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撬動中國的過程，與中國認識西方的進程，其實是同步的。從最初的堅船利炮，到洋務運動的工業革新，再到人才輸入與派出，再到各項制度乃至國體的變革……老大帝國不情不願、半推半就地變成了“世界”的一員。洋人撬動中國，撬動的就是古老中國自己的規則。而中國近代史，也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動、搖晃、又盡力保持平衡或尋求新的平衡的歷史。
與吳煮冰先生素未謀面，只是看了《洋人撬動中國》的書稿，覺得很有意思，所以願意寫幾句話。
這部書洋洋廿萬言，從鴉片戰爭寫到辛亥革命，中間有無數有趣的細節，都圍繞著書名提出的問題：洋人如何撬動東方的老大帝國？
洋人撬動中國的過程，與中國認識西方的進程，其實是同步的。從最初的堅船利炮，到洋務運動的工業革新，再到人才輸入與派出，再到各項制度乃至國體的變革……老大帝國不情不願、半推半就地變成了“世界”的一員。洋人撬動中國，撬動的就是古老中國自己的規則。而中國近代史，也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動、搖晃、又盡力保持平衡或尋求新的平衡的歷史。
撬動中國，首先要撬動的是中國政府，而政府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前者如郭嵩燾、李鴻章，可以說是“洋人撬動中國”的支點與抓手，後者如奕譞、倭仁，則是阻力與障礙。
撬動中國的洋人，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代表洋人國家利益的政府與商人，一類是受僱於中國政府的洋人（其實還有一類，傳教士，不過書中主要關注政商領域，文化教育方面涉及不多）。兩類洋人，在撬動中國的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在近代洋人與中國政府的屢次交涉中，基本規律是：如果由通曉夷情或願意通曉的人來主持，談判就不至於吃大虧，因為中國的龐大市場，西洋列國皆欲得之而甘心，以利誘之，以利亂之，中國可以取得主動權。然而一旦中國政府以保住面子為最要，而西洋列國又聯合起來，離中國政府喪權辱國的結果就不遠了。
近代中國“被撬動”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平衡政治效率與國家主權之間的關係。有許多時候，按洋人的法子辦，中國吃的虧反而小。但是按洋人的法子，中國政府的尊嚴何在？書中沒有寫到的1912年，就有這麼一件事：新成立的民國政府想向四國外交團借款，用於遣散內戰軍隊。四國外交團提出兩個條件：一是要求每月開出預算，經外國顧問官核准，方可開支；第二，你們中國政府不是說借款主要用於遣散軍隊嗎？不管你是在南京還是武昌遣散軍隊，一定要有外國武官在場監督，“每一兵繳械之後，即發支票一紙，自往銀行收款”。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監督條款”。
其實當時就有人指出，如果是經濟團體之間的純經濟行為，這些條件不一定無理。它建立在四國銀行團對於中國政府財政監管能力的極度不信任之上。但是中國政府沒法接收這樣的條款，因為關係到國家財政主權。那麼，去找不附加這些條款的國家借錢怎麼樣？但聯合起來的外交團又不允許。而事實上，沒有監管的中國近代政府，借款用於貪汙揮霍的不在少數。
要維護主權，又要改良技術與制度，“僱用洋員”就變成“師夷長技”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國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在華任職洋人的本國利益與職業操守之間的的矛盾。任用洋人經管中國海關、稅務，本是不得已之舉。但這幫洋人辦事又確實更有效率。怎麼看待這一點？也是很撓頭的事。中國有句古話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雖然有金日磾、折家軍這種忠誠的反例，但大多數人還是相信，一旦本國利益與職業操守相沖突，這些洋人很難說會站在哪一邊。在華任職的洋人裡，有李泰國這樣的飛揚跋扈者，也有赫德這樣的兢兢業業者。而像薛福成，名列“曾門四子”，也是有名的洋務派，但對於赫德，始終飽含戒心。而赫德在任總稅務司的數十年中，為中國出謀劃策不可謂不盡力，但也同樣有他的私心。這並不是一個過時的問題，相反，到現在這仍是一個不斷在現實中浮現的困境。
赫德
近代，洋人的確撬動了中國。那些撬動中國的洋人，無論善心還是惡意，也確實給了中國的變革一個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變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我們老家有句話叫“船上人不使力，岸上人累斷腰”。
有來有去，當洋人不再把持中國的經濟命脈，不再是中國改革的設計師與推動者，中國要思考的第三個問題，或許是：洋人撬動了中國，那麼中國何時撬動世界？
我一直說，我心目中的中國近代史是從1872年開始，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申報》的創辦。雖然是洋人創立，但是中文大眾日報的出現，讓信息的傳播遠非從前可比，標誌著公眾知情權質的變化；一是留美幼童開始派出，開啟了中國綿延百餘年的留學大潮。
留學潮的意義無論如何估量都不過分。但正如洋人到中國任職，也會習得中國官場的各種弊端，留學歸國，並不保證能出汙泥而不染，兩大文明結婚，並不見得就“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梁啟超，1902）。與更晚起步的日本相比，中國架子大，包袱重，難於擺脫天朝上國的心態，很多人不願意接受這樣一條定律：
先行者制定規則，後來者只有比先行者更好地運用規則，才有可能打破規則。
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鐵律。中國從它不得不融入“世界”的那天起，就註定只能是一個追趕者。在沒有全面趕超西方之前，中國很難有資格制定規則，制定了也無法獲得別人的認可。
所以一百年來，一百年後，中國的首要任務還是改變自己，讓自己能夠融入規則，善用規則，才能指望有朝一日確立自己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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