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俺家的小毛驴
大概八二年吧，俺村的村委顺应时代潮流，将集体的绝大部分(一少部分留作机动地)土地承包给村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完成了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包干”制度。土地分了以后，生产队的农具、器械和牲畜等都用不上了，便作价“卖”给了各家各户。俺父亲除“抢”到一盘做豆腐用的小石磨之外，还作价五十元钱“牵”回一头小毛驴。至此，这头小毛驴就跟我父亲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集体时期，我父亲就是做豆腐的行家里手，经他亲自熬卤水蘸(斩)成的豆腐滑嫩爽口，清香扑鼻，出的豆腐数量还多，深受生产队长的信赖和老少爷们的赞誉。单干了，自由了，颇具经济头脑的父亲和我母亲一商量，即在俺家的西厢房(最西边一间房子)里支起石磨，起早贪黑地做起了地道的小磨豆腐。这时，那头小毛驴便派上了用场。我父亲用一块还算干净的黑布搭在小毛驴的脑袋上，将它的两只大眼睛盖了个严严实实，只有这样，小毛驴才老老实实拉着磨盘，沿着轨道走了一圈又一圈，直至磨完两遍豆渣，才算完成一作豆腐的辛苦里程。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父亲和我母亲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利用春秋冬季做了十多年的豆腐，我家的小毛驴也由一头两三岁口的小驴驹，生长为一匹壮实的老毛驴了。说它小比之骡马老黄牛来讲确是小了，所以，我一直称其为小毛驴。这是一头灰颜色的小母驴，每天都被父亲收拾得干干净净，浑身散发着光亮，可惜的是，它仅生下两头小驴驹就不干了，气得母亲骂它是“二日子”货，光撩蹄子不下蛋的“犟驴”。不过，它的力气却是超乎寻常的大，其用途比邻居家的老黄牛还要多，拉磨咱就不用说了，一到农忙季节，我家的小毛驴往往和邻居家的老黄牛组成一对好搭档，它们在父亲的驱驶下，耕田播种，收获着丰收的喜悦。记得上初二那年，夏末秋初的一个礼拜天，我牵着小毛驴，父亲扶着耠子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耯草，虽然不用我使力气，但是，老虎般的骄阳将一人多高(指作者本人)的玉米叶子晒得发烫，让未成年的我感到窒息难受，几欲昏倒。我家的小毛驴和我父亲倒是任劳任怨，跟在我的身后，默默无闻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还不到中午，又累又渴又难受的我便对父亲说道：“爷(本地对父亲的称谓)，咱家的小毛驴累了，我们回家吧。”父亲微笑着回应道：“不是小毛驴累了，是你不想干了，对吧。”我竟然说道：“下庄户真累！长大了要着吃也不回家干农活。”“那就好好念书，给俺们长长脸，争取跳出这庄稼地……”父亲的话让我终生难忘，我家的小毛驴也似乎听懂了一样，它摇摇长耳朵，还“咴儿，咴儿”喷了几下鼻子，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然而，我潜能不足，智商不高，在过去旧的教学模式中，老是睡不够觉的我被高等学府拒之门外，不得不招工入厂也算是跳出了庄稼地。
而父亲和我家的小毛驴，却始终如一地扑匐在家乡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着。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发家致富的路子越来越宽广，思想意识越来越解放，他们不仅仅局限在土地上挖掘财富了，更是将深远的目光投入到发展经济上。渐渐的，有的人家盖起了蔬菜大棚种植经济作物，有的人家剥花生搞养殖和运输，还有的人家收猪贩粮开饭店，挣钱的买卖可谓五花八门，越来越繁杂。已年过半百的父亲思量再三，最终决定：用自家的小毛驴搞运输贩卖商品。他先是赶着地排车到较远的陶瓷厂，装一车瓦罐，然后走街串巷四处叫卖；后来又收购地瓜和瓜干，往粉房和酒厂里送；还鸟枪换炮，置办起一挂新排子车，伙同邻居王大叔到各家各户收购麦杆，往百里之遥的县造纸厂运送原材料……
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我家的小毛驴，他们不惧严寒酷暑，不怕风吹雨打，在漫长的合作中，成为风餐露宿，相濡以沫的好伙伴、好朋友。有一年冬天，父亲赶着小毛驴拉着满满一车麦杆，来到造纸厂卸下不久，天空便下起了鹅毛大雪。寒风怒号，雪花飞扬，蜷缩在地排车上的父亲任由我家的小毛驴向前奔走——好一个白皑皑的雪的世界！等他们来到乔倌北边火山口附近的大路口时，一辆拉货物的双排车突然从叉路上斜插过来，滑撞到车尾上，将毫无防备的父亲从地排车上撞(闪)了下来，然后逃之夭夭。所幸，地上有了积雪，由于惯性的作用，父亲被摔到路边较松软的土沟里，才捡回一条性命。岂不知，在父亲受伤昏迷的个把小时里，我家的小毛驴一直站在路边守候着他，并“引吭高歌”将我父亲唤醒，最终，父亲强忍着痛疼爬上地排车，连夜赶回了村子。
从此以后，父亲不出远门了，他赶着俺家的小毛驴走街串巷，上店赶集做些小本生意，为我们生活的重担减轻了许多压力。
父亲老了，却没闲着，我家的小毛驴则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某一天里寿终正寝，它和我父亲就像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描写的那头“老黄牛”一样：
荒田野草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王文友，笔名昕良，山东省昌乐县人，现在潍坊某企业打工，为县市作协会员。出版过《蓝宝石》上部(中下部待版)，曾在“榕树下”文学网站和县市主办的文学期刊发表过文章。
力荐编审：刘力
閱讀更多 悅讀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