.
如果說，像丁玲這樣走“野路子”的北漂女姓，情況比較艱難，那再來看看女大學生的處境如何。
五四運動以後，在北平有兩所話題度很高的學校，一所是男校代表北京大學，另一所則是女校代表，北京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女高師）。當時女性解放的呼聲頗高，作為一流學府的女高師，因此聚集了不少優秀的教師，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裡都是平民女學生實現大學夢的首要選擇。
蘇雪林和廬隱
廬隱和蘇雪林就是慕名來考學的其中兩位。福建人廬隱，甚至全家都是北漂，父親死後，母親便帶著一家老小投奔了在北平定居的舅舅，生活窘迫，家裡又反對女孩讀書，廬隱只好南下安慶打工賺學費。可惜半年後她帶著200元薪水回到北平，已經錯過了當年女高師的招考期限。同樣錯過招考期限的，還有浙江人蘇雪林，蘇雪林家庭還算殷實，但同樣因為家族封建思想嚴重，耽誤了她考學的時間。
兩個求學熱情極高的女同學因為考北高師而結識，錯過招考時間後，則以旁聽生的資格在學校就讀，好在一學期後，又一同通過學期考試，升為國文系的正班生。
學生時代，往往是來自不同家庭的學生之間差距最小的時間段。在北高師的4年時間裡，廬隱和國文系關係較好的幾位小姐妹，比如福州人王世瑛、程俊英、河南人馮沅君（馮友蘭的妹妹），幾人朝昔相處，在北平度過了一段平靜又充實的生活。
跟廬隱差不多同時入學的，有一名叫做李超的女學生，入學還不滿一年就死了，她的死去對這一屆的學生，甚至北高師的未來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李超是廣西人，家庭條件優渥，但卻在北平過得窮困不已。原因是她的家庭雖然殷實，但卻十分保守，包括李超在內，家裡只有姐妹三人，李家堅持女子沒有繼承權，把家業傳給了從伯父家過繼來的哥哥。這個哥哥不但反對李超讀書，還逼著她早日結婚脫離李家。然而李超求學心切，義無反顧考上了女高師，於是哥哥徹底斷絕其經濟來源，還逼迫曾資助過她的姐夫等人跟其斷絕關係。無所依靠的李超一邊省吃節用，一邊操心尋求各方支持，很快就生病了。1919年年底，李超在醫院病逝，這個勇敢的，敢於反抗封建習俗的女孩，死去的時候還不到20歲。
李超的死，因為胡適的一篇悼文，成為轟動北平的社會事件，引起當時人們對於女權和舊習俗的反思。文化圈大師、學者紛紛為李超發聲，學生圈子也受到很大沖擊，尤其是以女高師為代表的各大女校。按照李超同班同學、廬隱密友程俊英的說法：“李超的死和追悼會，給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馮沅君同學帶頭和兒時在河南訂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學紛紛響應。”
馮沅君退婚的是當地一個財主的兒子，不久後就認識了同為河南籍的已婚同鄉、北大理科物理門學生、文學青年王品青，兩個人很快墮入情網。幾乎同時，其餘的幾個小姐妹，廬隱也與未婚夫林鴻俊退婚，熱戀上了北大法科政治學門學生、已婚福建同鄉郭夢良。王世瑛熱戀上了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生、福建同鄉鄭振鐸。包括程俊英自己，也拒絕了父母包辦的時任交通部秘書長的未婚夫盧某，熱戀上了1920年留美歸來的心理學教授、“窮教書匠而年紀較大”的張耀翔。幾年後，廬隱寫下小說《海濱故人》，就是以幾位好友的戀愛傳奇作為的原型。
可惜，這幾段感情，開始得轟轟烈烈，卻全都無疾而終。就像她們後來的人生軌跡，這幾位走在時代前列的女大學生，從不同的地方來，在北平相遇，卻最終沒有一個人留在了這個城市。
廬隱畢業後不顧家人反對，跟郭夢良南下上海，受盡寄人籬下的痛苦。馮沅君跟王品青不了了之，又愛上了清華畢業的陸侃如，後來兩人一同赴法國留學，回國後受戰爭影響，輾轉四川、雲南教書。王世英跟鄭振鐸分了手，最後嫁給了張君勵。程俊英南下上海，從事教育事業70餘年。
3.
跟廬隱們同時代畢業的女大學生，大多還是嫁人了，很少的女同學，畢業後選擇從事教育行業，而像石評梅這樣，從事教職且留在北平的，就更少了。
石評梅出身于山西一個書香之家，家庭還算小康，她也是女高師的學生，考上學校的時候，剛趕上沒回復丁玲書信的魯迅在北高師教書。石評梅雖然是體育系學生，卻喜愛文學，跟廬隱等人也有過交往，受到魯迅、校長許壽裳等老師的賞識，因此1923年畢業以後，便接受了師大的聘請留校任教，擔任其附中女子部的學級主任和體育、國文教員。
當時的北平，教師的工資不低，大學教授的月薪300元左右，公私中學的老師月薪100到200元不等，小學教師大約30到70元左右，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附中任職的石評梅在北平，應該能過上相對安逸的生活。
然而她畢業後，似乎還是堅持著樸素的消費習慣。她暫時還買不起房子，只好住在北師大附中的教員宿舍裡。雖說是宿舍，其實是京郊一座破舊古廟，多年的風雨侵蝕使它像個荒齋。石評梅喜歡梅，給自己的宿舍取了個文藝的名字“梅窠”，她在窗邊放了一盆梅花，冬天盛放的時候才勉強沖淡一些荒涼冷寂。
在“梅窠”，石評梅度過了她在北平的最後6年，也是她生命的最後6年。她在這裡經歷了兩段戀愛，一段因為遇上有婦之夫，憤而分手，一段還沒有開始，就因為對方的病逝抱憾而終。她教書兢兢業業，以德服人，廬隱後來回憶石評梅對待學生的樣子，也不禁感慨，“真彷彿是一個溫和的大姐姐，對待小妹妹似的，所以沒有一個學生不受她的感化。”可惜這位敬業的女老師，卻最終因為過度操勞患上腦膜炎，26歲就匆匆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時間過去100年，北平早就成為北京。
不變的是，依然有源源不斷的女性湧向這裡，滿懷希望、義無反顧、被打擊、被肯定、掙扎、成長、離開，或是留下。
也曾孤獨、也曾懷疑踟躕。
但北京的風，卻因她們而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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