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言書法的“虛”與“實”
施百忍
學習書法，最初碰到的問題是建立“法”，諸如執筆、用筆、點畫、結體、墨法、章法等等，這是很實在的東西。其次，將會面臨立“法”的意義生成問題。也就是說，在我們一一解決“法”的問題時，無論是書寫時的力量運動，還是點畫的形態，字結構以及章法的分間布白等，都會帶給人相當的心理感受，乃至於令內心舒暢或是沉悶，甚至於躊躇滿志，在崇高的審美享受中滋養心靈。這是由實反虛。但一般人只注重筆墨之“實”，而忽略筆墨之“虛”，殊不知兩者缺一不可。無論執著於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使書寫成為單一的技巧重複或流為華而不實的筆墨遊戲，最後只能留下虛糜的書寫墨相。不過，從學習的次第而言，“法”的部分必不可少，這是書法的本質。其次，也要修養“書”，“書”屬於“天”，是心性的自然流露。
從“天”的角度來看，孩童寫的字生機盎然，理應得到尊重，但有人並不這樣看，而是依照世俗的眼光來評論其中的是與非。在我看來，這隻會扼殺孩子的趣味，使其所處人生的春天因缺乏生機而不能生髮。推而廣之，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也就不會如期到來。相反，我們將看到許多孩子在人生的夏天——青少年時期，就已厭棄學習而更想不勞而獲。可想而知，當其人生的秋天與冬天來臨之際，就只能顆粒無收，老大徒傷悲了。
再就童蒙養正中的《弟子規》而言，其文本內容突出了腳踏實地的規範，如果我們以此溯源到了《論語》，就可發現孔子不但注重禮樂，而且敬畏天命。孔子是沉浸在禮樂的人文世界裡，這是“六十而耳順”；當他到了七十的時候，則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從心”屬於“天命”的吻合，“不逾矩”則指遵循應有的秩序。我們姑且可以說，孔子是從“天”走到“地”，即走向人間，建立大同。這就需要很實在的內容——“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以看出，禮儀、威儀的規範，目的是使人敬畏“天”。但事情的發展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更多的時候，人們看到的只是禮崩樂壞的局面，於是，禮樂的歧出反而隔離了人與天的直接交通。在這種情況下，莊子另闢蹊徑，認為大道無法被說明。因此，大辯的目的是沒有言語的遮蔽，大仁的目的是沒有小我的偏愛，大廉的目的是沒有表面的謙讓，大勇的目的是沒有強悍的表示。所以，道顯明出來就不叫道。以此類推，言的論辯將使道有所欠缺，仁的固執也會使道不圓滿，廉的清高就不屬是純粹，勇的強悍也非真勇。進一步說，人若能涵容大道、大辯、大仁、大廉、大勇，並將之貫通，就差不多找到了向道的方向了。我們姑且可以說，莊子是從“地”上升到“天”，即敞開心靈，直面本真。然而，莊子的思想卻也因其高遠而難逃消極出世的批判，這與批判儒家思想為吃人的禮教一樣失之公正。其實，儒道互補正如虛實相生一樣，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周全。無疑，原始儒家與早期道家均獲得了“天”的會通，只是所走的路線略為不同，但這正好可以在“正—反—合”的認知中使人開闊視野，從而獲得生活的實在感與精神的逍遙遊。
如此看來，在建立書法的“法”之後，還不能拘泥於“法”。法無定法、無法可說最終使心的作用顯露了出來。於是，會其意將使書者通過“書”鏈接了“天”。也可以說，這是隨立隨破，隨破隨立。正如唐·孫過庭所言：“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最終，是心中之志使“書”活了起來，這也是前面所說的由實反虛，虛實相生。若就筆法而言，它包括了實在的點畫以及點畫之間的呼應。換句話說，點畫既筆筆獨立，又筆筆相連。相連的部分，有時表現為遊絲，有時則是斷開的，這都是毛筆在空中運動的結果。然而，這一部分往往被人忽視，因為它並不以具體的點畫體現出來，而只是書者意象興發的流露。我們不妨在讀帖的時候注意一下古人運筆時在紙面、空中的交接處，會有自然的筆觸，是藏是露，點畫的意態自然生成。接著的紙面運動，則是在中鋒的導引下，使點畫的形質在水墨與紙張的氤氳中瞬間誕生。如椽之筆，承載著思想的流動，外化成點畫的形質意態，一時之間，素白的宣紙上凝固了時間與空間。我們的心，倘佯在一片明朗的“天”；我們的筆，行走在一片溫潤的“地”。從上到下，您還可以感受到字軸線的左右擺動，以及行氣的生生不息，這都屬於“虛”。但它卻如同太極圖中間的“S”線形態縱橫貫通。此時，欲罷不能。
大體而言，儒家思想顯露了“地”的厚重與包容，在其入思的地方比較注重公共空間的禮樂重建，表現在書法上，則為“唐尚法”。道家思想則更傾向於“天”的清虛與高遠，在其入思的地方更為注重心性的澄明與超越，表現在書法上，則為“晉尚韻”。就書法史上的兩位書法家——王羲之與顏真卿來看，王羲之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成分略大於儒家思想，顏真卿正好反過來。但我們也可以說二者都是調和了儒道思想的人物。若就王羲之的《蘭亭敘》與顏真卿的《祭侄文稿》而言，前者的精神風貌較為典雅，後者則更為悲慨。如果說《祭侄文稿》的筆墨意象是迎面撲來的渾厚充實，是直逼觀者之心的。那麼，《蘭亭敘》顯然不屬於這種風貌，《蘭亭序》的曠達，可以將觀者之心引向自然，於清暢的點線流動中使人如沐春風。這不能不說，其筆墨意象的差異其實是精神思想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卻有其關聯，即他們在文化洗禮中“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精神創新與人格魅力。我想，這才有與其相應的書法藝術範式的誕生。
這使我們不禁想起，在莊子的寓言中，莊子曾藉助孔子之口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說孔子曾經到楚國去，親眼看見一群小豬圍著一頭母豬吃奶，不一會兒大都驚慌而逃，原來它們發現母豬已死。可見小豬之愛母豬，不是隻愛它的形體，更愛主宰它形體的精神。這不能不說是莊子企圖調和儒道的努力，而我們之所以喜愛書法，除了前面所說的實在以外，難道就只能將實在侷限於書法的某個筆畫或某種字體嗎？這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還應由“法”及“書”，昇華書者的精神境界，最終找到“天”的歸屬感。這看似虛而不實，殊不知，“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施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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