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5日，最后一个天花病人在非洲索马里被发现。之后，地球上再也没有出现天花病人，天花——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从此绝迹。
在中国境内，这美好的一刻来得更早。随着1961年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的痊愈，中国再未出现天花病例。197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确证，中国自1960年代起再无天花病例。
迄今为止，天花仍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用科学方法根除的唯一疾病。这是疫苗的胜利。
可是，今时今日，在一个大国，我们却不禁惶惑，疫苗可以战胜疾病，但它能战胜邪恶的欲望，以及漏洞百出的监管吗？
来自白山黑水的爱新觉罗家族，对天花有着恐怖的黑色记忆。
皇太极在位时期（1627一1643）是后金对明朝战争的关键时期，然而，皇太极主动发起战争，一般都是九月至次年三月，而四月至八月，往往按兵不动。
这种打仗的节奏，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原来，满洲人害怕天花。天花是由感染痘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又叫 “痘疮”或 “出痘”，长期没有特效药物能够治疗。天花病毒繁殖极快，能在空气中以惊人速度传播。凡未患过天花疾病或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感染。一旦感染，很容易产生并发症状，可导致失明，病死率往往高达30％，即使愈合，脸上也会留下麻点，严重破相。
满洲人原居塞外，天气寒冷，一般不生痘疹，所以身体中没有免疫力。进人中原之后，他们一旦染上天花，极少能幸免于难。
天花病毒性喜炎热，通常在夏季流行，冬季很少传染，故而，满洲人避开夏季，选在冬季用兵。
如果万不得已要在夏季出征，皇太极也会硬着头皮派兵，但这时派出的将领大多是出过痘的人。这些人身体中有了免疫力，不会再感染天花。
明朝在与后金的战争中，抓住满洲人这一身体弱点，制造天花来对抗对方的军队。效果，竟然胜过千军万马。
皇太极的重要谋士高鸿中曾提到，他非常担心恐痘症的存在会成为后金军事行动的一大阻挠。他说，明朝人“皆知我国（后金）怕豆子，恐他以此用计，多寻出痘孩子置于道路间”。
1640年，五月，皇太极派多尔衮出征，按理，多铎应出城相送，然而他却躲在家里玩乐。皇太极发现后，很生气地说，我也在“避痘”，但还是到现场相送，而你居然假托“避痘”，携妓在家开Party，这还是兄弟吗？
越怕啥，就越来啥。入关后没多久，多铎就真的染上天花身亡，年仅36岁。
多铎不是满族皇室唯一的中招者。礼亲王代善有3个儿子、1个外孙死于天花。英郡王阿济格的两个妻妾，均在北京城感染天花而亡。顺治帝，24岁时死于天花。
当时在京的史学家谈迁说，满人自入北京“多出疹而殆”。顺治的第三子玄烨，命大，出疹而不殆，去鬼门关走了一遭而痊愈，获得天花免疫力，于是被立为皇位继承人。
年轻时的康熙帝玄烨，脸上有天花留下的麻子。
天花病毒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汉将马援兵讨交趾国（今越南）时，由战俘带进来的。到了十五世纪，由于交通日益发达，世界人员往来密切，天花才开始在中国广泛流行。
爱新觉罗家族虽然被天花搅得一片惊恐，但他们建立的帝国总算延续了下来。而且在长了一脸麻子的康熙帝的带领下，走向强大。放眼世界，很多帝国却未如此幸运。
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相传正是因为天花的肆虐，无法加以遏制，最终国力衰退。
同样命运凄惨的，是“被发现”的新大陆——美洲。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美洲人口稠密。到1523年，意大利探险家乔万尼·维拉扎诺抵达卡罗莱纳，向北航行寻找从北面绕过新大陆抵达亚洲的方式。一路上他注意到海岸线“人口稠密”，到处都是原住民的篝火。
接下来将近一百年里，不断有来自欧洲的船只抵达新英格兰一带从事捕鱼和贸易，所有的船只都汇报说新英格兰原住民人口众多、防守严密。仅有的几次殖民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原住民愿意贸易但并不欢迎长住，很多殖民者被杀死，剩下的都逃回欧洲了。
天花，无意中成了欧洲殖民者的帮凶。西班牙人攻击阿兹特克人时，天花也伴随着入侵者传到了墨西哥，致使当地人感染天花。
起初的入侵者凭借火枪攻击阿兹特克人取得胜利，但因为人数较少，阿兹特克不久就占据了优势，将西班牙人驱离出城，入侵者落下的各类物件被阿兹特克人当作战利品。
不巧的是，其中一些物品，比如毛毯等，可能包含一些残存的天花病毒，引发了阿兹特克人的感染。这场战役的统帅以及许多士兵遭遇天花而亡。
这一历史不久也在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时重演。印加帝国国王忽然死于天花，来不及选定合法继承人，帝国统治摇摇欲坠。西班牙人皮萨罗顺势率军攻陷了这个帝国。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殖民者将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原住民当礼物。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真的。天花的死亡率在美洲原住民中高达90%，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散播天花病毒，成为殖民者的战略。
贾里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中提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疾病在美洲殖民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旧大陆有漫长的家畜饲养史，拥有和多种病原体“斗争”的经验，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而新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畜，因此不但面对旧大陆疾病不堪一击，甚至拿不出像样的疾病反攻（唯一可能来自新大陆的重要疾病是梅毒）。
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最早的天花“疫苗”。
中国人应该感谢“疫苗”，才不至于在最早的殖民浪潮中亡国。而爱新觉罗家族，也是凭借“疫苗”，才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尽管，那时候预防天花的“疫苗”还未出现，只是功能相当。这种方法被称为人痘接种。
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史》中认为，中国的人痘接种肇始于16世纪中叶的明代隆庆年间。
一般有两种方法，旱苗法和水苗法。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种痘者鼻腔中。水苗法则是将患者痘痂加入人奶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
这两种方法都是让种痘者先患上轻度的天花，出过疹子后精心护理，直至病症消失，就相当于得过天花，从而获得了天花病毒的免疫力。直到20世纪初，这些接种法还在江苏等地被使用。
满洲人畏痘如虎，一开始对天花的预防并无认识，只是一味消极地躲避。后来才发现，躲，并不能解决问题。
天花流行造成的八旗人丁死亡率高得惊人。康熙帝对此记忆犹深，他的童年一直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之下。他晚年回忆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因为童年患天花的经历，康熙帝对抵御天花的态度很坚决。皇太子胤礽5岁时染上天花，经过擅长治此病的傅为格诊治而愈。后，康熙帝将傅为格调入京，给未出过花的其他皇子种痘。
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官方全面对天花实行积极性的预防措施。接种人痘，在当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预防效果。
康熙帝成为种痘法的帝国头号推广大使，从宫中一直推广到民间，推广到漠南、漠北蒙古各部落，从而大大减少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发病率。他还降旨，让太医院专门设立痘疹科，广征各地名医前来供职。北京城内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
在康熙帝的推动下，清代朝野对天花的防治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康熙帝后来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英国人对抗天花的历史却显得有些“偶然”。这种偶然性，来自于最早在英国宣传人痘接种法的，竟然是一名女文青——陪丈夫出使土耳其的玛丽·蒙塔古夫人。
1717年，她在给闺蜜的一封信中说，无情蹂躏英国的天花疫情，在土耳其因为人痘接种技术而猖蹶不起来。
据统计，整个18世纪，欧洲有上亿人口死于天花。当一种传染病凶猛到这种程度，两名欧洲女性在信中讨论这个病种，也就不奇怪了。
传统历史学者认为，土耳其的人痘接种技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事实上，这可能只是一个误会。因为土耳其的接种法，跟中国完全不同。
蒙塔古夫人看到的人痘接种过程是这样的：医师（一般是土耳其当地经验丰富的老妇人）提取罹患天花病人身上的已然成形的脓包物质，然后将特制的手术用针浸润其中，使之与天花病毒充分接触。医师会在被接种者手臂三角肌或前额实施接种，待接种完成后，通常会将煮熟的米饭磨浆，并覆盖在接种部位上。
这套技术，更接近现代的接种理念，估计最早是从印度传过去的。
一年后，1718年，此时是中国的康熙五十七年。如同康熙帝当年决定给皇子们进行人痘接种一样，蒙塔古夫人决定为年仅5岁的儿子爱德华·蒙塔古进行人痘接种。
在公使使团随行医师查理·梅特兰的配合下，由一名经验丰富的痘娘主刀对小爱德华进行了人痘接种。虽然因为接种痘娘紧张而造成小爱德华不必要的疼痛，但整个接种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小爱德华在术后出现了短暂的发热和出痘等接种临床不适反应，但症状很快消失，身体得到恢复。
蒙塔古夫人回英国后，开始宣传土耳其的人痘接种技术，尤其是在爆发于1721年的天花疫情中，不遗余力地推广这项预防技术。
这项推广，后来得到英国王室的支持，6名死刑犯作为临床对象，进行了人痘接种试验。有25名医学界的专家观摩了整个手术过程。试验效果很好，作为回馈，这6名囚犯后来得到了特赦。
不过，英国推广人痘接种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引发担忧。1724—1727年间，已知897名天花接种者中，有17人死亡。这引起了英国皇室和政府对人痘接种负面作用的高度重视。1728年，英国议会甚至公开宣布天花接种是一种危险行为。
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验，用牛痘代替人痘，改造成牛痘法，在人体上试用，获得巨大成功。但是，牛痘接种早期也受到广泛的抵制，人们相信，牛痘接种会引发梅毒疫情。
一直到1860年代，“牛痘苗”出现，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疫苗来了。因为基本上无危险，“牛痘苗”很快成为世界各国预防天花的有力武器。
英国医生琴纳，牛痘接种技术的发明者。
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的时候，中国所谓的康乾盛世正好落幕。但是，在预防天花方面，这个老大难帝国仍然保持与世界接轨。
1805年，也就是牛痘接种法诞生的第十个年头，一个葡萄牙医生将牛痘法传到澳门，东印度公司的船医皮尔逊进而将之带到广州，于是中国开始种牛痘。
当时，广州出现了第一批牛痘医，邱熺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在著名的《引痘略》中阐述了种牛痘的方法与优点。《引痘略》出版后，正值我国天花猖獗之时，各地纷纷翻刻此书，派人来广州学习此术，引疫苗回乡，效仿广州举办牛痘局。
牛痘接种逐步取代了中国之前采用的人痘接种。牛痘防疫所到之处，天花无处藏身。这种困扰了明清两代的烈性传染病，终于得到了相对有效的控制。
与此同时，英国在干一件更大的事。19世纪中后期，英国实行了强制免疫制度，通过立法手段强制国民接种天花疫苗。
这对于全面、彻底遏制天花传染，应该是一项利其国利其民的公共卫生政策。不过，英国人想得更远，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舆论，认为强制免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的个人自由构成了威胁，从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社会辩论，掀起规模宏大的反强制免疫运动，要求政府尊重个人意愿。
想想就知道差距，人家19世纪就在反思强制免疫制度的危害，而我们21世纪了，连一针疫苗的有效性都无法得到国家的保障。
到20世纪初，鉴于天花已得到有效控制，英国政府最终废除了强制免疫制度，允许民众根据个人意愿决定是否接种天花疫苗。当初的质疑者，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牛痘疫苗接种。
而中国，在20世纪初，由于内忧外患，防疫体系的建立并不完善。天花始终未能被真正消灭。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花感染形势依旧不容乐观。1950—1951年，我国报告天花病例仍有1.1万多例。1950年10月，国务院签发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卫生部公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中国居民一律免费普遍种痘。
1949年至1952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接种牛痘达5亿多人次，占当时全国总人口80%以上。
全民种痘政策的顺利实行，使得天花病例数急剧下降。1952—1958年间，全国天花病例数从10万多人锐减为300多例。1959年，只有新疆、四川及云南3个省内发生病例，且多为输入性病例。
随着1961年我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的痊愈，中国境内再未见天花病例。
在世界范围内，1967年，全球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消灭天花的活动。
到198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成功消灭天花。这样，天花成为最早被彻底消灭的人类传染病。
回过头来看，人类与天花的斗争史，除了接种方法的改进、疫苗的发明等技术因素起到制胜的关键作用，还有什么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很明显，有一点很重要：至少，注入人体的牛痘疫苗是真的！
如果假疫苗在一个大国泛滥，种痘就成了一种无效的集体行为，天花的爆发或许会在某个时刻取代它的灭绝。所以，没有假疫苗，这一点太重要了。
简单说一说民国。民国的防疫体系跟现在比，硬件差得很远，但人家对疫苗的监管和防控却很有效。整个民国时期，现在能发现的制售假疫苗案件，仅有一例，发生在1933年。汉口市政府雇佣的一名注射防疫针助手，利用职务之便，伪造霍乱疫苗，对外贩卖。尽管量不大，但犯罪嫌疑人后来被判了五年徒刑。
利益会让人失去道德底线，任何时候，对这种人就应该重罚，不应罚点款了事，更不应指望让他摸着良心反省。这种人，天生没有良心。
现在，天花病毒只保留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实验室中，供研究使用。这是世界上最后的天花病毒，真的很像当下的一个隐喻：它就像一个潘多拉盒子，在考验人性与制度。如果欲望得不到遏制，制度漏洞百出，那么，它总有一天会被放出来，人类消灭天花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而眼下，悲愤的事情已在发生。
我们恐怕再也无法像消灭天花一样，消灭任何一种流行病毒，不是因为社会对强制性免疫制度的抵制，而是因为，在一个大国，无效疫苗一次次被当作真疫苗打入人体，而我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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